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野狗吃红了眼，到处都是女人的哭声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上海展开了新一轮的进攻，淞沪会战也是在这一年打响。战事胶着之际，日军进行了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时，中国军队就已经不堪重负，战局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1937年11月8日，中国军队如螳臂当车，再也无法扭转战局，宣布撤离。四天后，上海沦陷，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兵分三路进军南京。

　　

　　这一次，是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是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没有人阻止得了这群野狗。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说：“日军的集体屠杀有28案，共屠杀19万余人，日军零散屠杀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死亡人数达30多万！”

　　

　　是的，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在野狗的疯狂肆虐中，30万条生命悄悄消逝，能记得他们的，唯有那些幸存者。

　　一些幸存者的战后叙述

　　第一位：杨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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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的杨静秋还很小，小到已经对很多事情记不清楚，后来的事情都是听哥哥说。哥哥说，那天来了很多大卡车，上面全是日本人，还有狗，后来父亲看到他们就赶紧跑，父亲一直跑，他们就一直追，最后就被狗追上了。

　　再后来就传回了父亲死了的消息，杨静秋的母亲听完小产了，奶奶也去世了。

　　开春后，一家人的生计没了着落，只有杨静秋的哥哥挺起了小小的身躯，到日本人那里干活，扛包扛不动就要挨打，为了缓解家里的紧张情况，杨静秋那时一天只吃两顿，靠着喝冷水度过了无数难熬的日子。

　　第二位：陈德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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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天，日军打进城来就放了大火，一场火将天青街街头所有的房子都烧为了灰烬。

　　很多平民去帮忙救火，陈德寿的父亲也在其中，日本兵看到他们就把他们抓走做苦力，所以陈德寿的父亲也就再也没能回来。

　　而他们也当然不会放过老弱妇孺，大约早晨九点多钟，一个日本兵来到了陈德寿家，陈德寿的母亲正怀着身孕，只剩姑母还能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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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女人哪里是男人的对手呢？又何况是一条野狗？

　　鬼子把陈德寿的姑母一直往外拖，姑母也一直拼命反抗，鬼子不耐烦了，就朝着姑母的大腿刺了一刀，接着又往身上刺了五刀，看到姑母的身上鲜血不止，这才得意的离开。

　　鬼子走后，姑母只对奶奶喊着：“妈，你给我端碗糖水来吃吃，我疼死了。”等奶奶端来，姑母已经死了。

　　第三位：余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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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入侵南京时，他才10岁。他只能从门缝里偷偷看，看外面的人一个个死去，直到轮到他们家。他的舅父作为一家之主，又体格强健，因此稍有自负地说：“没事的，男的不会有安全问题，你们先躲进地洞里。”

　　谁知道日本人才不分男女老幼，余昌祥就眼睁睁地看着舅父被鬼子用刺刀捅了进去，他说：“舅父被捅了七刀，打了两枪，肠子都出来了。”

　　第四位：杨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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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当时正在读小学四年级，本应有个幸福的童年，灾难却在那一年将她的人生改写。日军占领南京前，他们一家躲进了大方巷难民收容所。

　　那里被称为“国际安全区”，杨翠英一家本以为那里会很安全，谁知道12月14日的下午，日本兵还是冲进了他们藏身的难民棚。

　　她的父亲和舅舅被当做中国士兵抓走，因为日本兵在他们手上摸到了老茧，就这样，杨翠英失去了父亲和舅舅，为了活命，小女孩只好剃光了头，脸上抹上锅灰，这才幸存了下来。

　　第五位：岑洪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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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说那时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是死人，他和家人就只能往城墙洞里躲，逃跑的过程中，他5岁的妹妹被日本人打中了，子弹从下巴穿了过去，岑洪桂就背着她走，血一路流，她说‘哥哥你脊背淌血了’，但是哪来的血，都是她的血。

　　后来，妹妹死了，岑洪桂也被日本兵丢进了火海，连同他未满2岁的弟弟。岑洪桂幸运一些，跑了出来，但是弟弟却没能出来，弟弟明明就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日本兵却不允许他抱出来，岑洪桂说：“弟弟就一直哭啊，一直哭，过了一会就没声音了。”

　　第六位：常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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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沦陷时，正值寒冷的12月，他们一家八口人都躲到了内桥南面的王府园。

　　第二天，天刚亮，一家人正准备离开，就听见外面“噼噼啪啪”的子弹声，他们害怕极了，常志强的父亲也在那一瞬中弹身亡，母亲也被鬼子刺了一刀倒在地上，但她的怀里还紧紧抱着常志强的小弟弟。

　　亲眼目睹双亲被杀害的常志强吓晕了，醒来后就只剩下他和母亲还有小弟弟活着，小弟弟还在吃奶，他不懂母亲要死了。常志强的妈妈就那样看着他，嘴巴张得大大地想要说什么，但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眼泪直掉，最后头一倒，常志强的妈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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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弟弟也死了，死之前他还趴在常志强母亲的身上吃奶，奶水、泪水、鼻涕结成了小冰块，他们就那样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幸存者们每一句战后回忆，都将他们的心底再次撕裂，有的人忍不住痛哭，有的人又想念起了自己死去的亲人，有的人再次被阴暗的囚笼困住。

　　无法想象他们所遭遇的痛苦，也无法想象那30万同胞死去时的哀嚎，野狗铺天盖地地在他们的身上撕咬，眼珠子都变成了红色，布满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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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只追着杨静秋父亲的狗，真的是狗吗？是催命符，是武器，不是狗，狗后面的人才是狗。

　　就像陈德寿姑母喊着“疼死了，要喝糖水”时，没有人会知道她有多么痛，又有多么想再喝一次母亲煲的糖水，她只是永远地留在了1937年，那个南京冰冷的冬天。

　　还有那个可怜的宝宝，他才刚刚降临人世，记忆中最后留下的也只是地狱的样子。他不会明白，妈妈怎么不动了？怎么不再用她温暖的大手抱紧我了？妈妈的奶水怎么也变成了冰。

　　

　　一切疑问随着30万同胞的逝去，化为了愤怒，直到今天依然有无数的幸存者在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发声，他们将自己的伤疤揭开，袒露给世人，只为让野狗的罪行现世，只为让死去的同胞瞑目。

　　一位幸存者的故事

　　潘开明，祖籍南京，他家世世代代都居住于此，他也对南京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年幼时便早早离家外出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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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岁时，他来到了南京水西门，这里有一家陈友记理发店在招学徒，潘开明怀着满腔热血接下了差事，白天做学徒，晚上再去赚一份外快，靠着拉人力车填补家用。

　　日子虽然清贫却也有奔头，他感觉着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军，却没想到噩梦在一瞬间降临。

　　1937年12月，街坊邻居都在讨论着“日军要打进来了”的话题，伴随着激烈的讨论，“逃与不逃”成为了关键。

　　

　　街对面的裁缝铺老板说：“日本人杀起人来可不眨眼，甭管男女老少，一个都别想逃过，我劝你们还是早点逃出去。”

　　隔壁的汤粉店老板娘说：“日本人算什么？能不能攻破南京都不好说，说不定打不过守军，他们就撤退了，这儿是我的根，我绝不离开！”

　　大家听着这样的话，纷纷表示赞同，中国人一直都有着很深很强的家国观念，因此，大家都未远离避祸，到了日军真的攻破南京之时，城里百姓根本来不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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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转眼来到12月12日，南京的天空早晨时还是一片清明蔚蓝，街道中商贩的叫卖声、孩童的逗笑嬉闹声、喧闹的集市却也成为了南京最后一幅美丽的画卷。

　　一架架轰炸机伴随着轰鸣声驶入南京上空，南京城内顿时炸开了锅，大家叫喊着、逃跑着、躲避着，他们知道轰炸机的厉害，只有赶紧找个防空洞才能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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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野狗哪里会给人逃命的机会呢？一颗颗炸弹从天而降，落下时总会溅起血的浪花，断肢残体飞舞在空中，所谓伏尸百万、血流成河，想来也不过如此。

　　潘开明说到这里，哽咽了一声说道：“很多人被炸断了腿逃不了，只能在废墟中哭喊着救命，但那时候自保都很难，谁还有能力去救别人呢？”

　　一颗接一颗的炸弹无情地落地，在这片土地上炸开了花，潘开明只能迈着腿不停地跑，终于他跑到了一处“避难所”。这里是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住的是一个洋人，“日本人总不敢打到洋人住的地方吧？”潘开明边想边往里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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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去后才发现，这里也有许多和他一样想法的人，大家相互依偎着，有的孩子还在瑟瑟发抖。

　　就这样，这群人躲过了日军十二号飞机的轰炸，却没躲过日军残忍的虐杀。

　　第二天，潘开明听到外面没有了轰炸声，就想出门看看情况，却没想到日军就在外面，几个人不由分说地就将潘开明按住踹了几脚，把他强行拖到了华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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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四周密闭，连窗户都没有，房间内还有七八个与潘开明一样的年轻男人，一番询问后才得知，原来洋人都已经被日本人带走了，他们也被抓了进来。

　　所有华侨招待所中，那些想要来避祸的女人和孩子们，也没能躲避这场灾难。“他们冲了进来，看到女人仿佛野兽一般，直接当着老人孩子的面就......”那几个男人实在说不下去，只好打住。

　　没人能想象那些女人是怎样痛苦的嘶吼，除了那些亲历的幸存者们。过了几天，潘开明和那几个年轻人都被抓了出去，每个人的手都被绳子反绑起来，捆在了一根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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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走出门去，许久没有看过外面的天空，白日的光亮的刺眼，潘开明半虚着双眼，缓慢地适应了光线后才发现，门外早已是尸横遍野。

　　尸体一个个堆在一起，日本兵还在旁边用刺刀检查着有没有幸存的人，若是有人还在动，他们就会再补两刀，鲜血喷涌而出，只剩下日本兵的狂笑。

　　大伙只能并过头去，跟着队伍缓慢行走，这一行足足有几百人，潘开明夹在中间目睹着过往的场景：除了那堆尸成山的道路，还有墙角蹲坐着赤裸的女人，她们哭泣着、嚎叫着，控制不住地撕扯着自己的身体，身上满是伤痕，有日本兵击打的，也有她们自己抓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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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沉思的潘开明也在瞬间被一阵“鞭炮声”拉回了现实世界，仔细一看才知道，这哪里是鞭炮声呢？分明是机枪在扫射啊！

　　绑在一起的中国人开始一个个倒下，潘开明慌极了，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此死去，很快，他也中弹了，他也跟着倒在了地上。

　　恍惚间，他看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向自己招手，笑容还是那样的慈祥，或许他就要去见他们了，比起南京的地狱修罗场，去见他们又有什么不好呢？

　　死里逃生，忍辱负重

　　夜幕降临，整个尸山一片死寂，潘开明也被“丢”在了这座山中，月亮的光照在了他的脸上，他在一瞬间苏醒。潘开明缓缓坐起，看着周边的尸体，心里一阵翻涌，定惊后才知道自己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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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解掉手上的绳子，准备站起身时才发现黑幕里还坐着几个男人，他们也和自己一样是幸存者，只是被绑住了无法动弹。

　　潘开明连忙过去帮他们一一解开，交谈之间才知道他们也中了弹，伤势很重，只是都没伤到要害，这才活了下来。同时，潘开明还细心地发现，他们虽然能够沟通，但也听得出各有各的口音，所以他猜想，他们肯定都是当兵的，这才会来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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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几人搀扶着离开了尸山，那几个当兵的说自己打算离开这里，问到潘开明，潘开明却犹豫了。

　　“我是南京人，外地我也不熟，现在哪里都是日本兵，再被抓住就没这么幸运了，你们走吧，我不走了。”听到潘开明这样说，他们也不再相劝，只是丢给潘开明一件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棉衣给他御寒，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潘开明也朝着相反的方向，一瘸一拐地走着，他的身上都是血，只不过是那些死去的中国人的血，他换上了那件棉衣，继续向着有人烟的地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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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到城里还有自己的姑姑，那是自己最后的亲人，不知道她还活着吗？潘开明还是想去见她一面。

　　但走着走着，潘开明就遇见了四个扛着枪的日本兵，看着他们嘚瑟的样子，潘开明的心中悲愤丛生，但为了活下来，他还是选择了忍辱负重。

　　潘开明站在桥边对他们弯下了腰，日本兵看到他鞠躬也十分得意，有一个日本兵还是拦住了潘开明，示意他伸出双手，他们抓着潘开明的手又摸又瞧，潘开明知道，他们是想看他手上有没有握过枪的老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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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开明只能老实地站着，任凭他们检查。检查完后，一个日本兵用蹩脚的中文问道：“你，出来干嘛”

　　这一问把潘开明难住了，潘开明只能笑着说：“家里没粮食了，想着出来给日本先生做点事，换口饭吃。”一边说，潘开明还做出挑担子的样子，引得日本兵们哈哈大笑，看得出来日本兵们对他十分满意。

　　潘开明别无选择，心中即使满腔愤恨，在此时也只能暗暗地握紧了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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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开明说：“他们最后给我写了五个歪歪扭扭的汉字‘苦力使用过’，然后还有一些看不懂的日文，我知道这会是我的保命符，但最后这也成为了‘呈堂证供’。”

　　恶魔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忘记南京人民所遭受的恶行，他们将日本战犯告上了远东军事法庭。

　　日本方一开始对外宣称：“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战争伤亡。”

　　

　　一句话将全民怒火点燃，许多正义之声在各国响起。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站出来发声：“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而这位美国牧师也将1937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像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唯一的珍贵录像，也成为了证明日本所犯罪行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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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的美核袭广岛领航员西奥多·范·科克少校评论：“日军在巴丹死亡行军、南京大屠杀和偷袭珍珠港时何曾考虑过道德？”

　　还有一位随军记者的报导也证明了日军的暴行，报导称：“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

　　除了这些，我们还有无数的幸存者站出来作证，与其说他们是幸存者，倒不如说他们是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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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英，当时身怀六甲却与3个日本兵搏斗，被刺了37刀后，在鼓楼医院救治时留下影像资料，所以，她是人证。

　　崔金贵，亲眼看着慈善团体崇善堂收尸埋尸，并且看到他们埋尸时有计数，所以他成为了“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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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淑琴，全家上下9口人，死了7人，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她死去的家人成为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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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潘开明那张歪歪扭扭的“保命符”，还要什么证据才能证明他们的罪行呢？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将罪行指向了日军，他们无力辩驳，最终，远东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半漫长的审讯，在1948年11月4日上午宣判。判决书长达1218页，每一页都写着野狗们的犯罪经过和犯罪事实，裁判长也宣读了8天，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一次，野狗们被定罪，南京大屠杀的祸首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黎明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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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或许是一个交代，但却怎么也磨灭不了幸存者内心受到的伤害。

　　1994年8月，夏淑琴以战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参加了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她高声热烈地痛述着日军惨绝人寰的罪行，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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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名日本女性跪在我面前谢罪”夏淑琴这样说道“原来有这么多日本人并不知道当年的事情。”

　　“我多么渴望在吃一串外公外婆买的糖葫芦，再听一次爸爸妈妈的声音，就算是爸爸您对我的严厉训斥也好......”

　　这样的渴望再也实现不了，幸存者们内心的伤痛也无法抚平。我们能做的，唯有让国家强大，在每个人的心中播撒和平的种子，不再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