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权力的演进 十三 白银帝国 下

　　昔年，汉武帝征伐匈奴40余载，每逢大战不计步卒，仅骑兵便常出十数万之众。唐灭占据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从黄河中上游发兵，行军距离比明代从北方和东北边境发兵要远得多。从唐太宗朝到唐高宗朝，前后20多年，每次出征少则6万多则10余万，甚至海陆并进，以舰船出击。即便明太祖、明成祖二朝北伐蒙古，兵力经常也在十余万规模，多时甚至调动几十万大军北伐。明初明军就有三大营精锐，大炮、火枪和战马等装备并不比后世差。但彼时明军出征除了依赖精锐，依旧要仰仗数量庞大的军队作为支撑。然而明中后期征朝鲜，空虚的国库只能支持区区4万兵力远征朝鲜。如此单薄的军力，想来要是被朱元璋、朱棣父子知道，怕是二人的棺材板都压不住。

　　朝鲜之役耗光了明太仓库数年来700万两白银结余，万历帝不得不另从皇家私库内帑[tǎng]出钱支付军费开支。万历三大征总计消耗1100万两白银，极大损耗了明朝国力，辽东军力同样也遭到损失。按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万，至万历28年（1600年）只剩4万，也就是说减少了60%。大幅减员还在其次，李家私兵精锐损失才最为致命。朝鲜之役时明军尚可依靠精锐抵挡数倍于己的日军，但万历三大征后明军无论数量、质量都严重不足。也正是这一原因，原来一直配合李成梁父子管控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才敢起兵反叛。也让中日战争仅过去20年，明军便在萨尔浒之战被后金完败。

　　在那场后金立国之战中，明军以20万精锐攻击后金6万人，被逐一击破，由此可见20年时间明军精锐的水平沦落到什么地步。当年4万明军打15万日军尚能逼退敌军，如今20万打6万，还另有高丽兵助战，居然被完败。此战明军被歼5万，仅占明军总兵力1/4，但却让明王朝从此丧失辽东战场主动权。反观早先的朝鲜之役，明军最终出兵8万，伤亡3-6万，战损并不弱于萨尔浒之战，却远没有萨尔浒战后那样严重的影响，进一步印证了明末军队实力的快速下滑。

　　有明一朝始终无法有效管理并利用商业，但利益自会有人接手。

　　明代随着商业发展，各地陆续发展出商帮，比如与关外蒙古等地贸易皮货、盐、茶的晋商，在两淮、浙江地区经营盐、茶和文房四宝的徽商，海外贸易兴起后远赴南洋的潮汕商帮。如今北京老字号六必居就曾是明代晋商产业。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不受管控的商业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近些年一些商人将资产和信息数据转移海外，或者偷逃税款。中国商人移民海外，将公司注册地改为群岛并以此避税，美国富豪也同样会因为更低的税率移民东南亚。因谋取商业利益导致的诸多问题在明末商人中也同样出现过。

　　在后金崛起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得到大量关内商人的帮助。虽有明政府经济封锁，但通过许以商人特殊待遇和丰厚利润，后金在关外依旧得到了极为紧俏的粮食、火药甚至火炮。在古代，东北地区虽有粮食种植，但产量并不高，东北农业发达是近代以后的事。故而粮食采购，对不断崛起且辖下人口剧增的后金政权极为重要。通过内地商人的帮助，努尔哈赤不仅得到大量稀缺的战略物资，还对大明境内各关卡情形，甚至各地守将名字都了如指掌。一味埋头于农业的明政府遭到了商业的背刺。

　　在清统一战争中，中原商人常随清军出征，提供粮食等军需物资，一些人甚至还得到专属经营特权。由于长久合作，清顺治帝将其中一些商人封为“皇商”，拨归内务府管理，专门负责满清皇室采购事宜。

　　清代皇家和商人的合作至少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康熙59年（1720年），清军征准噶尔部，战场大致位于今天新疆。此次出征路途遥远，且经过沙漠，军粮运送极为困难。此时，商人范毓挺身而出，凭借早年经商时对道路熟悉，自请为清军以低于当时市价3成的价格输送军粮。至乾隆朝，范氏数次随军运粮，每次都按时送达。途中如遇天气、兵匪等变故，所受损失都自行承担，范氏前后共为清廷节约数亿两白银。雍正7年（1729年），朝廷赐其太仆寺卿，用二品官服，范毓也因此成为进入《清史稿》唯一商人。

　　权力和利益永不会落空。在陆地上，明朝政府无法管控商人反遭背刺。对于承载着天量白银和货物的海上航线，明廷更加没有存在感。明代前期倭寇问题因海洋贸易而起，隆庆开关仅开月港（今福建漳州）一处港口，自然无法代替对漫长的海岸线的管理，海上走私甚至海盗问题依旧存在。

　　就在这时，明末中国沿海的真正管理者郑芝龙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早年在澳门和菲律宾与西班牙人来往甚密，甚至还接受天主教洗礼，并得教名Nicholas Gaspard（尼古拉斯·加斯巴德），不过很多人还是愿意根据他的小名“一官”叫他Nicholas Iquan（尼古拉斯·一官）。在万历朝无暇顾及海上问题时，他建立私人舰队。其手下既有东南沿海贫苦农民，也有日本人、南洋人甚至黑人。出于控制中日航线的需要，他与日本地方藩士松浦氏联姻，生下后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海上，他不仅打通日本到中国沿海直至南洋的航线，顶峰时甚至拥有3千船队和20万人的海上力量。

　　17世纪，荷兰是海上真正的霸主，其海军力量大体相当于英法两国之和的2倍。和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了海上马车夫在东方海洋的霸权。郑芝龙的海上力量与从西方远道而来的荷兰殖民者遭遇，在明政府的指挥下，经金门料罗湾海战将其击溃。自此，往来于东南沿海的商船都须向郑家缴纳年费3000两白银，即便是荷兰、英国等西方商船都不能免。从此，他在中国近海一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海上王国。

　　经此一战，虽然中央王朝打退了西方殖民者的军事冒险，但王朝管理者对于疆土的认知依旧停留在陆地领土。早先对于澳门一带出现的葡萄牙人，嘉靖朝就仅要求他们不得筑城，也不得设置炮台，对于周边领海却没有管理。崇祯年间料罗湾海战后，明政府依旧延续了这一陆权管理思维，由此导致战后溃散的数百荷兰人在台湾岛一隅得以合法定居。只要不筑城、不设军事设施明朝官员就不会再理会他们，这便成为日后荷兰殖民台湾的起点。明王朝军事上的胜利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失败。

　　金门海战暴露出来的另一问题是，西方殖民者的海军装备此时已远胜过东方海军。荷兰海军当时使用的是盖伦船（Galleons），标准型号长度46-55米，排水量300-1000吨，大型盖伦船排水量可达2000吨。荷兰人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加农炮，即红夷大炮，射程最远可达10里，每船载炮10座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明末军舰“大青头”（中国帆船的一种）长约10丈，不足30米，载重3、4千担（1担合100斤），常不足200吨。明军火铳射程不足3里，虽然郑芝龙采购了一些红夷大炮，但每艘船上仅船首和船尾各装备1门。所幸荷兰人此次只带来了9艘军舰，即便找来了其他中国海盗助阵，数量上也远不及明军和郑芝龙的联合海军。郑芝龙在海战中使用小船火攻，有效规避了己方劣势。尽管这次中央王朝靠数量和战术规避了装备和科技的劣势，但是几百年后的清朝末年，当英国殖民者再次来到东方时，中央王朝已无法再规避科技上的巨大劣势。

　　没人知道崇祯年间郑氏海上王国会带来多少收入，一些说法甚至认为郑芝龙每年的收益和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一样多。虽然我没有查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年收益，不过却找到其在万历朝末期所处的17世纪初叶的公司市值，大体折合今天的8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今天号称美股巨无霸的苹果公司只有2万亿美元市值，特斯拉和脸书则都不到1万亿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郑家控制东亚海上贸易后的大致收入区间。

　　依靠海上获取的巨额财富，郑芝龙在明末组建了一支庞大舰队。明末一艘10丈福船造价600两白银，进口红夷大炮明朝官方报价每门1200两，每船装备2座，如果再算上船上人员开支和其他费用，每艘船整体费用应在3000两白银以上。这样的大船即使建造1000艘，花费也不少于300万两。而郑氏船队巅峰时期则保有3000艘船和20万人员，打造这样一支船队的花费很可能在几百万两到上千万两白银的水平。这还没计算他自掏腰包，“每人给银3两、3人给牛1头”，将福建沿海数万贫民移民到台湾垦殖的花费。

　　朝明末年税收峰值仅为2000万两，这还是通过文人们声讨的“苛捐杂税”得来。一直被后人认为严重损耗明朝国力的万历三大征总计消耗1100万两白银，明末军费每年也仅数百万两规模，而郑氏海上力量的花费却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区间。依靠明朝放弃的海洋利益，郑氏海军军费规模得以和明朝军费开支大抵持平甚至可能明显超出。

　　反观明朝，由于财政限制，明末精锐关宁铁骑满编只有3万人，戚家军每次出战基本维持在数千人规模，西线精锐秦军也只有1万人，数量上远远不能和郑氏20万人的海上力量相提并论。

　　放弃海洋管理和海上巨大利益的明朝政府，不仅让自己越来越虚弱，也完全违背历史潮流。

　　就在后金利用商人不断壮大自己的同时，将财税牢牢绑在农业上的明廷则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境遇。明朝文官大多出自南方，尤其是江南，他们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利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以各种手段帮助江南抗税和逃税，故此明末江南纸面税赋与朝廷的实际到账经常会有较大差距。比如崇祯初年就曾查出浙江拖欠税银20万两。但朝廷一问，地方马上就说银子已经在路上了，并且其中8万两还像模像样地确定了解运日期，但最后实际只到了4万两，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明末天灾、民变叠出，北方主要发生在山西、陕西等地，这对依赖农业的明王朝打击特别大。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的是，明初山西以相当于河南3成的耕地面积，居然缴纳了北方最多的税粮。陕西耕地面积仅次于山西，但税粮缴纳在北方也排在第4，只落后于北方农田最多的河南。明末秦、晋两省的天灾和农民起义自然对明政府的税粮影响极为明显。几乎在同时，江南地区的饥荒进一步打击了明朝统治，让其捆绑农业的财税政策更加难以为继。前面我们说过，明朝中期以后，湖广和四川成为粮食主产区。崇祯末年张献忠入川也就给了明末粮食保障和田赋体系最后致命一击。也难怪明王朝最后时刻，大臣们仍旧在向皇帝讨要出兵的钱粮。

　　在中央王朝晚期，经济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着王朝事务运行。

　　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或许希望建立一个类似汉唐一般的帝国，他的很多功绩的确也可比肩前朝。西汉霍去病封狼居胥，东汉窦宪勒石燕然，唐代李靖、李勣[jì]亦有此功，明初蓝玉、朱棣也同样做到了。西汉初年为巩固集权统治大杀功臣，明太祖也是如此。汉唐等朝初年与民生息、鼓励农桑、兴修水利，明初仍旧如此。可以说，如果以强汉盛唐的标准来衡量明代统治的话，朱明王朝无疑是优秀的，康熙帝对朱元璋“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评价实属客观。

　　然而，时代变了。

　　从西汉初年到大明立国，中间相距超过1500年。即使以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时代的初唐盛世来算，也已经过去了700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中原农耕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过渡，生产力早已不是原来的样貌。

　　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日常生活中最直观的反映就是饮食。受限于当时低下的粮食产量，普通人每日只吃两顿，即使是处于统治阶层下层的士也大体如此。《战国策》中就说，“士三食不得餍[yàn]，而君鹅鹜[wù]有余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代底层官僚三顿饭都有可能吃不饱。先秦时代，饥饿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这一现象即使到汉代也没有改变，通常只有王侯才有条件享受一日三餐的奢侈待遇。例如汉文帝流放淮南王时，就曾在圣旨中明确说明待遇由每日三餐减为两餐。秦汉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一天能吃几顿饭不仅是经济实力的体现，甚至成为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只有皇帝才可以享受每日四餐的最高礼遇。所以那些想穿越到汉代的人一定要去王侯之家，在民间当侠客或许比较潇洒，可每日只两顿粗粮粥换了谁都受不了。

　　隋唐时代，农业继续发展，中原已开始从一日两餐逐渐增为一日三餐。由于农业产出的增加，多余的粮食让酿酒业大力普及起来，以至于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酒的作品。不过，唐代坊市依旧要宵禁，人们没有办法在夜间出门采买，晚餐很难准备得丰盛。宋代经济更为发达，又取消宵禁，夜市繁盛，大力推动了晚餐的普及。

　　汉唐虽盛，但经济却远较宋低下。宋代起，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粮食产量的提升，中央王朝得以让平民吃得上一日三餐，从而可以在温饱以外寻求更高发展。此时的欧洲，虽然人均GDP仅落后宋代100美元左右，但西欧平民从一日两餐跨越到一日三餐还要等到四、五百年后的近代前夜。中世纪的欧洲普通人每餐只能吃大麦和燕麦等作物加盐煮成的糊状物，有时甚至混入锯末。其成分虽然复杂但一定没有相对昂贵的小麦，至于肉蛋奶则只有贵族才有条件享用。就算这样粗粝的杂粮糊一天还只能吃两顿，能不能吃饱只有天知道。

　　我一直比较反对简单拿几个数据就来说事的做法。从一些学者统计的人均GDP来看，似乎欧洲和同时代的宋朝差距并不大，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别。但如果从吃饱饭的角度来看，当时东西方经济则有着巨大差距。如果两餐就能吃饱，那么为何汉代三餐是王侯特权，而欧洲在近代前夜也开始推广三餐呢？如果普通人连饭都吃不饱，那么即便经济指标再高又有什么意义呢？宋代平民能够做到粮食温饱，在当时的世界已是最先进水平，至于人类普及肉蛋奶则是近现代的事情了。

　　明代统治者并没有看到生产力在宋代已经产生质的变化，依旧照搬汉唐统治模式，只局限于上千年前四书五经的思维，依旧重农抑商，对商业大潮视而不见，不从宋元面向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经济政策中吸取养分，财税政策仍旧只与农业高度捆绑，这才让明代生产关系渐渐落后于时代。明廷也正是一直没有得到能量强大的商业支撑，从始至终国家财政始终处于脆弱状态。薄弱的财政问题传导至军事层面，便导致明朝立国不足50年就开始收缩边疆。缺钱的明军在对外战争中兵员长期严重不足，只能靠有限精锐以质量弥补数量的短缺，一旦军事失误损失一定数量的精兵便难再战。明军的疲软甚至让人忘记明王朝管理的是一个庞大帝国。

　　财政匮乏也让明廷一次次错失改革机会，让官员俸禄在前期纸币贬值和中后期白银贬值中演变为低俸问题，逼得明代官员们不得不贪。朝廷如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只能给官员加薪，但日常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根本不支持这样的改革，明代帝王只能默许官员贪污。反观后世财政相对宽裕的清代，雍正帝正是通过给官员加薪一定程度抑制了官员的贪腐之风。尽管增加了财政支出，但以雍正时代国家财政充裕，别说给官员加薪，就是工程浩大的圆明园也是这个时代开始兴建的。

　　“笨蛋，问题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

　　这是1992年比尔·克林顿在美国大选时，攻击谋求连任的老布什总统所采用的竞选口号。当时，即将结束首个任期的老布什在任内经历苏联解体，并主导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政治上，他以美国的胜利终结了冷战；军事上，美军不仅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还通过一场高科技战争震撼了全世界，并随后引发全球军事变革。然而，政治、军事双丰收的老布什总统，因未能控制财政赤字大幅增长，在后来的大选中败给民主党后起之秀克林顿。

　　克林顿的竞选口号也适用明朝。

　　汉唐时代经济水平低下，连一天吃三顿饭都算奢侈，基层官吏和士兵能吃饱就很满足。故而以农业为支撑，汉武帝的军屯、曹操的屯田和东晋、初唐的府兵制在保障军兵粮食温饱后都能维持兵制。依靠农耕经济，只要能让大家吃饱，王朝就可以用低收入将政府基层雇员的待遇维持在较低水平。然而宋以后经济高度发达，生产力大幅提升，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仍想捆绑低水平的农耕经济并让基层雇员也维持低水平薪资待遇，就是与时代严重脱节了。汉唐时代军事强盛依靠的是强大的农业实力，宋以后中原王朝逐渐疲弱，中原屡次丢失，本质上正是原有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王朝制度与新兴的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越来越不协调。

　　7、80年代国内日用消费品短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才能购买，鸡鸭鱼肉是普通人过年才能有的待遇，所以那时大家才都盼过年，年味自然很足。这时即便单位工资很低，但米饭和猪肉管够，那么很多人自然也会趋之若鹜，甚至会想办法带一点荤腥回去给家里人吃。没错，这样的工作在当时一般是大单位的食堂，而烧大锅菜的厨师在那个年代是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90年代大家工资几百块时，东南沿海的合资厂开一、两千块钱，就算加班大家也感恩戴德。可是，2020年沿海城市的企业大量加班还只给3000块，就算大谈狼性文化，也只能被现在的年青人大骂剥削员工的黑心老板。更严峻的现实是，现在一些沿海地区，对于每日坐班超过12小时的服装加工业，月薪1万依旧招工难。说到底，还是那句时代变了。

　　今天，我们的执政者提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把其作为当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明清统治者显然都没有这个觉悟，虽然两朝经济总量当时都处在世界第一的位置。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明清两朝，农业税可供挖掘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少征田赋朝廷穷到底掉，根本无法保障王朝在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基本建设；多征田赋底层人民受不了，遇到天灾农业减产农民就造反。要么缺钱朝廷崩盘，要么农民造反让朝廷崩盘。明清两朝都没跳出脱离时代的农业税陷阱，两朝农民起义规模也同样一浪高过一浪。

　　可以说，明朝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因财税问题灭亡的帝国，虽然明代税收远高过蒙元。更为严峻的是，中央王朝自明代起与世界大潮渐行渐远。明朝不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错过了大航海时代，清朝则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错过了工业革命。

　　回首中央王朝早期，集权帝制创立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

　　先秦时代，土地基本都掌握在诸侯等各级封建领主手中。战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争，封建领主控制土地的形势有所改变，包括秦国在内的一些诸侯通过向有军功的平民分发土地使国力获得大幅提升。秦始皇顺应时代发展，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将全国土地置于国家管辖之下，让大小地主和一部分农民取代诸侯等封建领主拥有土地，激发了广大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动力，使当时以农业为主要代表的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的汉高祖刘邦继续顺应时代发展，继承秦始皇取消春秋战国时代分封诸侯并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顶住了对手项羽大肆封王的压力，只封手下异姓功臣为级别更低的侯爵，继续抑制分封贵族控制土地。虽然他一时妥协，封韩信为齐王。但他坚持原则、顺应历史，最终扫除分封障碍。让地主和农民较彻底地取代诸侯获取土地，保住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解放生产力的成果。在秦末多年战乱后，他重视汉初中原地区依旧单一且极为重要的农耕经济，并用和亲手段缓和并搁置与匈奴矛盾，让农业和农民得以喘息。刘邦和他的后来者通过集权制让中央王朝得以充分调动全国力量，在几十年后与匈奴在军事上的竞争中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综合国力，并最终取得优势。

　　后来的汉武帝虽出身宫廷，但他敢于同匈奴开战。对于战争期间出现的财政危机，他勇于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通过盐铁改革筹集足够的资金维持对匈战争。在汉初屡受游牧民族袭扰的情况下，汉王朝有效保卫了国土安全，并在此基础上沟通西域，建立起与同时代罗马帝国比肩的东方文明。

　　1500年后，朱元璋建立明朝。军事上，他由南方统一全国，前无古人。政治上，他取消宰相，并为后来开创内阁和厂卫制度做好铺垫，这样的创新精神和改革精神古代帝王难以有之。以汉唐中央王朝的脉络来看，他无疑是极为成功的。然而，他忽视商品经济，违背历史潮流。从这点来说，即便朱元璋与刘邦同样以微末起家称帝，却有云泥之别。

　　其后，无论是永乐帝，还是仁、宣等帝王，都没有像汉武帝那样继续顺应时代，通过对内政和经济改革强化国力，他们无疑都是不称职的。

　　没能做到与时俱进，是明清两朝的致命伤！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中国古代文官们编纂的历史来看，明朝无疑是成功的；但从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明清两朝都是极为失败的。与时代大潮渐行渐远的中央王朝不管是建立内阁还是后来改进成军机处，不管是进行张居正改革还是后来雍正朝摊丁入亩都已无济于事，他将在未来不得不面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降维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