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高校西迁 知识分子采录少数民族民间故事

　　20世纪初期，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在中国乡村十分盛行，民间故事也逐渐被学人记录下来。然而这些记录还停留在记录讲述人讲故事的语言部分，对于与民间故事讲述相关的其他活动则几乎没有关注，而这些活动及情景其实是故事意义生成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开始探讨民间故事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初，中国学人开始从学理上探讨民间故事的价值和意义。1923年9月30日北京大学主办的《歌谣》周刊第26期上刊载了“歌谣研究会”的宗旨。宗旨写道：“本会事业目下虽只以歌谣为限，但因连带关系觉得民间的传说故事亦有搜集之必要，不久拟即开始工作……选录代表的故事，一方面足以为民间文学之标本，一方面用以考见诗赋小说发达之迹。”

　　很显然，当时采录民间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接续民间文艺的传统，为了寻找文学的源头和文学的发展轨迹。这一时期，不少学人十分关心民间故事采录的真实性。1929年刘万章的《记述民间故事的几件事》阐述了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原则：“我以为我们记述民间故事的，对于故事流传的空间，一定要明白地写出来，这不但(将)那个故事的特质表现出来，并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异同。”周作人说得更为明白：“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大凡科学的记录方法，能保存故事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价值。”这些表述都强调了对民间故事流传地、讲述空间以及讲述言语的记录，强调了民间故事真实记录的重要性。

　　在现代科学精神的倡导下，很多学人开始从事民间故事搜集、采录，并将其编辑成书，诸如张清水的《海龙王的女儿》(1929年)、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1929年)等。其中，以“林兰女士”为名编辑的近40种“民间故事”丛书，影响了海内外学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认识。这个时候，人们渐渐意识到民间故事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建构的意义，之于文学发源与流变的特殊价值。

　　抗战时期，仍有大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坚持采集整理民间故事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萌芽状态”的文艺，鼓励他们到基层，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学习民间文艺，搜集民间文艺。20世纪40年代，延安掀起了采录民间故事和在其基础上创作文艺作品的热潮。当时的晋绥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农村，逐渐地开启了采集与整理民间故事的工作。1945年以后，接续出版了《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地主与长工》三个民间故事集。

　　同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尽管战乱不已，仍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西南的彝族、白族等地区调查，在此过程中采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比如，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就收录了他们采集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63篇。当时采集这些内容的目标并非采录口传叙事，而是学者们在做民族生活、历史和文化的调查时将民间故事视为民族文化传统而纳入记录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间文艺的发展更为重视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5年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便于1950年宣布成立，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民间文学工作。采录民间故事的活动成为当时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自1954年开展的全国民族识别和民族五种丛书的写作，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被采录上来，为新中国民间故事的理论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由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尽管不是以采录民间故事为主，但是，因为民间故事被视为民族传统和民族身份的重要内容而被记录下来，这些故事有的为了解释某种风俗习惯，有的讲述了人们的某种生活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民族识别过程中记载下来的故事具有身份的属性和解释的功能。

　　1956年，我国政府先后对蒙古、藏、维吾尔等3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了社会历史和语言普查，至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此次普查大致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当中搜集到的许多民间故事也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元素之一。这些采录的民间故事成果集中体现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中，它按民族立卷，共29种。1995年又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全书共分16卷，精选了全国56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2500篇，参与讲述、搜集、整理和翻译的人员达7000余人。这个阶段搜集的故事集中展示了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却忽视了民间故事传承人及其讲述活动。

　　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历经近20年，动员人力数以万计

　　1984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搜集和编纂工作历经了近20年，动员人力数以万计。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讲述人在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中的特殊功能则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搜集工作要求搜集工作者要事先了解清楚采访地有哪些有才华的故事讲述家，迅速准确搜集线索和采访对象。要求搜集工作者要尊重被采访者，爱护被采访者，不能不顾他们的时间、情绪和体力条件无休止地一味进行采访。采录时要考虑表演者的年龄、性别、心境、忙闲、健康、爱好等诸种因素。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搜集工作要求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三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科学性是三性的核心，强调在讲述的同时当场记录，根据回忆来记录作品被认为不是搜集工作的科学方法。要求“讲什么、记什么，怎样讲就怎样记”“逐字逐句地记，全面地记”“遇到一次搜集一次，同样认真记录”。采录的每篇作品要记录讲述者和表演者的姓名、民族、年龄和出生年月、出生地及移居地、文化程度、职业，作品的记录地点、记录人姓名、记录日期等。对记录细目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故事讲述情境的再现。这次的民间故事采录具体篇数至今没有详细统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在后记中谈到，短短几年中，他们通过普查收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达73万件，其中故事16万余篇，编印的故事资料本就达104种。由此可见，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民间故事采录活动。

　　像“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类大规模的民间故事采录工作和成果常被国人引以为自豪，但是，相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纷呈的中国来说，它仍不够全面、不够系统。很大程度上只是口头语言的载录和转换，并没有把故事当作生活的部分或者活着的传统来看待。此外，有些故事的语言表述分不清哪些是讲述人的，哪些是记录人的，哪些是整理人的。这些均给这次史无前例的民间故事采录活动带来了无以弥补的损失。

　　受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影响，在台湾，一些热爱民间文学的人士也开始着手搜集、采录和编辑台湾民间文学的资料集，其中民间故事领域里要算陈庆浩、王秋桂于1993年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最为显眼。该故事全集达40册，以20世纪近70年海内外出版发表的民间故事为主要选取对象。此外，同时期出版的还有，由胡万川担任总编辑的《台中县民间文学集》(26册)，由金荣华主持采录并出版的《台东卑南族口传文学选》(1989年)、《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1995年)、《金门民间故事集》(1997年)等。

　　进入21世纪后，20世纪前半期的讲述人相继离世，年轻的讲述人离开故土

　　21世纪，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严重冲击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20世纪前半期的讲述人相继离开人世，年轻的讲述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故土，乡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现代都市文化弥散开来，影响并占据着中青年人的生活，像民间故事一类的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启动了非遗保护工作。到2011年，全国上下已经建立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在迄今已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民间故事类项目达61项。对故事村落和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这一次的民间故事保护工作是在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选取各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村落、故事类型和故事传承人进行重点调查、采集、辑录和拍摄，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申报标准和保护措施开展活动，因此，此次对民间故事的采录，对于保存和记录故事产生和生存的空间环境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和系统。但是，将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上升到保护层面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研究还未能深入展开，将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上升到研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仍显不足。

　　(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