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x施展：为何要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做研究？

　　为何要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做研究？历史学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大数据对历史研究有什么作用？1月9日，在“从人类学到历史学——作为‘大数据’分析的‘大历史’研究”的讲座中，张经纬、施展和赵晨与我们分享了大历史的研究心得。

　　记者 | 徐悦东

　　1月9日晚，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从考古发现中国》、《与人类学家同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张经纬和历史学者、外交学院教师施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赵晨一起做客北京SKP书店，举行了“从人类学到历史学——作为‘大数据’分析的‘大历史’研究”的讲座，探讨了“大数据”和“大历史”的研究心得。

　　《与人类学家同行》，张经纬著，九色鹿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为何要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做研究？

　　张经纬提到，《从考古发现中国》和《与人类学家同行》都是他在过去十年中所写的书评汇编。这两本书基本囊括了张经纬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思考。

　　为何张经纬要把历史学要与人类学结合起来做研究？张经纬打了一个比方。每朝每代的历史就像一个瓷器瓶子一样。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这个瓶子碎了。而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挖掘出了这个瓶子的一些碎片。但是，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并不知道这些碎片是这个瓶子身上的什么部位。因此，许多历史学家会穷尽一生去研究自己手里的碎片，看有没有办法和机会把瓶子复原出来。

　　如何复原这个瓶子也是历史研究的困境。在《从考古发现中国》里，张经纬提出，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即使历史学家努力去看许多文献，考古学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进行考古挖掘，但他们或许只能收集到这个瓶子上的不到1%的碎片。因此，如何去利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来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人类学的帮助。这也是张经纬从历史学转向了人类学研究的原因。

　　《从考古发现中国》，张经纬著，九色鹿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在人类学里，有一个学科分支叫历史人类学。许多人都知道，许多人类学家会在亚非拉地区研究一些 “贫穷落后”的民族。对于历史人类学家来说，他们则需要把一段历史当作一个民族来研究。人类学家可以通过田野调查去捕捉到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他们还可以以大数据的方式收集诸多民族日常生活的资料。然而，历史研究者很难像人类学家那样去了解，在那段历史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历史研究者只能知道一些在高强度聚光灯下展现的场景，比如祭祀、宫廷政变和战争，因为这些重大事件会被文献记录下来，而这就使得历史研究者会忽略了古代人的日常生活。

　　这个问题该如何避免？张经纬认为，假如研究者能收集到大量的历史数据，那研究者就可以把那段历史抽象出来，模拟出那段历史来。因此，历史研究者可以有的放矢，按照想象中的模型来拼贴他们搜集到的碎片。通过这种方式，即便历史学家只获得了较少的碎片，历史学家也能把找到的碎片镶嵌进它应有的位置上，尽可能地还原古代社会的大体框架，给大家说出更多的故事来。

　　历史学的功用究竟是什么？

　　施展认为，张经纬所说的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要将找到的碎片还原成一个瓶子。但是，历史研究者首先要知道，这些碎片原来是属于一个瓶子还是一个盆子。其实，研究者并不知道这个碎片原先是属于什么东西。研究者只能先假设这些碎片属于一个瓶子。通过研究者的复原工作，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的假设是有问题的。然后，他们再重新调整。在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历史研究者没准真能把历史复原出来。

　　当然，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先假设这些碎片属于一个瓶子”是没有太多理由的。这个假设是基于研究者的直觉和本能判断。这个想象中的瓶子就是做研究时所采取的范式。范式本身是没有绝对理由的。托勒密和哥白尼所知道的数据是很相似的，但是托勒密基于他的本能，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而哥白尼则基于他的信仰和想象，认为太阳应该处于宇宙中心。当然，后来哥白尼再用他观测到的新数据来验证他的假设。其实他们的不同就在于最初的范式上。

　　施展还提到，对于历史学来说，范式的问题还会牵扯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历史学是做什么的？历史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在历史学诞生的时候，希罗多德就总结道，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之所以战胜波斯，是因为希腊是自由的西方，所以他们战胜了专制的东方。但实际上，波斯并没有希腊人说的那么专制，希腊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自由。那为何希罗多德的《历史》能成名著？这是因为历史不仅要为大家提供事实，更要为这些事实提供意义。施展还提到，1644年满清入关到底是一次改朝换代，还是亡国灭种？大家并不会对1644年满清入关的事件本身存在疑问，但会对这个事件的意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因此，施展把历史比作一栋大楼。人们需要砖头来建造大楼，但若没有蓝图，砖头再多，大楼也建不起来。而这个蓝图就是解读历史的范式或史观。

　　施展

　　希罗多德不会说，专制的西方战胜了自由的东方，因为自由意味着希望，这也是希腊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这种说法使得希腊人更具有凝聚力。希罗多德通过他的史观，帮助希腊人确认他们自身。这也就是说，希罗多德先假设了一个瓶子，然后他再将他找到的碎片拼成瓶子。当然，这会存在着一个问题，若历史研究者的主观观念有问题，那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就会出现问题，像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价值，也会找不到载体。这些美好的价值，实际上也是史观造就的。史观是一个共同体自我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而在任何范式被提出来之后，后人都会沿着前人给出的问题域继续探索，将这些问题进一步细化。当然，假如这个范式本身存在着问题，那么后人越细化，其实离目的越远。

　　施展还提到，当下中国的史观存在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的叙述上，大家基本上把中国史等同于中原史。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国史的叙述里，基本不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史的叙述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中国人，但是，他们今天又是中国人。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答案就在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也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其实，北周史、北齐史、辽史和金史都是二十四史的一部分。但如今，由于经历过现代民族主义的洗礼，中国的历史书就变成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史观。

　　因此，施展所提倡的史观是一种远超中原的大中国史观。在大中国史观里，不同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形成了各种社会、政治结构、军事逻辑和伦理观念，他们彼此之间在不停地互动。这也是施展在《枢纽》里所展现的。施展还提到，有人批评他书里有些史实可能存在着问题。施展也承认，因为他要重构整个历史框架，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到那么多细节，而且，他这本书的价值也不在此。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应该为政治服务？施展回应道，历史当然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不是为政府服务的。经典的历史研究一定不是为政府服务的，因为政府是短暂的。施展指出，在这个语境下，政治是指共同体的打造。

　　有观众提问，这种写历史的方式与霍布斯鲍姆的写作方式不一样，霍布斯鲍姆更倾向于谈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施展认为，霍布斯鲍姆之所以能这么写历史，这是因为“英国人是谁”的问题早已经被解决了，他接下来要解决英国跟世界的一致性的问题。因此，他会从人类史的角度来叙述历史。而在中国，“中国人是谁”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施展当然希望中国的历史学家能尽早地从人类史的角度来书写历史，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中国人是谁”的问题被解决掉了。

　　大数据对历史研究有什么作用？

　　大数据对历史研究有什么作用？张经纬举了一个例子。在博物馆里面，大家会经常看到许多出土的器物。历史研究者会对这些器物进行类型学上的归类，从而推断出这些文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比如说，河北出土的鼎是圆的，山西出土的鼎是方的。许多专家就会争论，圆鼎和方鼎哪个出现得早？到底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儿子”？这个话题是说不清楚的。

　　张经纬则试图发展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从人员流动入手。或许河北一个会做鼎的人跑到了今天的山西，然后根据当地的审美作出方鼎。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张经纬就要探究这些人是如何迁徙的。解决了迁徙问题就可以解决圆鼎和方鼎谁先谁后的问题。

　　张经纬是如何探究古代人的迁徙问题的？张经纬又举了一个例子。在中国古代，在今天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往往是古代游牧民族部落开始南下时出现的地点。那这些人是哪里来的？他们迁徙的过程就像挤牙膏一样，要一步步往前推，寻找他们迁徙的动因。因此，张经纬就以陕北为圆心，寻找方圆五十到五百公里内有无发生战争和饥荒等能促使人们迁徙的极端历史事件。

　　张经纬

　　张经纬发现，在这些人群出现在今天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的几十年前，大家能从史籍里发现今天辽宁西部和赤峰一带原住民被赶跑的记载，但是，这些史籍并没有记载这些原住民都被赶到了哪里。这个现象不仅在汉代存在，在南北朝、唐代和西夏崛起之前都存在。在唐代后期，唐与契丹部落在今天的赤峰一带有着大量的军事活动，这似乎与西夏崛起有关。张经纬通过研究大量文献，发现了今天赤峰一带人群和今天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人群的迁徙关系。

　　张经纬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历史研究者该如何模拟古时江南文人进京赶考的路线图？尽管这些进京赶考的文人的路途不尽相同，但历史研究者可以寻找到一个最小公倍数，并获得一条大部分文人进京赶考的路线。这也是张经纬通过大数据寻找迁徙路线的一个方法。张经纬总结道，经过逆推“挤牙膏”的过程，历史学家可以找到中国古代人口迁徙的过程，并可能获得一张从华夏中心到边缘的迁徙网络。

　　记者 | 徐悦东

　　编辑 | 徐悦东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