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性恋合法化的今天，来看看这部同志史上最重要的电影

　　1961年，当英国导演巴兹尔·迪尔登决定将《受害者》搬上大银幕时，全英国上下举世哗然。因为同性恋这一极度富争议性的题材，许多演员都对导演抛出的橄榄枝投了否决票（如杰克·霍金斯、詹姆斯·梅森和斯图尔特·格兰杰）。苦觅男主角无果后，制作组不得不把角色法尔·梅尔维尔的年龄修改得更年轻一点，让40岁的德克·博加德拿下这一烫手山芋。

　　由于影片的题材敏感，英国电影审查（分级）委员会（BBFC）在电影正式提交前审查了剧本。反复拉扯间，电影被敦促删剪了4行对话，委员会书记特里维廉约翰·特里维廉同意这部电影过审。令人惊讶的是，在制片方申诉后，3行被撤销又神奇地回来了——这其中包括法尔的大胆自白。被删减的部分只剩下青春期男孩认为同性恋是“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样的对话。

　　1961年10月，《受害者》在伦敦地下放映，电影史上首度出现用上“homosexual（同性恋）”这字眼的英语电影。它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后，美国电影协会（MPAA）对它下了一纸放映禁令。吊诡的是，删减了十分钟的版本于60年代中期在美国电视获准播出，并无多少观者对之提出异议——面对同一样存在，官方的态度总是比大众要“含蓄”许多。

　　黑色电影与恐怖的想象力

　　“如果没有惊悚片元素，《受害者》这部电影，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一次访谈中，导演巴兹尔·迪尔登坦言。为扩展影片影响力，他聪明地采取了和《艳尸凶案》（1959）相同的“曲线救国”策略：制作成一部警察破案的悬疑惊悚片。

　　电影的开场十分巧妙。在一系列连续镜头后，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工地上一个名叫杰克·巴里特（彼得·麦森内里饰）的年轻人。当两位身着风衣、带着黑色檐帽的神秘人现身后，他神情慌张地开始了逃亡之旅——这样的装扮在黑色电影中，往往象征非邪（匪徒）即正（警察）的两面。随镜头推移，“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身无分文的巴里特为逃避两位警察的追捕，急需现金离开伦敦，只能四处求助。一次次碰壁后，走投无路的他在酒吧中被警察缉拿归案，而被捕前他做的最后一桩挣扎，是欲图毁去一本随身携带的剪贴簿。

　　无头苍蝇般的逃避中，我们跟着这个局促的年轻人，初识了形形色色的伦敦世相。他所求助的人，多少带着奇妙的情感张力。二手书店老板哈罗德（诺曼·伯德饰）责怪他“我了解何谓‘恐怖的想象力’，现在换你去体验试试”；汽车经销商看到他出现，满脸写着尴尬与不情愿；朋友弗兰克的妻子塞尔维极度不喜欢他：“为什么他不和自己的同类呆在一起？”另一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律师梅尔维尔·法尔，更接连拒听他的电话。

　　在老少两位警察夹击中，满面泪痕的巴里特承认了挪用工资的“罪行”，但仍一口咬定他花光了2300英镑。很快，警察按图索骥地找上了法尔——剪贴簿里的内容全部与其工作有关。这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从容自若地回复着警察一步紧似一步的追问，即便在“同性恋”一词清脆地从老警察口中吐出，他也能直视着对方承认“我已经有此概念”。他的失态，出现在听闻巴里特自杀之时。紧促的音乐响起，镜头推进。具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高反差打光法，照亮了他的脸：震惊的面容、晃动的目光。这一幕，无法不让我们回想起三分多钟前，摄影机以同样手法，追踪着牢房里巴里特脸上的表情，用毛尖的话而言，“那种绝望和痛苦成了一个世纪的同性恋人的表情。”

　　至此，电影已进行了四分之一。由简妮特·格林和约翰·麦考密克巧妙撰写的剧本，铺设了大量间接迂回的剧情设计，在解释人物的“异常”之前，故意隐藏了真实动机，引导观众一次次走入迷途。对这个因同性恋而被勒索致死的“受害者”，我们已建立了太多同情，无论这是否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术策略，它取得了成功。早前那些诸如“减少犯罪事件的动机”等语焉不详的模糊指涉，也找到了出口。

　　叙说同性恋，含蓄颠覆的圣地

　　二战后，一个个原英国殖民国家相继独立，年轻人面对突然拥有的金钱和权力，面对旧有价值观的崩溃，在传统势力的氤氲下，开始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建造更公平的社会。电影观众不再是战前的家庭型观众，逐渐转变成小众的特殊族群。据调查，1950年代末，七成五的电影观众都不到30岁。这些欢迎为他们叛逆辩护的年轻观众，日渐让电影成为含蓄颠覆的圣地。

　　身为时代的一份子，巴兹尔·迪尔登还在伊灵工作室时，便拍摄了第一部使用“混蛋”字眼的电影《寒夜青灯》（1950），这是德克·博加德与他的初次合作。在迪尔登放弃伊灵工作室后，其电影在开创性上突飞猛进，反种族歧视的《艳尸凶案》(1959)、为女权主义摇旗呐喊的《一整夜》（1962），及关注同性恋者身份的《受害者》（1961），都是个中翘楚。

　　若要理解本片，必须得对英国同性恋历史状况做个简略梳理。在英国，同性恋一直被当作“违反人的天性的罪行”，有着相较其他各国而言最为严厉的刑罚。1895年对文豪王尔德的审判，更深刻动摇了这一唯美而行事乖张的群体，导致一些人墙头转向。社会上树立起同性恋者“败坏青年者德行”的形象，开始对同性恋进行有预谋的沉默。直到二十世纪初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兴起，同性恋、双性恋等行为才再度风靡，剑桥一度成为同性恋者的天堂——《受害者》中的主人公法尔，亦是在剑桥求学生涯中第一次结识了同性暧昧对象。

　　随后，医学上相继出现“退化性同性恋”、“可以‘治愈’的后天发育畸形说”及弗洛伊德的“神经功能症说”等理论，为大众树立了同性恋是变态倾向压抑产物的印象。同性恋者的危险成为立法者和法官们偏爱的论题，警方对之实行特殊手段来克服，并以恐慌气氛促使同性恋者退缩于匿名和私人空间之中。50年代的冷战、剑桥间谍案的丑闻助长了社会对同性恋仇视的心理，因同性恋被定罪的人数达到顶峰，平均每年2000人。“电脑之父”阿兰·图林服毒自杀，即是这一时期的悲剧性事件。从《受害者》警察之口，对此也可见一斑：“90%的勒索案件都是源自于同性恋。”

　　在这种“白色恐怖”氛围中，不惜毁掉事业与家庭也要站出来追查勒索者到底的法尔，成为孤独的捕猎手。在导演镜下，这个伦敦的地下黑暗群体，虽不乏如剧场明星、大律师这样的英才，但都是被视为“猎物”的受害者，遮遮掩掩、敏感脆弱、自我厌弃、紧张悲伤。因同性恋罪四度入狱的哈罗德，凄凉说出“大自然跟我开了个肮脏的玩笑……我觉得自己是罪犯，不法之徒”这样的话来。这并非居高临下的观望态度，他们只是如同你我的普通公民，小心翼翼过着自己的寻常生活，没有伤害任何人。借用《艳尸凶案》的话来形容：“仅仅看着他们，你并不能确定他们与众不同；尽管那些怀有本能敌意的人，认为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试图展示年代共识的角度，影片让观众自己选择要站在哪一边。有恐同者使用“恶魔”“怪癖”“性变态”这样的恶毒字眼，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有点不正常”，警方的态度也相对温和宽容。电影最后法律助手威廉和妻子劳拉对法尔的理解与体谅态度，甚至令影片有了一抹亮色的光明结尾。

　　博加德与迪尔登的古典蓝调

　　1960年代是英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厨房洗碗槽”现实主义（1958-1963）。电影多为黑白片，表现工人阶级的日常现实，具社会使命感。二、“摇摆英伦”电影（1963-1969）。影片多彩色摄影，节奏轻快，带有法国新浪潮的自由不拘感，表现时代的繁荣与时髦。

　　《受害者》显然不在这两种之内。巴兹尔·迪尔登一脉相承的是四、五十年代英伦电影的古典风骨及技匠传统：强调语言之表达力，阶级意识明确，以聪慧精准的态度和克制优雅的方式，对他所窥视的地下世界及角色表达着同情。写实的拍摄手法令片中的各个角色栩栩如生，时代气息多姿多彩。影评人雷蒙德·杜格纳特把其与美国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片相比较（如斯坦利·克雷默），指出巴电影主角经常最终做正确的事，具有“谦逊屈从合理的权利”和“身为领导者所需的坚定的信仰”。

　　德克·博加德饰演的法尔·梅尔维尔是“受损圣人”的集中代表。在演艺生涯的前十年，博加德主要以传统的浪漫角色和动作片英雄形象示人，尤其轻喜剧“医生系列”让他成为“日场剧院之偶像”。40岁时，他被授予爵士，风头一时无双。就在此时，与兰克电影公司14年合约期满的他，不顾经纪人的警告，决定接演《受害者》。

　　英俊温良的外貌、沉着克己的态度，博加德显然深谙如何带着类型化的脚镣，以古典的方式去演绎社会问题影片。如劳伦斯·奥利弗般，他仔细观察细节而精准地将之展现于外，在念白、动作、肢体控制、综合表演上素有训练，能非常完美地背诵高度风格化的对白，铿锵有力而不失人味。这个来自上流社会的的型男法尔，其高谈阔论、深思熟虑、饱受折磨……一举一动均与愤怒青年及写实青年相去甚远，是训练有素的当代贵族。

　　影评最令人动容的段落，出现在法尔对妻子直白恋情一幕。在黑暗阴郁的客厅，面对妻子毫不退让的追问，法尔以冷淡的声调和克制的手势应对，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却出卖了他内心被彻底撕裂的痛楚。他抬起下巴，以略带轻蔑的态度强烈表达出他对另一个男人的欲望：“我不再去见他，是因为我想要占有他”，令时人瞠目结舌。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博加德故作漫不经心地回应出演这幕的感受：“我认为在电影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段落，因为它毫不留情：绝无隐瞒。我无须对影迷耍任何花招，这是一个直接坦荡的表演。”——尽管博加德本人在过世前都拒绝承认他是同性恋，他与经纪人安东尼·霍伍德绵延近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一直是人们非议的焦点。无论他是否选择出柜都已不再重要，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奉献出了最强大的同性恋等争议性表演。《仆人》（1963）里销魂油滑的仆人、《魂断威尼斯》（1971）中带着无限渴望的老艺术家，均让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值得一提的是，《受害者》上映后，引发了关于同性恋和相关勒索的全国性讨论。影片传达出这样的观念：“毋庸置疑有一条让同性恋坐牢的法律，给勒索者创造了无限机会。”它间接促成了1967年英国通过“同性恋改革法案”（Homosexual Reform Act），21岁以上成年男子在非公众场合的同性爱行为不再被认定为犯罪。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当法尔决心站出来说出“真话”的那刻，历史已然在悄然改变。而一部电影能有多少机会，去促进社会建立这样深刻的转变呢？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