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人情社会和法理世界的两难抉择

　　正正经经地坐下来，发自内心地主动码下这么多字，貌似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次，只为了它——《我不是药神》。

　　 前天有幸看了点映场，一包面纸完全不够用，因为一触及这种题材就感觉任谁也hold不住。电影院的强大气场只会将这种情绪数倍放大，所以怕花妆丢脸的建议在家等资源吧。

　　这是一部触痛了现实中国所有人神经的电影，也是一部让我在立场上变得无比矛盾的影片。虽然主创团队将它改编成倾向性更加明显的作品，但故事背后的法与情的碰撞和抉择依然令人纠结。

　　 ——以下内容可能涉及剧透，介意慎阅——

　　先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2002年，私营小老板陆勇正值而立之年。作为东南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正为美好的将来进行着打拼。当被告知自己患有慢粒性白血病时，他立刻意识到这对于自己的人生、家庭意味着什么了。医生告诉他，还是要进行骨髓移植，但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配型，所以须得先靠药物稳定病情。当时国内常见的药有口服化疗片和羟基脲干扰素，都很便宜，价格不过90元，但效果很一般。而临床疗效最好的对症药物是刚刚由瑞士研发的进口药品“格列卫”，而这种药的价格每盒高达23500元，一名白血病人一个月便需要服用一盒。药费加上医疗费用，只花了两年时间，花掉了四十多万，让这个原本生活条件还算富足的男人陷入窘境了。

　　 陆勇

　　病人都是孤独的，都想抱团取暖。2004年4月，陆勇创建QQ群，命名为“慢粒白血病人交流群”。至今一共5个群，大约四五千人。当时想的是以此与病友交流骨髓移植信息。最初的群成员，不过100人。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中，只有两个人能吃得起“格列卫”，除了陆勇，另一个也是生意人。其他病友，大多是工薪阶层，只能服用羟基脲干扰素，也有人用中成药，都是便宜的保命选择，“过一个星期以后说某某走了，没了，头像就再也不亮了。”

　　2004年6月，陆勇偶然从一篇英文文章中得知，韩国一千多白血病病人组成自助协会，从印度海德巴拉的 NAICO公司购买一种类似瑞士格列卫的仿制药，药效几乎样，但一盒不过4000元人民币。“这是天大的好消息。”陆勇很兴奋。随后他又看到，韩国白血病协会曾拿着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做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99.9%。但问题是，在中国，印度“格列卫”未得到国家药监部门的审批，理论上说，这属于仿冒的“假药”。2004年8月，陆勇通过朋友买来印度“格列卫”，试吃了一个月，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很好。于是他通过药盒上的电话联系上了印度这家名为赛诺的制药商，这才将消息在QQ群里分享。

　　当时群里的宁波病友孙歌，已是病情加速期，因为吃瑞士格列卫，已花了好几万，几乎家徒四壁。听陆勇介绍后，亳不犹豫去买了两盒印度“格列卫”。但无奈病情已重，药力不及，没两个月，还是“走了”。群里另一个病友“小小”，三十多岁，家里的独子，一心想做移植，父母卖房子湊钱，找到一个台湾女人配型成功，但对方一直忙，定不下手术时间，“小小”就一直等，一边吃羟基脲干扰素维持，但效果并不显著，眼看病情恶化加速，在陆勇的再三劝说下，“小小”才买了一盒印度“格列卫”，结果药还没快递到他家，他病情就急变，白细胞突然升高，没几个月也走了。

　　 慢粒性白血病，一般分平稳期、加速期和急变期，一旦加速，格列卫一代药的作用也有限了。这让陆勇更加感到，“必须尽早吃药，病情一旦急变，再吃药也难救回来了”。

　　2005年，陆勇已吃了一年印度格列卫”，各项指标趋于正常。而此时中华骨髓库来通知他，一个女大学生与他的配型成功，随时可以移植。但陆勇婉拒，他看到太多做完移植病情反复的病友，人也痛苦，钱也花了，最后还是死了。他更相信长期吃印度“格列卫”，能让他“正常”活着。此时，购买印度“格列卫”的病友越发多了，于是陆勇利用自己懂英文的特长免费为白血病患者翻译与印度公司的交流内容。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从赛诺购买该药品，其价格也随之降低，直到每盒仅需200元人民币。

　　 随着销量越来越大，印度方面开始要求在中国设立账号以便于付款，由陆勇统计患者需要的具体购药数量，告知赛诺公司，由赛诺公司直接将药品邮寄给患者。并且赛诺公司承诺，将免去提供中方账号人的药品费用。不久后，由于担心交易额过大会被怀疑洗钱，同时新闻里不断曝出多地有人跨境携带印度“格列卫”入罪的消息，此前提供银行账号的人不愿再继续提供账号。到2013年8月，陆勇依然找不到愿意提供银行账号的患者，于是就在网上以500元一套的价格购买了三套他人身份信息的银行卡，以便给赛诺公司汇款。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陆勇说，他还帮赛诺公司宣传，做过四次病友交流会，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一万，都由赛诺公司出。他也坦言，作为答谢，赛诺公司为他免费提供药物，从2010年至今，已经为他免费提供ー万多元药物。此时一盒药已经降到200元，更便宜了。

　　 陆勇积极为赛诺公司做事，也存着一点私心：怕自己在将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耐药”，期望该药厂看到中国潜在的市场，早点研发生产二代药。“这个药不像高血压药完全控制好，100％都能控制。里面还是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耐药”，出现基因突变，这个药就无效了。我们必须要追求第二代药，第二代药物还出现其它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换第三代药物。”陆勇说，瑞士格列卫二代药更贵，每月需要3.9万元，第三代药在中国还没有上市，但在欧美和新加坡上市，每月9500美金。

　　 用网上买来的银行卡不过三个月，2013年11月21日下午4点，陆勇办公室的门被推开，进5个大汉，均为便衣打扮，其中一人出示证件为无锡市公安局民警，口头传唤他至公安局接受调查。到蠡园派出所后被关入大厅旁的一间办公室，两个外地口音的人开始审问。后来陆勇才知道他们来自湖南沅江市公安局，他们在查办一个银行卡贩卖团伙时，摸查到陆勇的信息，于是将其一并抓获。

　　 在看守所里，陆勇想起自己早在2005年去韩国拜访当地白血病协会会长，会长说，在韩国，最初瑞士“格列卫”这样的高价白血病药也没有纳入医保，他们去抗议，经常被警察抓。但经过抗争，韩国最终将格列卫等药物列入医保。这样一来，低价的印度仿制药才逐渐转向尚未纳入全国医保的中国等地。想起这些往事，陆勇无奈地笑了，自己不过帮助病友买药，也招来同样的牢狱之灾。陆勇的一顿药，黄色片剂就是印度保命药”，绿色的是辅助药。药一天不能停，停药意味着停命。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之一，是让陆勇看起来白白胖胖，其实是浮肿，一走路就喘，疲劳。

　　陆勇被抓后，病友们又回到各自买药的状态，不过有所变化的情况是，在一些省份，瑞士格列卫纳入了医保和新农合，江苏、内蒙古等地一些病友就此不再购买印度“格列卫”。而国产仿制药的面世，进一步消解了印度药的市场。2013年，进进口的“伊玛替尼”（格列卫）专利到期，国内正大天晴和豪森药业的仿制药上市。不过仍有不少病友继续吃印度药，因为与印度“格列卫”200元一盒相比，国产药则要上千元，还是贵，且不能入医保。

　　 沅江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称，“陆勇涉嫌通过网络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销售假药罪，沅江市系犯罪地之ー”，“已退缴涉案资金75390元”。2014年3月19日，在缴纳了4.9万元保证金后，陆勇被取保候审，回到无锡。本来11月28日沅江法院将开庭审理陆勇案，但因为他正在治疗，申请了延期。

　　与此同时，来自各地的众多病友联名写信，祈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钟小强是参与签名者之一，他曾是大学老师，现在是名律师，2001年起确诊患上慢粒性白血病。钟小强说，陆勇是个正直的人，也是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两点性格，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身为律师，钟小小强提出，刑法上有一个主观归罪，陆勇主观上没有犯罪意图，不该定罪，他接触印度药已经近十年，他不过是在为病友提供帮助而已。虽然近年来类似代购印度“格列卫”的案例远不止一两起，但陆勇还是不同，他本身就是病人。“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舆论针对这一事件在持续发酵。

　　经济学家胡释之质疑道：“药品真假与否，销售是否有罪，不是看药品本身，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样一来，你就弄不明白这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

　　上海金融与法律硏究院硏究员刘远举则认为，当个体国民在法律与规则之下陷入伦理困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整体国民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困境。可以说，小小的一盒格列卫，在生死之间折射出我们身处的时代困境。

　　负责起诉陆勇案的湖南沅江市检察院检察员罗剑也曾对媒体说，从普通百姓角度看，陆勇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英雄式”的，“法律应该惩治犯罪，但是你们媒体可以呼吁国家对相关法律的健全。”

　　 事件最终获得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2015年2月26日，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抗癌药邮购第一人”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案作出决定,在1月27日撤回起诉的基础上正式发出对陆勇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书，判决内容如下：

　　【陆某的购买及帮助他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但陆某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目前合法的对症治疗白血病的药品价格昂贵，使得一般患者难以承受。正因为如此，陆某是在自己及病友无法承担服用合法进口药品经济重负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实施本案行为。】

　　【如果认定陆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就在同一天,成都市人事局下发通知,当地医保参保人员因治疗慢粒白血病和胃肠间质瘤发生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品(正是陆勇们所使用的药物)费用将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报销比例75%,最高限额每人每年6万元。不久后,各省大病医保也通过遴选谈判的方式,将包括格列卫在内的多种药物纳入医保支付清单,药物价格有了较大幅度降低。

　　 ————我是分隔符————

　　故事讲完了，电影会怎么讲？我只能说，怎么讲你都得贡献眼泪。

　　可以想见，这部现象级电影上映后必然会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波，也会出现英雄化和妖魔化的情况，而妖魔化的对象必然包括药品生产和代理销售方。

　　 从情感角度而言，我可以理解这种观点，甚至我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对国内医药市场天价收费和医生胡乱开药的不满。但从理智角度而言，我也为自己的言行反思过。从医药企业的角度而言，他们是商人而非上帝，救死扶伤与他们而言，是责任而非义务。开发出一种新药的成本之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实上，世界范围之内能够独立开发一种新药的公司屈指可数，动辄十几数十亿美金的费用，十几数十年的反复调试和临床效验，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导致药品研发前功尽弃。药品研发的专业领域里有这样的说法：“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块钱，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而第一颗药的价格则是数十亿美金。”我们觉得印度的仿制药效果好价格低很人性，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药品制造模式本就省略了那个高成本的步骤，如果无视专利权一味给这样的仿冒行为点赞，就是另一种谬误。

　　 但与此同时，也有更多如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般的声音：“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当然需要保护,但有个适度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人质疑,过于严格地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可能阻碍科技成果的分享,成为获取暴利的手段,不利于科学家的创新进步。而药品具有救死扶伤的特质,本着一颗慈悲为怀的心,药品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最终目的是普适众人。所以,对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也不能老是跟着国外的规则走,需要占据一定的主动权。”

　　 一边是对一些重要的救命药品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一边是对一些经济穷困的白血病患者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和保护,这其中暴露的是我国执法司法与生存伦理之间的一种现实困境。是该保护研发者的知识产权、维护生产方合法利益，还是该同情病患治病难、买药贵的生存困局？法理世界和人情社会，究竟该如何维持一种平衡，达到理想状态。也许，这部电影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提供给我们一个探讨的方向。

　　 有人说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像《熔炉》一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其实，这种变化已经产生了，在电影上映之前。现在，我们希望的应该是，它能改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