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从编写《历史地名小词典》的中学生到文博传媒领军者

　　50多岁的王晓现任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会长。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晓之所以能在文博领域有一番作为，与他从小喜欢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在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三者的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产生最佳的效果，可以说概率非常小。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长经历，或许能给今天的教育工作有一些启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王晓的幼儿园是在北京燕山地区上的，那一带流传着许多杨家将的传说，养儿峪、歇息岗、奶子石、东流水、白水寺、拴马桩这些地名都与杨家将的传说有关。王晓的父母只要一有时间就领着他到那些地方“胜迹寻幽”，给他讲杨家将抗辽的故事，王晓特别爱听。

　　王晓的父亲王国成很喜欢历史，他也很懂得“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在王晓刚刚能听懂故事时，他就给王晓讲了岳飞抗金的英雄事迹。王晓读小学的时候，他送给王晓一部清代小说家钱彩著的《说岳全传》。结果，王晓深深迷上了这部书，书中情节，他讲得绘声绘色，人物兵器，他也如数家珍一般。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电台开始播出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而王晓已将一部《说岳全传》烂熟于胸。在班上课间休息时，他身边总是围聚着几位小伙伴，听他依据白纸黑字的《说岳全传》有板有眼地给评书《岳飞传》挑毛病。王晓不光能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还会背诵大家从没听过的韩世忠的《满江红·万里长江》，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王晓喜欢历史，大概由此开始。

　　上了中学，王晓对文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书读得多了，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在读书的过程中，王晓发现，司马迁以人物为线索写成“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以时间为线索写成“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但没有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史书。于是王晓有了一个梦想——“我要第一个以地名为线索编写一部中国历史，开创一种历史编纂新体例。”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有了一个兴趣爱好而有了一个心得，因有了这个心得而又有了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因有了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王晓也就“选择”、“决定”上历史系学历史学专业了。大学毕业又因这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王晓得到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周谊社长的赏识，又和出版单位、编辑工作结了缘。

　　1990年大学毕业后，王晓先在国家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后在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他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选题，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编成了一本又一本图书，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活动，荣获了一个又一个奖项，一路沿着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总编室主任兼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的顺序逐级成长起来，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如果没有当初对历史的兴趣，也不会有今天的我。”王晓说道。

　　父母培养了他的阅读习惯

　　王晓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那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大款富豪。父亲王国成是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干部，母亲李航是北京真空仪表厂工人，都是特别老实实在的人，一辈子忍辱负重，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是自己默默忍受。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儿子能走正路、不断上进。他们非常重视王晓的学习。在王晓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培养他的阅读习惯。

　　王晓上幼儿园前就喜欢上了小人书。一次，他们全家在火车站候车，那时的王晓还要大人抱着，他看到边上一个小朋友在翻看一本小人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非要不可。父母没有二话，马上就给他也买了一本。他开开心心地翻看起来。他的第一本小人书就是这样得到的。这个情节王晓记得清清楚楚。从此，小人书成了王晓童年最重要的读物。

　　1976年地震前，王晓家住在西单附近。西单商场南侧有一家古色古香的旧书店。每次王晓父母去西单商场，都把他放在旧书店，让他在那里看小人书，等他们。临走时，父母总能给王晓买上几本新小人书，让他也满意而归。地震后，王晓家搬到了西四附近，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家新华书店可以租小人书看，那里也是王晓最喜欢去的地方。后来，父母又从单位图书室借中外名著回家给王晓看。从《李自成》《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再到《安徒生童话》《斯巴达克思》，王晓课外阅读涉猎范围很广，有些名著读过不止一遍。

　　可以说，父母培养了王晓的阅读习惯。王晓说，这种从小养成的手不释卷阅读思考的习惯，让他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受益极大。

　　初中以后，家里和学校能找来看的书已经无法满足王晓的阅读需求了，再加上中国近现代那些嗜书如命的文史大家寻书买书的逸闻趣事的感染和影响，琉璃厂中国书店成了王晓向往的地方。

　　王晓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情景。那时候，他知道父母肯定不允许他一个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就瞒着他们来了一次秘密行动。当他手里拿着地图，从团结湖出发边找边走，终于来到琉璃厂“中国书店”那块金字牌匾下时，那得意劲儿就别提了！那天，在中国书店里，王晓花光了身上带的所有零用钱，他终于搞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史老前辈们那么喜爱逛中国书店了：这里的书丰富多彩，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的书还特别便宜，鲁迅的书，每本也就一两毛钱；这里的店员显得特别有学问，待人特别温和。那天，他是抱着第一次自己买的一大包书从琉璃厂走回团结湖的，十几公里的路程，他根本没有感觉累。

　　以后，王晓成了中国书店的常客。父母也知道了他的秘密，经常利用节假日陪他一起去买书。有时王晓因为学习紧张去不了，父母就按照他开好的单子帮他买。时间长了，中国书店的师傅们也认识了他们一家——罕见的个人自费买书大户：中学生模样的儿子非常专业地挑书，专捡同龄人根本读不了的史书古籍，父母只管付钱、看堆。中国书店总经理周岩同志也开始关注他们，攀谈中得知，王晓父母收入很一般，之所以节衣缩食这么花钱买书，只是因为儿子喜欢读书，为了满足他课外学习的需求。周岩同志被王晓父母的朴实感动了，以后每次中国书店举办书市，他都亲自给王晓父母写信、寄去请柬。举办书市的日子，周岩同志看到王晓和他父母前来买书，都会非常热情地过来握手表示欢迎，并介绍店里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和他们一家认识，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就这样，王晓的藏书开始丰富起来。父母还专门给他买来书柜，小小年纪的他俨然大知识分子一样坐拥书城。他的藏书读书之室还有了名号——志畤斋。每一位来他家的同学都惊羡不已。

　　王晓手边经常翻阅的两部清代光绪年间刻印的线装巨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就是中国书店的师傅们费了不少心血帮着找到的。买书那天，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会客室里，王晓和母亲在周岩同志陪同下还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孙瑛的采访，孙瑛同志后来担任过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她写的报道《访文化街书市》1987年9月27日刊发在《北京日报》上。

　　明末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今天在团结湖他的父母家，王晓当年的小书房还原样保留着，凡是来到这间从未装修过甚至从未粉刷过的小屋参观过的客人，都非常欣赏它那种一直保持着的书卷气和清贫但绝不寒酸的特殊格调，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有权人，都对它肃然起敬。不错，这间小小的书房就是一个见证，它无声但真实地呈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条件，以及这个家庭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给予三个孩子中的一个男孩的最大支持。

　　好学校激发好学生释放全部潜能

　　中学六年，王晓是在北京两所学校上的，初中上的是位于朝阳区的北京市朝阳中学（现名北京市陈经纶中学），高中上的是位于东城区的北京市第二中学。王晓对这两所百年老校感情极深，专门写有《“朝阳中学”的点滴记忆》和《北京二中的点滴回忆》，表达对母校深深的感恩之情。

　　王晓是1980年夏天考入朝阳中学读初中的。按照当时朝阳区好学校的排序，位列第一的是八十中学，位列第二的是日坛中学，第三才是朝阳中学。但是，八十中学很新，日坛中学很小，若说历史最久、底蕴最厚、校园最大，还得数朝阳中学。

　　王晓母校旧影

　　王晓母校旧影

　　在这所被誉为“芳草乐园”的学校里，王晓稳稳地走出了青春第一步。

　　北京二中风气很正。学生都非常勤奋刻苦，好学上进，几乎没有人讲吃讲穿、比家庭比背景。午休时，大家都在教室里或到图书馆安静阅读；放学后，又结伴到运动场活动。老师也都很优秀，他们爱岗敬业，治学修身，各擅胜场，乐于鼓励、支持、帮助学生。很快王晓就发自内心地喜爱上了这所新学校。

　　当时北京二中校长是张觉民。张觉民校长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1947年考入北平二中，当时二中初中只招收两个班，总共八九十人，而报考的有两千多人。1953年他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由于当时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学师资严重缺乏，他响应号召，毅然放弃升学留校工作。在北京二中大家都知道张觉民校长是一位既在文（中文、政治）、理（数学、物理）科方面具有专业教学水平，又通晓中学其他各科教学和从事德、智、体诸方面教育的通才。1983年他被中央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授予“优秀教师”称号，1984年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6年被评为北京市模范校长，同年张觉民校长荣任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局长。

　　和同期同学相比，王晓在校读书期间和张觉民校长接触最多。张觉民校长倡导的“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对王晓影响最大。

　　1983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王晓的处女作《郡大？州大？》。当时电台正在热播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王晓就其中“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说法，写了这篇小文投给了报社，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接着，王晓又针对《1984 年文物台历》将“司母戊鼎”和“杜岭方鼎”搞混写了一篇小文《台历上的失误》，《北京青年报》在1984年1月10日又刊发了。一名高一学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两篇钻研历史的文字，这件事在老师和同学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此，王晓便一发不可收，他的稿件不断见诸报端，有的报道篇幅超过半个版面，有的报道上了头版头条，王晓成了《北京青年报》一名最活跃的学生通讯员。

　　求学时期的王晓

　　张觉民校长专门就《台历上的失误》中提到的“饕餮纹”找王晓谈过一次。后来张觉民校长还亲自交给王晓两个任务：一是利用秋游机会，好好考察一下慕田峪长城，写个小型考察报告；二是通过举办“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张自忠路3号，当年是铁狮子胡同1号）立牌活动，走访老校友，了解三十九位烈士之一的二中学生周正铭的事迹。两个任务王晓都完成了。

　　在北京二中上高中期间，王晓的才华和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1984年，北京青年报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是成立北京中学生通讯社，在全市中学生中招聘100名“学通社记者”。王晓连闯三关，成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第一批记者中的一员，又通过竞选，被公推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第一任副社长兼东城区分社社长。

　　北京青年报社的北京中学生通讯社名单

　　1984年暑假，刚上完高一，年仅16岁的王晓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29万字的“志地体”（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王晓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练笔，而是为了出版。刚刚升入高二，他就鼓起勇气找张觉民校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还将1984年7月20日《北京青年报》刊发的他的心得小文《我想写“书”》拿给张觉民校长看。张觉民校长严肃地、专注地、安静地听王晓讲完，郑重收下了他抱去的厚厚一大摞书稿。没过多久，一天放学后，张觉民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找王晓，把他领到自己的办公室，介绍王晓认识了水利电力出版社电编室编辑吴强——日后他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责任编辑。原来是张觉民校长亲自帮王晓联系的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媒体报道

　　“一战成名天下惊”。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让王晓成了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来自海内外数以千计的慕名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让王晓在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第一次感受到成功和幸运。王晓也因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学生旗帜性人物。作为“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典型，他受到各级表彰。一位教育界的老前辈说，特长生表彰就是从王晓这开始的。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克强同志为《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写了前言。高中快毕业时，王晓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

　　遇上好老师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钱学森晚年回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有17位，其中有小学老师1位，中学老师7位！

　　王晓说，他今天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引导。遇上那么多好老师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一上小学，王晓就遇到了“好老师”。

　　学生时代十五年，从小学到大学，王晓一共经历了 15 位班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大学时的辅导员，带班四年，时间最短的仅仅几天。“好老师”就是带他时间最短的一位班主任。她的名字，王晓不知道，也不敢打听，只知道她是“好老师”——因为校领导介绍她时只告诉大家说：“这位是好老师。”

　　上幼儿园时的王晓可是淘得出了圈儿——“每天被大人送到幼儿园后，转眼儿就翻墙出去漫山遍野疯玩疯跑去了。中午从来不知道吃正经饭菜，饿了烤点蚂蚱，撸点酸枣，再不就顺点地里种的东西。遇山爬山，遇河趟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在单位创下了一项记录——有班车不坐，每天用80分钟长跑17公里上班，估计就是小时候跑着玩打下的基础。”

　　可能是在幼儿园“疯玩疯跑”惯了，一入小学，王晓上课总是爱走神。教室能圈住他的身体，却圈不住他天马行空的幻想。每天，王晓都盼着早点下课放学。为了能早点获得自由、作业一次过关，王晓总是尽力把作业写得又快又好。每当王晓怀着这个小目的第一个把作业递给“好老师”时，她总是出人意料地表扬王晓，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王晓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到后来，王晓尽最大努力又快又好完成作业的目的变了，不是为了早点出去玩，而是为了得到“好老师”的当众表扬。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王晓还依稀记得“好老师”的样子：不到30岁，短发，很好看。她看着我们写作业时，总是坐在窗前，西下的斜阳就从她侧面照过来，使她的形象更加朦胧安详。

　　“她真是一位好老师，不光人长得好，课讲得好，待人也温和，夸起人来让人感觉暖暖的，浑身充满好学上进的劲头。”

　　后来，王晓也确实做到了“又快又好”——小学后两年，王晓开始在学习上显出聪明和能力，几乎每次测验、考试都是交卷最早成绩最好。小学毕业考试他取得了全年级前五名的好成绩。

　　王晓的父母由于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对学校教育寄予了全部希望。他们一直教育王晓，要百分之百地尊重老师、服从老师。“哪个小朋友背后议论老师你也不要参与，不要比这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不好，老师都好，只要你虚心学习，就一定会成功。”

　　初中、高中，王晓遇到了更多的好老师。

　　郭应允老师是王晓初二时的历史老师，也是他的第一位历史老师。王晓非常爱上郭老师的课，每次课都全神贯注听讲。第一次历史考试，王晓就得了全班最高分。王晓高一时的班主任是教物理的雷镇之老师，王晓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就是递交给他的。雷老师得知王晓想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新体例历史书，就鼓励他大胆探索。白大连老师是王晓高一时的历史老师，高二开始担任文科班班主任，直到高中毕业，他上门家访时带走了王晓的书稿，利用暑假时间审阅。

　　兰学春老师是朝阳中学团委书记，他对王晓这位班团支部小书记、校团委小委员很是关爱。《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兰老师，见报的照片中，王晓就站在兰老师身边。张黄男老师是北京二中团委书记，王晓一入学就担任高一（3）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张老师对王晓非常信任和支持，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诤友”。

　　参加工作后，从事的又是新闻出版工作，王晓深深感到语文底子好占有很大优势。田文彩、古振声、董高颐、贾作人等老师帮助王晓奠定了厚实的语文基础。

　　范基公老师在北京二中负责教育科研，也是《北京青年报》通讯员的他，很喜欢和学校唯一的学生通讯员王晓交流。有时王晓接受记者采访就在他的办公室里。1985年3月28日，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刊发了《北京中学生王晓写出廿万字词典》。旅美华侨伍振权先生给北京二中张觉民校长写信寄来报纸，并题诗一首，特意嘱咐转致“北京第二中学优异学生王晓同学惠存”。范基公老师就此亲自写了消息《旅美华侨赋诗祝贺中学生》，6月1日刊发在《北京科技报》上。1985年北京二中为纪念建校75周年，编印了《北京二中建校75周年纪念册》，收录了学校校史编写组集体讨论、范基公老师执笔完成的《北京二中校史》，里面还提到了王晓——“现正在校读书的高二年级学生王晓，编写了29万字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即将出版。他是二中培养的众多文科人才的后起之秀。”

　　旅美华侨赋诗祝贺王晓《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出版

　　已经年近八旬的范基公老师现在还很关心王晓的工作和事业。今年４月，单位推荐王晓参加长江韬奋奖评选。范基公老师下了很大功夫为王晓写了参评材料《好记者 好编辑 好领导——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李让同志事迹》（王晓，现名李让）。虽然后来王晓选择担任了中国新闻“两奖”评选的评委，放弃了个人参加长江韬奋奖评选，但他表示会好好珍存范基公老师为他写的这篇文章，留作纪念。

　　2016年是王晓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30周年。在范基公老师的热心帮助下，王晓见到了最想念的人——张觉民校长。张觉民校长和他夫人黄韵玫老师，一位是王晓高中母校北京二中的校长，一位是他初中母校朝阳中学的老师，老两口已经携手走过一甲子，刚刚度过“钻石婚”纪念日。看到两位先生身体非常好，精神也非常好，王晓特别高兴。

　　王晓说：“学生时代的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有教过我的，我都感恩他们，我感恩每一位老师！因为从他们温暖的话语和慈爱的目光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这个‘特殊’学生的欣赏和关爱。”

　　文博学者郑重书联：普天史家何其多，二中王晓最年少

　　那时候，中学生编写词典出版，可是一件令人震诧的新鲜事！校外有很多老师都给予了王晓无私的关爱和帮助。《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责任编辑吴强带着王晓的书稿请教过北京教育学院的赵恒烈先生、北京师范学院的黄一欧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振鹤先生、北京市第20中学的郑尚可先生。他还引荐王晓认识了北京市第165中学的时宗本先生——当时北京市唯一的历史特级教师。时宗本先生担任了王晓这本书的主审。多年后，一位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老先生得知时宗本先生是《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主审时，对王晓说：“你当年真的很幸运，有时宗本先生帮你把关，那是宗师级的人物。”

　　理学大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邱汉生先生, 著名史家、北京师范学院的齐世荣院长，纺织行业的老同志王俊玲阿姨，都用不同的方式，给了王晓非常珍贵的帮助。还有一群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记者编辑老师也对王晓的事业有重要影响，他们是北京青年报社的张延平、马在新、吴佩华、贺帜生、姜莹、谢民，还有水利电力出版社的吴强等，这些记者编辑老师尊重王晓、欣赏王晓，他们教他懂得掌握创造能力比追求课堂分数更重要，教他在实践中熟悉新闻出版工作。王晓在他们的帮助下事业开始起步。

　　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那一张张年轻温和的面庞经常浮现在王晓的脑海里。“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8年来，我在工作中处处以我的记者编辑老师为榜样，心甘情愿安居幕后，尽心尽力默默奉献。”

　　（注：本文原题为《时代的“幸运儿”》，刊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