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军工记忆：长征基地 & 永佳厂

栏目：影视资讯时间：2022-10-28

张问鹏搜集整理微信号：robot_650130 谨以此美篇献给那些曾为贵州三线建设、为共和国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工，默默奉献过最美年华的人们，你们是祖国和人民的守护神！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该忘记！ 您所处的现世安稳不过是无数人在背后负重前行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向所有永葆初心默默无闻献身国防军工献身三线建设的人们致敬！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强化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苏联屯兵百万在中苏边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严重威胁新中国安全，台湾蒋介石政府梦想反攻大陆。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为加强战备，中央决定把东北部沿边沿海一线地区的工业，特别是军工工业及相关科研和教育机构向西南、西北等三线地区转移或复制，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建设（新中国西部大开发），在西南、西北地区展开，史称“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以军工为主导，其实还有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民用工业、农业、水利、医疗、科技和教育等在西部地区的综合开发，三线建设的伟大意义和辉煌成就更在于此。 遵义长征电器基地就是大西南民用工业及科技开发的三线建设项目，大大加快了贵州、尤其是遵义地区的工业和科技发展、并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无数上海人来到贵州山区、为贵州带来了先进文化和工业文明的火种，为祖国的全面均衡发展、完善工业布局，奉献了最美年华。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遵义市中心全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遵义火车站 八十年代的上海路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从上海到遵义长征基地</h2>作者：朱文源（1967年9月至1969年9月任上海电器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9月至1993年9月任长征电器基地/长征电器公司负责人、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位） 朱文源同志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作出了加强战备、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的部署。把沿海较发达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军工企业等部分或整体搬迁到内地，建设一个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第一机械工业部根据国家的这个战略决策，决定由上海机电一局所属上海电器公司部分搬迁到贵州遵义建设一个电器生产基地。经过上海机电一局和上海电器公司研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华通开关厂，决定由华通开关厂牵头组织实施内迁工作任务，明确华通开关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刘锦祥具体负责。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落实一机部下达的任务，上海电器公司成立了支援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配合上海华通开关厂协调处理内迁工作。 1964年1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在重庆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上海电器公司派出刘锦祥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次会议上落实了华通厂的搬迁项目和在内地建厂的厂址。 　　1965年初，上海华通开关厂派出首批筹建人员到遵义开始筹建新厂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从上海人民电器厂调到上海电器公司担任政治部主任，才对上海电器公司内迁的事了解多一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约七八月份，上海电器公司领导受到了批判、管制，生产管理受到了冲击，公司领导班子名存实亡。不久，单位进驻了军代表，成立了军管会，公司的生产形势才稍有好转。为了尽量减小“文革”对生产和支内工作的影响，公司成立了两个组织机构：一个是“一线指挥部”；另一个是“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组”（简称支重组，后来改为支内组）。“一线指挥部”由我负责，主要抓生产；“支重组”由陈国良同志负责，主要负责指挥、协调搬迁支内有关工作。 在上海电器公司的支持和配合下，1966年初，华通开关厂搬迁到遵义建设的永佳低压电器厂建起来了，投入生产。这个厂投产后，一机部与上海机电一局决定，由上海电器公司下属各厂搬迁20多个项目到遵义建设一个较大规模的电器生产基地，后来把它定名为永佳电器总厂。我原来所在的上海人民电器厂和上海胶木压铸厂、上海电器成套厂、上海防爆电器厂、上海电阻厂等20多个厂都有迁建任务。根据部、局的要求，公司都做了一一布置，下达了各厂人员、设备搬迁计划。至1967年初，这些厂也开始逐渐派出筹建人员到遵义，开始了筹建工作。但是，这个时候造反派开始夺权。上海电器公司“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搬迁工作难度加大，压力很重。遵义方面，永佳低压电器总厂的基建工作也受到了派性的冲击，进度很慢，没有按时完成一机部下达的基建任务。搬迁工作不能按时进行，一机部、上海市革委会都很着急。 为了加快搬迁步伐，做好迁建两地的工作，在一机部的协调下，1967年11月初，上海电器公司与永佳电器总厂就迁建相关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一机部八局张本鸿副局长代表一机部，我代表上海电器公司和永佳电器总厂的代表签署了两个协议。月末，上海电器公司又派出了革委会副主任何水龙和董保坤、孙乃焕，带领下属上海华通开关厂、上海成套电器厂等10余个单位的代表到遵义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基建进展情况，在张本鸿副局长主持下召开了几天座谈会，各搬迁厂又与永佳电器总厂签订了援建会议纪要，想尽快把搬迁工作搞上去。 1968年初，一机部八局的张本鸿副局长来到上海，我从她那里得知了一些三线工作相关情况。大概意思是一机部、贵州省、上海市将对搬迁项目作出修改并重新落实方案，重新建立筹建领导班子。那时候我虽然是上海电器公司革委会负责人，但在“文革”中无法工作。我是个想干实事的人，再看上海电器公司领导年纪都比我大，上海电器公司要派出新的筹建班子，正好有这个机会，我想争取一下，去贵州遵义搞三线建设，也许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我去找市机电一局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最初局组织部不同意，我只好去找老局长蒋涛，向他表示了我的想法。蒋局长建议我去北京了解一下情况。我去了北京，在部里了解到，一机部、贵州省、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在上海华东招待所召开的项目落实会议上，对原先的搬迁方案作了调整。其中包括重新组建遵义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领导班子，确定了一个更大的建设规模，大约有28个迁建项目。经过努力，我的要求终于得到上海机电一局组织部门同意，他们答应帮助我向局领导反映。 1968年4月，我去北京一机部向周子健部长汇报了上海支内的情况及去内地工作的想法，得到周部长的首肯和支持。同时，我提出先去内地看一看，周部长也同意了。我坐了经西安的飞机到重庆，然后转火车到了遵义。遵义的条件非常艰苦，在此期间我随公司派到遵义踏勘厂址的工作组人员走遍了各厂所选的地址，实地进行了考察。又了解了永佳电器总厂已建和在建的一些工程情况；对迁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和看法与遵义地、市两级政府和永佳电器总厂的领导进行了协商。我们的想法和要求得到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从遵义回上海后，我们对遵义电器基地建设中的问题进一步作了研究，确定了方案，排除了分歧，统一了思想，改变了原先的一些做法。按照一机部遵义电器基地建设纲领初稿的规模设置，我们除了考虑要加强部、上海、贵州及遵义地方的通力合作外，还落实了公司下属各搬迁、援建企业的迁建建设纲领；安排了基建进度计划；对上海各有关厂提出了“包迁、包建、包投产”的“三包”迁建要求，理顺老厂与新厂双方的责任。 在得到一机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的批复后，1968年12月，上海电器公司首批派出黄森海、孙文荣、钱小岳、陈学达、钦宝太等人组成筹建工作组到遵义。这次是我送他们去的，到贵阳的时候我们住在八角岩饭店。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还专程到八角岩饭店来接见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部、局的要求及上海内迁工作有关打算和希望当地政府帮助、支持解决的问题等进行。省革委会领导当即表示，省政府对支内工作一定给予全力的支持。省领导的热情和坚决支持的态度增强了我们搞好三线建设的决心。到遵义时，受到了遵义地、市政府的热情欢迎。在会见过程中，遵义地、市革委会及相关部门表示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一定提供方便和大力的支持帮助。 到遵义后，他们几位很快进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便回到了上海。到遵义参加三线建设的想法我始终没有放弃，回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向上级组织反映我的想法和要求。1969年8月，组织上终于批准了我的要求，把我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派往遵义长征电器基地负责全面工作。8月14日，我同李仁根一道，登上了上海到遵义的火车，经过三天三夜的旅程，到达了贵州遵义，开始了我梦寐以求的三线建设生涯。 到长征基地后，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各筹建组调查了解基建进展情况，召开基地筹建组和各基建点负责人会议，听取了汇报，交换了意见，就如何利用原永佳电器总厂和设计二院的建筑尽快投入生产及如何团结各方面的同志一道工作等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最后我给大家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各筹建厂都要贯彻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的精神，要把原永佳电器总厂的建筑利用起来，促成几个厂尽快投入生产；二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地方派性，不要搞内部大批判，要牢记我们到遵义来的任务是搞三线建设；三是在工作中要提倡“团结、友谊、支持、谅解”的精神，同心同德搞建设。我提出的这几点意见，得到了同志们的理解和很好的贯彻执行，在整个基地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很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使我能够在历史名城遵义实现了我人生的最大理想。 自1994年我离休回沪至今，仍然时时想起我在遵义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日子，那里的厂房，那里的路，那里的绿化，还有办公楼前那棵白玉兰树，都经常在我脑子里浮现。遵义，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6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它给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这26年的经历，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令我永生难忘，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长征电器公司总部 永佳低压电器厂 长征一厂大门 长征一厂一角 关于三线建设的一段回忆作者：刘锦祥 2016-10-25来自微信公众号：三线人之家 作者简介：刘锦祥，1947年3月进入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作，1948年2月参加中共地下党，1950年7月起任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会主席、党委书记、厂长等职。1964年12月负责组建遵义永佳电器总厂，1965年起任永佳电器总厂党委书记、厂长，1975年起任长征电器基地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筹建工作奔忙 毛泽东主席根据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号召。为此，国务院组织有关部委研究作出了三线建设各项重大任务部署。 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64年12月在重庆召开三线建设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指定以上海华通开关厂（下称华通厂）为主参加三线建设，并由我代表华通厂参加会议。根据会议通知要求，我提前飞抵重庆报到。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西南工作组代表的领导下，借用重庆机床厂的车辆把我们送往贵州省遵义市，这才知道要在遵义市建设电器总厂，并已取得遵义专署和遵义市领导的同意，将遵义市区西北郊外干田坝原干电池厂和种子仓库作为总厂所在地，然后按照设计规划再在市区周围5公里以外选择厂址建设。在这同时，部局领导早已组织了专门工作班子，包括有关设计院，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划，我们到达遵义市后，除了参观部局三线工作组初步确定的地址外，还参观了市属的一个电机厂，当地有关领导给我们作了情况介绍，并表示大力支持我们三线建设。 从遵义返回重庆市即参加会议。上海市来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市机电一局的领导和其他行业的兄弟厂代表，第一机械工业部白坚部长亲自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重申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意义，要求我们一定要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心情十分激动，心潮澎湃，深感任务重、时间紧迫，都满腔热忱地纷纷表示要坚决完成三线建设这个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在会议期间，与部局负责三线建设的领导及归口设计院（第七设计院）的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规划方案，就总体设计布局的原则方案进行研讨，一些大的原则方案作了统一，如产品分类设厂、专业工艺归类集中设厂等，这样既可以组织批量生产，又提高了设备利用率，确保产品质量。会上，我既代表新厂又代表老厂负责人在搬迁协议上签名。当时我深知身负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会议结束后，立即返回上海，向华通厂党委传达汇报了重庆会议精神，经研究讨论，决定组织两套班子，一套班子由薛锡根同志为首于1965年春节后赴贵州遵义，负责抓第一批搬迁的低压电器厂生产及生活区宿舍筹备建设任务以及第二批的筹建准备工作；另一套班子由我和王元康同志在上海老厂（以华通厂为主，另外加上联电工器材厂的继电器厂部分，简称“上联厂”）编制低压电器厂生产大纲，并以大纲为依据编制各种加工设备清单，以产品工时定额核算各工种，以工时利用率计算出各工种人数和辅助人员，包括设计、工艺及各种管理人员的配备，还包括定期生产批量、出产数量、库存量、周转量、储备量，计算出原材料、零部件数量，要求做到搬迁到新厂后可以全面启动开工、生产，零部件能投入加工、装配，生产出成品。 1965年初，上海市委决定华通厂开展“四清”运动，由市委派“四清”工作队驻厂，“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对当时的三线建设工作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使三线建设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在遵义方面的工作，由于遵义地委、市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工作进展也较顺利。在一机部部局领导关心下，从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调陈善礼同志到遵义任永佳电器总厂副厂长，加强了领导班子力量，同时又分配50名大中专学生到厂工作。为了第一批搬迁的成套项目，有关模具、电镀两个车间建在遵义市电机厂内。此期间，在工作组的领导下，经过筹建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各项工作进度基本上满足搬迁进度的要求。 1965年底，厂党委在上海天蟾舞台召开全厂参加三线建设的动员大会，会上宣讲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意义和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还讲了三线建设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厂职工积极报名参加三线建设。会后，各车间、科室部门进行热烈讨论，要求人人认清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三线建设是每个职工的光荣任务，做好一切思想准备去大西南。 1966年初，接一机部电工局领导电话通知，要我于3月5日参加部里召开的书记厂长会议，并指示在会议之前先去遵义了解新厂筹建进展情况。春节后我即飞去贵阳，到遵义了解筹建中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会见部分新来的同志，逐一查看了几个新建厂及“三通一平”（即：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土地）进展情况。短短几天时间，看到了筹建组的同志们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具备了，还有些工作正在进行中，我即离开遵义去北京开会。 1966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了省、市机械厅、局长及直属企业、科研院所、专业学校书记、厂长工作会议。会上，部长作了工作报告，部署年度工作。特别强调当年的突出任务是三线建设，关系到备战备荒的重大战略任务；各沿海省、市都有搬迁任务，机械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西南地区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白坚部长坐镇西南抓三线建设等等。在讨论部长工作报告时，西南三线建设单位作为一个大组，在学习讨论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再分条条块块进行具体研讨。重庆搬迁工作会议上确定的项目，又一次进行讨论逐一加以落实。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凡有搬迁任务的单位均是指定的人选，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会议期间，部、局干部主管和人事部门主管找我谈话，明确要我担任遵义永佳电器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在任职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电工局曹维廉局长要我主要抓永佳电器总厂建设，而周建南部长助理要我抓一机部在贵州省的三线建设，在贵阳设立指挥部，任命我为机械工业部贵州三线建设指挥长，这就发生了矛盾，后经两位领导协调，由我兼任指挥长，从郑州电缆厂调李培英副厂长来贵州任副指挥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定期去贵阳工作即可，这样我的工作重心即在遵义方面。 我在北京开会期间，上海的搬迁工作紧张地进行着，已定下了第一批去三线的日期和人员（3月18日启程，包了专列火车共500多人）。厂里发电报给我，要我请假回上海带领内迁人员一起去遵义，并说上海市有关领导也向部、局发出通知要我即刻请假回上海。会议重要不能请假，当部领导再次接到上海市领导电报时，考虑到上海市领导这样关心三线建设，例外批了假期。上海是由薛锡根负责带队18日出发去遵义的，我回到上海再到遵义时间上已来不及了，必须赶在他们还没到遵义前到达遵义，迎接第一批支援三线建设的同志们。19日去西南地区的飞机票已经卖完了，好不容易联系到一架为四川医院送急用药材的小飞机，经商量后同意让我搭乘此机到成都。这小飞机上，除驾驶员和一位乘务员，还有我一共3人。当飞到西安，又遇秦岭大风，迫降西安过了一夜，一路上胆战心惊，第二天总算到达成都。21日成都去遵义的火车票都卖光了，后来在西南工作组同志们的努力下搞到了一张站票，于3月22日早晨一直站着到了遵义。到遵义后，立即组织迎接支内人员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在遵义火车站，当专列火车缓缓驶进站台时，我那紧张热烈的情绪难以言表，这就是华通厂第一批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和部分家属，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放弃上海大都市的生活，来到贫困的大西南支援三线建设。车站离厂不算远，一批批接送到厂，分别将双职工、单身职工安置就绪，包括老厂的护送人员也安排好住宿，接待工作一直到半夜才结束。 第二天，一部分人继续安置家庭，一部分职工和家属急于想看看遵义市容市貌及周边环境，还有些同志进车间在做生产准备，经过大家齐心合力的一番努力，基本上达到了预先制定的“三天准备、五天投产”目标，实现了投产预期，我向部领导和上海老厂发了投产喜报。在初步安定职工生活和生产正常运转后，我即返回北京继续开会。4月中旬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向老厂党委及厂部移交工作，于4月26日带了户籍正式离开了工作19年的华通开关厂飞抵遵义，到永佳电器总厂报到。 ?正式走马上任 来到三线新厂，正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立即召集厂领导干部开会，传达北京会议的精神及各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健全党政工团组织及人事安排。除了抓好已投产的生产工作外，还就重中之重的基本建设等有关方面工作与大家共同商讨。5月3日接待了电工局张本鸿副局长带领的工作组来厂视察。几天之后，又接待了以周子健副部长率领的有关局、处领导来西南三线考察指导工作的考察组。 我们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党政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在湘潭电机厂支援的50名干部到达后，对条条块块进行配备和充实，重点建设的条件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在遵义地委、行署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十县一市分别调集近1000名木工、泥水工及普通民工，以县（市）为单位组建11个基础建设队伍。队长由各县任命，各队的政治指导员由我总厂委派。他们都是从湘潭电机厂的中层干部中选派出来的，有意让他们从“三通一平”建厂开始到最后建成投产全过程都熟悉，为今后能担起主管这个厂领导做准备。 当时我们党委一班人，除少数带家属外，大多数集中在简单的单身宿舍里。除了重大事情开会讨论决定、分头贯彻外，在日常工作中，相互交流沟通非常方便。虽然当时的工作环境艰苦，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非常高，白天忙生产，晚上组织和带领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厂区道路施工，厂区周围安装照明，星期天还响应党中央号召贯彻执行“五七”精神，开展开荒种地等活动，厂内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 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厂里的形势发生变化。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了通知，再次强调凡是三线建设任务重的单位，可以不搞或推迟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们永佳党委依旧坚持正常工作，但事实上生产和有关工作已受到了严重影响。1966年底原定的生产任务是完成了，而且稍有盈利，但基建任务进展很不理想。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一方面总结和布置新一年的工作，组织人员接待当时以上海人民电器厂为主的第二批支内职工的到来。 1967年5月至1968年底期间，我被下放监督劳动，隔离审查，押回上海华通厂关进牛棚接受批斗。1973年下半年，我在上海接到贵州省机械厅的通知，要我回遵义复出工作，我即到贵州省机械厅报到。机械厅厅长宋子健陪同我回到遵义，在总厂里召开的全厂职工大会上，宋子健宣布我出任永佳电器总厂党委书记，这样我又重新开始了领导工作。 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厂里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体制上的变化：原为机械部直属企业，此时已下放到地方，为部和地方双重领导；原在遵义地区是一个电器总厂，此时增设了长征基地，一个变成两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委成员经过几番讨论，形成了一个合并到长征电器基地的建议方案。经上级领导与长征基地商讨取得一致意见，1973年撤销了永佳电器总厂的编制。总厂下属永佳电器厂成为独立编制，在1975年归属长征电器基地领导。当时省机械厅厅长宋子健来遵义宣布上述决定，同时还宣布我和薛锡根同志调整任职的决定。 最后，有一个问题说明如下：永佳电器总厂的建设规模，当时有过匡算。依照前面所讲的组织生产方式和原则，根据部的搬迁建设总要求，即上海的电气产品生产厂一分为二，遵义要生产上海所有的电器产品，这样才能适应备战需要，又能满足国家建设要求。大约要建设20多个分厂，低压电器、成套传动电器两个科研院所及子弟小学、技工学校、职工医院等项目。初步估算职工人数在一万左右。这个宏伟的建设工程，永佳电器总厂没有能够实现。 永佳厂大门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 支内时的一段回忆</h2>作者：薛锡根（原贵州永佳厂党委书记、厂长） 刘锦祥、薛锡根陪张局长参观遵义会址 1965年初，大规模支援三线建设开始。当时我任华通开关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被派往贵州省遵义市负责筹备永佳电器总厂及永佳低压电器厂的建设工作。当时永佳厂直属第一机械工业部八局（后改为电工总局）领导。筹建开始时成立了工地党委，我被任命为联合筹建处党委书记。联合筹建处除永佳厂外，还有一机部第二设计院、遵义电机厂等三个单位，他们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党委领导班子。 厂房及宿舍的设计工作，由一机部委派专门人员负责（他们的领导人也参加工地党委的工作），他们负责设计，我们负责建设。记得当年就完成了永佳厂的金工车间、绝缘车间、装配车间和部分职工宿舍。电机厂完成了电镀车间厂房（专为永佳厂零部件电镀之用）及模具车间原厂房的改造，还建了部分宿舍。第二设计院完成了几幢宿舍建设。（后因故未搬迁） 1966年3月，上海华通开关厂开始搬迁投产，除电镀车间及模具车间迁至遵义电机厂外，其余都在永佳厂。第一批搬迁结束后，立即投入生产，当月即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包括接触器、磁力起动器、继电器等。全厂职工欢庆投产的胜利。 投产三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心惶惶，无心工作，生产、基建开始混乱，但是，支内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仍是继续坚守岗位，每月都完成生产任务。 永佳厂建成投产后，立即成立了党委，由刘锦祥任党委书记兼厂长，我任党委副书记。1966年末，从上海人民电器厂抽调了一部分职工支内至永佳厂，大约有200多人。当时都安排在永佳厂工作，有副厂长陈大方等同志都参加了厂的领导班子。从外厂调来的李集发、李加胜、陈善礼、李洪文等都参加了永佳厂建设和生产的领导班子工作。就在那时候，全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各地各单位造反派开始夺权，永佳厂当然亦不例外。从那时起，我和刘锦祥等在被夺权后下放劳动，遭到隔离和批斗。 大约是1968年末，一机部和上海市决定，继续组织上海职工内迁，并宣布成立长征电器基地，替代永佳电器总厂。后来派出了原人民电器厂党委书记朱文源同志负责建设和筹备搬迁。与此同时，上级派军代表进驻永佳厂，形势逐步好转。我是被打倒的人员中，第一个宣布解放恢复工作的。记得当时由军代表郭振中同志担任党委书记与革委会主任，我协助其工作。1975年末，长征电器基地改选党委，我被选为党委委员。这时，军代表撤走，永佳厂由我担任党委书记兼任厂长。 在全国形势好转后，工作和生产全部恢复正常，永佳厂也不例外，生产指标每月完成，1000人左右的工厂，年总产值在1000万元左右，就这样一直到1979年，我因病提出退休，在得到公司和一机部同意后即回上海治病休养。1982年初，按中央组织部通知和有关领导机关批准，由退休改为离休。 离休期间，因工作需要，我被永佳厂聘为驻沪办事处顾问，一直到1993年止。时年65岁。 长征电器二厂 <h2 style="text-align: center;">难忘的长征二厂岁月</h2> 作者：彭灿  2019-12-11来自"三线建设研究会网站" 1971年，按照国家一机部的安排部署，为了加快长征基地的建设步伐，加快长征电器二厂的筹建与投产进度，我们这批在上海老厂工作培训的大中专学生，与老厂支援三线建设的职工一起，奔赴历史名城遵义凤凰山北麓的干田坝，参与长征二厂的筹建工作。我作为当年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参与、经历、见证了二厂的筹建投产工作。今天，时间虽然已三十七个春秋过去，但当年长征二厂领导和职工们那种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精神，仍然历历在目，像放电影似的时时在脑海中浮现。这里记忆的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特殊的大家庭长征集团公司各厂的筹建工作，一般都是由上海一个老厂负责内迁部分人员、技术、设备，在遵义筹建一个新厂。从领导班子到生产、技术、管理骨干，都是由一个厂组建派出的。而长征二厂则不一样，是由上海东风电器厂、上海立新电器厂、上海电阻厂三个厂共同筹建的，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由东风厂的成玉祥、王关林、储重九，上海立新电器厂的李志山、孙祖培，上海电阻厂的尤学文、戚桂发、顾祥根等同志组成。这些同志都是三个老厂的领导成员，由成玉祥同志任组长。中层干部及管理人员、生产工人都由三个厂派出，加上我们这些由一机部直属院校分配的大中专学生，以及当年长征基地从遵义招工进厂的职工，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记得当时厂领导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其中有两段语录叫我们反复学习，一段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第二段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时我还不知道领导为什么特别强调要重点学习这二段语录的原因，后来仔细一想明白了，我们厂的职工来自上海三个老厂，来自全国各地，领导的意图是要我们注意搞好团结。由于刚建厂，困难很多，工作量很大，领导要求我们全厂职工共同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把筹建工作搞好。由于二厂领导班子十分重视干部职工队伍的团结，工厂从筹建投产到后来不断发展，职工队伍都是稳定的、团结的。这是二厂领导班子一贯注重培育良好的厂风厂纪的结果。 冒雨搬运水泥1971年9月的一天傍晚，工厂上空突然电闪雷鸣，当时正值工厂基建最繁忙的时期，突然下起了雨，有些厂房正在加紧施工，其中有6吨多水泥堆放在露天，如被雨淋湿水泥将全部报废。厂领导一声令下，职工们马上以最快的速度从临时宿舍涌向施工工地，不分男女，抬的抬，扛的扛，将水泥一包包往已建好的金工车间内转移，雨越下越大，大家身上的衣服湿了，脚上的鞋子进水了，都全然不顾，一直把全部水泥抢运完成才离开，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自己动手安装设备按照长征基地要求，长征二厂计划安排在1971年12月1日正式投入生产。当时厂里只完成了金工、动力、模具等车间的基建任务，主要的装配车间尚未开工建设。金工、动力车间厂房建成后，从上海三个老厂搬迁的部分车床、刨床、铣床、冲床、弯板机、钳床、剪切机等必需的生产机器设备及检测产品质量的仪器仪表，在三季度已陆续运至遵义，按照一机部关于三线企业实行“边基建、边搬迁、边投产”的方针，长征二厂领导班子为确保工厂按时投产，发动职工抢时间、抓进度，由动力部门的同志组织，其他职工配合，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安装生产设备、搬运设备。没有吊车等起重设备，职工们向大庆学习，以“铁人”为榜样，用土办法搬运设备，如用钢管做滚筒，放在机器底座下，用人拉或推动机器，让机器从钢管上慢慢滚过去，直至推到定位地点为止。经过全厂职工共同努力，前后陆续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到厂的设备安装好了，打了一场自己动手安装设备的攻坚战。有一首歌中唱得好“咱们工人有力量”。确实如此，我们的职工个个都是好样的。 牛毡房里生产首批合格产品由于厂里装配车间尚未建设好，为不影响规定投产时间出产品，厂部研究，决定将动力车间前面的几间堆放杂物的低矮牛毡房空出来，改作瓷盘电阻器生产厂房。装配车间的同志说干就干，整理厂房，清理杂物，用水泥整修好地平，在动力部门帮助下安装供电线路和机器设备，只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就在这个极其简陋的车间内开始生产了，上海老厂来的技术人员邵之禹、杨厚德等同志，不怕疲劳，连续奋战，每天都与工人一起干；小组长孙玉琴同志，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克服生产中一个又一个困难，保证每道工序生产质量。七八月又是酷暑季节，牛毡房内气温高，加上电阻烧结炉产生的热量，使生产场地内的温度很高，条件十分艰苦。当时职工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早日投入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在牛毡房里生产出了我们贵州省、也是西南地区历史上第一批变阻器产品。 领导和群众同甘苦在长征二厂的筹建、搬迁、投产工作中，由于办公楼也还没有开工建设，厂领导都没有安排办公室，他们按照各自分工，上班时和职工工作、生活在一起，哪里工作紧张，领导就出现在哪里。有一次从广西运河沙来遵义的车队到达厂里，领导知道后马上带头去卸车，因为那时运河沙的车不是自卸车，必须人工卸车，直到与职工一起把河沙卸完才离开。同样，从忠庄砖瓦厂运来的红砖到厂后，也是领导带领职工搬运和卸下砖头。在二厂筹建时，厂里筹建职工只有100多人，当时人手少，工作多，时间紧，任务重，领导都是与职工一起干。干活时大家齐心协力，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从来没有什么加班费，甚至星期天都不休息。 当时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如猪肉每月每人1斤，白酒每人每月2两，食油每人每月4两，粮食凭粮票购买，食堂是用牛毡搭建的，领导和职工都一样，每人两只搪瓷碗，开饭时排队打饭吃。由于每人每月只供应4两菜油，菜里的油水很少。有一次庄师付从上海带回一块咸肉，我们马上把肉煮好，又把各人的2两酒票收到一起，由我带水壶到松桃路去买回一斤包谷酒，几个人美滋滋的改善了一下生活，至今记忆犹新。 按期投产成功1971年12月1日，是长征二厂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天厂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投产仪式，首批成功生产的B2010A龙门机床电气控制柜、HZ10组合开关等产品放在会场里，工人们还给产品带上大红花，大家喜笑颜开，辛勤的汗水终于结出了胜利的果实。当天，一机部、上海电器公司和三个老厂都来电祝贺，基地领导出席大会并向全厂职工表示热烈祝贺，有关兄弟厂领导也出席了庆祝大会。 此后，二厂继续贯彻 “三边”方针，基建、搬迁、生产同时抓，生产和基建掀开了新的一页。上海三个老厂又陆续增加技术人员和工人支援二厂，基地又在遵义新招了部分工人和退伍军人进厂工作，后来全厂职工人数增加到600多人。同时，二厂产品品种也由3个系列发展到20多个系列100多种，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也逐年增长，效益不断提高，工厂步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时间飞逝，岁月如歌。今天的我已由当年20岁出头的青年小伙步入翁翁老年。忆往昔，峥嵘岁月，感慨多多，难以忘怀。我想，老一辈长征人的那种头顶蓝天，脚踏荒地，不畏艰苦，团结拼搏，忘我工作的艰苦奋斗精神，正是工人阶级的本色所在，永远值得后来者继承和发扬光大。 领导视察 生产线场景 永佳厂对面，八十年代的澳门路 不知这是哪位置 长征电器六厂 长征八厂 长征电器九厂长征电器九厂从德国AEG公司引进DW系列断路器，已经实现完全国产化。 长征十厂（仅找到桥的照片） 长征电器十一厂 长征电器成套厂（12厂） 长征电器成套厂厂房全景 长征基地某厂的老住宅 长征基地的露天电影 长征基地职工医院 以下这组照片来自曹远创作的美篇“长征基地医院今昔之点滴记忆” 永佳厂荷花池小区（张问鹏拍摄于2020.10.8） 上海路看河池小区 小区对面是凤凰山，记得永佳厂在马路对面山脚下人工开凿防空洞。几位上海人用最原始的钢钎，一点一点的敲打坚硬的石头，挖掘出一个防空洞。 上海路已经被扩宽，两边是遵义比较高档的社区。 从荷花池社区沿永佳厂围墙去一工区的山路 巷道远处红砖建筑是一工区宿舍区 一工区 看来要对一工区进行修缮 一工区入口 永佳厂的厂区，已经变成“锦绣江南花园小区”、"同盛华庭”、“荷花池社区”等住宅小区 永佳厂三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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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军工记忆：长征基地 & 永佳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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