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国家叙事

　　

　　民族题材电影《阿诗玛》

　　

　　民族题材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民族题材电影《景颇姑娘》

　　

　　民族题材电影《五朵金花》

　　民族题材电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题材电影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银幕上曾有过零星的几部民族题材影片，分别展示过瑶、蒙古等少数民族影像。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作为现代传媒，迅速进入到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洪流中来。从1949年至1966年，民族题材电影出产了约50部，展现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19个民族的形象与生活。其中，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形象是首次登上银幕，这也成为这些民族进入现代社会的里程碑。

　　新中国的成立，使边境、国界概念具有了确实的政治内涵。借用人类学家王明珂的一个巧妙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的地理空间展示是标示现代中国政治身份的重要手段，自然成为中国电影文化的重要阵地，这也造就了“树立国家意识”这一民族题材电影的重要文化功能。

　　在一系列民族题材电影中，各民族共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民族题材电影中边境线的反复强化呈现，正是新生共和国国民教育的重要一课。人们在电影放映中第一眼就看到“国家”，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建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草原上的人们》《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勐垅沙》《冰山上的来客》等民族题材电影中，反复看到“反特”亚类型的缘故。

　　而关于少数民族的“解放”与“革命”的叙事，在这一时期的民族题材电影中占据主要地位，并在国家叙事中逐渐“根基化”。“解放”叙事多以主人公命运为主线，演示“解放”“翻身”前后的巨大差异以及历史性进程。这一“解放”叙事主题以《芦笙恋歌》《农奴》等作品为代表，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题材电影基本的主题类型。同时，当新中国以一种与旧制度及其文化体系决裂的崭新面目出现时，关于“革命”的影片也占据了这一时期民族题材电影的多数，而“解放”则是少数民族切身的政治诉求，于是“革命”叙事和“解放”叙事相辅相成。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受到共同的历史观的召唤，共同见证并参与了历史性社会变革。共同缔造了新生的共和国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化解民族隔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片《国庆》和其他新闻纪录片使得这种沟通与交流变得更加容易。随后，地处东部的几大重要电影制片厂多次来到民族地区拍摄故事片。国家也先后在不同地域建立电影制片厂，其中包括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宁夏等民族地区的电影机构，或生产纪录片，或译制少数民族语电影，为国家以及民族地区自身生产出丰富多彩的影像。边疆省份还建立了电影公司，负责电影的放映和发行。在这些影像中，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共同的心愿，汇聚成新生共和国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潮流，也孕育催生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主体性”。

　　在漫长革命征途中，各民族兄弟姐妹在党的领导下，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成为谁也离不开谁的一家人。因而，如《暴风中的雄鹰》《回民支队》《金玉姬》《金沙江畔》等影片，讲述了革命军队与少数民族之间血肉关联的故事，成为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重要题材。这些电影使得新中国民族观植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也荡涤着旧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社会主义的民族观中，多民族的共同进步才能促成国家的历史性变革。民族题材电影中，那些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其历史变迁影像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它蕴含的“历史进步”叙事创造出一系列革命与解放的典型形象图谱，召唤出新中国强大的历史能动性和创造性。电影《景颇姑娘》等影片中也清晰地表达出，国家不只是某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各民族共同的国家。诸如电影《农奴》所讲述的民族地区当代史变迁，与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构，进而成为了中国当代史的经典叙述。

　　民族题材电影自然要尊重民族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传承。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民族题材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奠定了基本的叙事规范。后来的《哈森和加米拉》《边寨烽火》《摩雅傣》《勐垄沙》《农奴》等影片也沿袭了这种创作手法。中国的“多民族性”是新生共和国文化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前所未有的民族政策下，如何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民族题材电影需要应对的重要命题。以《达吉和她的父亲》《两代人》为代表的影片，是这一时期直接涉及“族际”关系的民族题材电影，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的民族关系。影片中的文化多样性始终围绕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展开，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下，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成为全民的共识。

　　新中国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民族题材电影出现了更多的“建设”主题，民族题材电影也成为塑造并召唤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样式。在《五朵金花》《天山的红花》等影片中，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日新月异。《五朵金花》更因提供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幸福原型，而成为中国电影永恒的经典。《五朵金花》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幕幕集体生产劳动的场景：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的劳动使得物产丰富，劳动也超越了价值交换和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劳动者在山水之间既生产又娱情。青年人挥洒着劳动的汗水，爱情也在劳动中生根发芽。“金花”这个通俗的符号，其字面意义就象征着富裕和美好的结合。神州大地，遍地金花。这种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和影片中的节日歌舞，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伦理想;这种民族影像也使“民族”一词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时代的嬗变，“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象逐渐成型。同时，爱情、歌舞的场面成为这一时期的民族题材电影展示新生共和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并逐渐积淀为民族题材电影类型化的叙事元素。民族地区也成为展现新的国家形象及其浪漫情怀的理想空间。

　　这一时期的民族题材电影，所关切的基本上都是新中国在历史转折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客观上展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进程。以《刘三姐》《阿诗玛》为代表的挖掘民族地区神话与传说的影片，虽也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在内容与形式上仍保留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展现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形式和精神，并成为新中国崭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史无前例地凸显出来，成为新中国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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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各有其社会功能与文化表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中，民族题材电影成为民族团结的载体，成就了此类题材电影共有的主题倾向和类型。为中国当代的文化生产和创造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已成为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编辑：张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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