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斯通作品DVD汇总：我以美国人为耻(图)

　　

　　

　　奥利弗-斯通

　　我父亲曾对我说:‘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否则你会受伤。’他说得对，可我就是止不住自己说实话。我少年的时候还想过自杀。但是现在50多岁，我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衡。一个男人成为男人，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完全接受他命运里所有的高低起伏。

　　——一个“坚定却危险的舵手”说

　　大导小传

　　1946年9月15日上午9点58分，奥利弗·斯通出生于美国纽约。其父亲是华尔街的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奥利弗·斯通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后来父亲投资失败，导致父母离婚，《华尔街》曾被认为是以他父亲为原型创作的。

　　斯通少年时期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多数电影人一样，受到了布努艾尔和戈达尔的影响。1965年，在耶鲁大学学习一年，同年他迁居南越，在科隆教授了一年英语，次年他写了一部未发表的小说，又去住了短暂时期，结果因为携带大麻而被判监禁。

　　1967年，斯通像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应征入伍，以陆军第25步兵师的士兵身分在战场上经历了18个月的洗礼，他的努力获得铜星奖章和紫心奖章。著名的“越战三部曲”就是斯通反思越战的一个样板戏。越战结束后归国，斯通有过一小段流浪生活，也扬言“干脆去华盛顿行刺”！进入纽约大学后，在导演马丁·斯科西斯的指导下学习电影制片和编剧，从此走上电影从业生涯。作为一名学生，他曾在马丁1970年的纪录片《街景》中担当摄影师。斯通曾说“斯科西斯是我的老师，他具有让人分享其电影知识和对电影之爱的惊人能力。然而，对我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是越战……当一个人走进丛林去寻找敌人时，他的视野最终会变得很狭窄，一切都集中在几平方米之内。这样的视野与摄影机的视野完全相同。”

　　1971年，斯通导演了第一部短片《去年在越南》（11分钟）。1973年，他执导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恐怖片《癫痫》。1976年，斯通来到好莱坞闯荡，仅仅两年后，就因为改编畅销小说《午夜快车》，而获得了生平第一个奖:“最佳改编剧本奖”。1981年，斯通执导了《大魔手》，至此，斯通才获得导演创作方面的肯定，5年后，他又以具备独特天才的新一代导演的气势，编导了《萨尔瓦多》，这是他的第一部涉及政治的影片。1986年，执导“越战三部曲”第一部《野战排》，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该片被称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越战片。影片全球票房收入高达2.5亿美元，凭借此片，斯通成为第一个执导有关越战的主流电影的人。

　　1987年的《华尔街》刻画了金钱挂帅时代人类毫不掩饰的贪婪欲望。1988年，斯通根据埃里克·博高斯安的舞台剧《抓狂电台》拍摄而成同名电影，被认为是斯通最悲观和最独特的作品，探讨了“传媒的社会和人性效应”的主题。1989年，斯通再次将视角转向了越南战争的后续影响，“越战三部曲”之二《生于七月四日》为他赢得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大奖，通过这部影片，斯通不断释放着自己内心的呐喊之音（片中“f***”一词出现了289次），虽在对战争历史的表达倾向上受到卫道人士的评击，但仍被认为是反映越南战争的最好的影片之一。

　　1991年，斯通拍摄了预算不菲的音乐传记片《大门》，同年又执导了名作《刺杀肯尼迪》，引发了一场美国电影史上空前的全国大辩论，使得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沸腾辩论声，最后政府当局不得不把一些尘封的文件解密。奥斯卡评审委员会也被这部争议极大的影片弄得无所适从，只给了它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两个安慰奖，但它的全球票房超过了2亿！

　　1993年，斯通重返他熟悉的越战题材，拍摄了“越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与地》，这也是他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1994年，斯通又推出了他最收争议的电影《天生杀人狂》，该片花费5000万美元来“渲染暴力”，用了18种不同型号的胶片，为了得到“R”级而不是“NC-17”级，这部影片光是剪辑就花了11个月，有150个镜头不是被剪掉就是被重拍，结果该片仍使奥利弗·斯通至今官司缠身，因为一些暴力犯罪的受害人起诉他这部电影误导了青少年凶杀犯罪。

　　1995年，斯通再次把镜头瞄向政治舞台，试图通过影片《尼克松》恢复从前的成绩，但没有成功，5000万的预算也仅换回1300多万的票房。影片重温了这位美国现代史上极富争议的政治人物的一生，结果这部影片遭到尼克松女儿的公开指责。沉寂了两年后，1997年，斯通掉头回到商业片路子，导演了一部反响平平的《U形转弯》。1999年，斯通重执导筒，推出了由主演的《挑战星期天》，重回卖座片导演行列。

　　2001年，斯通担任电视电影《里根被刺的那一天》的制片人。2003年，斯通亲赴古巴采访卡斯特罗，拍摄了自己生平的第一部纪录片《指挥官》，斯通为自己的“阴谋理论”找到了知交，当他问及肯尼迪遇刺事件时，卡斯特罗回答“我从来不相信独行杀手那一套。”这似乎非常对斯通的胃口，以致2004年又再次访问卡斯特罗，制作了电视记录电影《寻找卡斯特罗》。在一次采访中斯通承认，“我确实热心于拍摄供电视播放的影片。”

　　2004年，斯通第一次把视角放到古代，拍摄了古装史诗片，1.5亿美元的投资仅换回3400多万的本土票房，是斯通作品中投资最大也失败最惨的一部，而斯通也不心甘，“导演剪辑版”都重剪了两次。2006年，斯通又推出了瞄准“9.11事件”的新片，斯通早就放话说该片“无关政治”，而是反映更宏大的人性主题。

　　2006年9月，斯通猛批布什，甚至在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公然说：“我们以安全的名义毁坏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去做些解决贫困、疾病的事，而是和别人打仗，这是在浪费精力。布什已让美国倒退10年，甚至更多。”斯通认为伊拉克战争完全是一场灾难，让他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羞耻。

　　暴力V.S.非暴力

　　暴力，这至少是斯通电影在外观上的主题，多年来斯通一直在银幕上抒写着战争暴力和个人暴力，不断地去展现非常态的狂暴命运，来解析我们这个疯狂的时代。斯通通过一种暴力的表象来突出“非暴力”的主题，正如同鲁迅“揭开伤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信念，因此，那种指责斯通电影是在散播暴力倾向的评论是很表面化的。

　　斯通曾亲身经历过越战，这段经历对于许多战死在湄公河畔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永久的噩梦，而对于斯通来说，则代表了他世界观的重生，他著名的“越战三部曲”，成为斯通反思越战最为直接的一个标本。该三部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通过一个“他者”的目光，来解析战争与人性的冲突，比如《野战排》中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新兵泰勒，《生于七月四日》中身心俱残的越战“英雄”罗恩，《天与地》中的越南少女乐丽，以及《萨尔瓦多》中的摄影记者理查德等等，都是通过一个情感饱满的具体的人，来承受战争的贻害和疑问。并且，“越战三部曲”设置了三个视角——《野战排》是远视（越南），《生于七月四日》是近视（美国本土），《天与地》则从男性视角换成了女性视角——斯通正是运用全方位的视角来获得对战争最立体的认识，以此探讨了战争的实质以及对人带来的影响。对于斯通来说，如果一个人最终的命运只是停留在解释自身的话，那么这部电影的意义是微弱的，而战场成为了他剖析人性与暴力冲突的最佳外景。

　　在探讨个人暴力方面，《天生杀人狂》则是当仁不让的代表作，斯通认为该片继续了库布里克在《发条橙》中的哲学探讨，他也同意库布里克提出的那个哲学问题：如何你拿一个杀人凶手的内心世界取乐，并把那种攻击性的遗传基因拿出来，结果会怎么样？会出什么事？《天生杀人狂》就是继续探讨“凶杀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的影片。斯通是深谙暴力实质的，他刻画各种挣扎于困境中的不同人生，其暴力美学的核心正是反暴力！这与斯通非常崇拜的《发条橙》中治疗暴力青年阿里克斯的方法相似，那就是通过灌输暴力来反暴力。“我有观众意识，但首先寻求自我满足，而且祈求与观众取得一致。”斯通刻画的是他自己和每个人心中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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