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结拜兄弟”为何越来越少见?是世风变迁,还是文明演进的必然?

栏目:影视资讯  时间:202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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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结拜兄弟”为何越来越少见?是世风变迁,还是文明演进的必然?

  说到“结拜兄弟”,中国人绝不陌生,还颇有几分亲切感。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被传为佳话。《隋唐演义》中,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四十六人在贾家楼结拜,演绎出一段灭隋兴唐的英雄传奇。

  “结拜兄弟”的故事脍炙人口。譬如《水浒传》的108将,《射雕英雄传》的江南七怪,《天龙八部》的乔峰、段誉与虚竹。连《西游记》里的太宗皇帝与唐僧、镇元大仙与孙悟空,都成了结拜兄弟。

  在真实的历史中,“结拜兄弟”的事例非常多见。

  譬如宋太祖赵匡胤,早年就与李继勋、石守信、王审琦等军官结为了异姓兄弟,为日后“黄袍加身”奠定了人脉基础。

  直至晚清民国,以“拜把子兄弟”为核心的各种会社依然大量存在,如哥老会、小刀会、青帮、洪门等。

  可以说,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江湖草根,“结拜兄弟”的情形广为流行。

  然而到今天,“结拜兄弟”仿佛已成传说,越来越罕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是因为社会风气变了。也有人说,是因为政治制度变了、法制环境变了。

  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从秦皇汉武直到宣统退位,中国社会一直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体。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工商业文明强烈冲击到古老中国。李鸿章惊呼,这是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

  正是因为大变局到来,使得“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改变,传统伦理受到巨大冲击而变化,“结拜兄弟”等文化现象也必然随之变迁。

  换言之:“结拜兄弟”现象之所以没落,是因为工商业文明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文明。何以见得呢?

  我们知道,传统农业社会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组织。“

  人口+土地

  ”是核心生产力;人丁兴旺、家族成员互助,是普通家庭生活的关键保障。儒家文化正是根植于这样的土壤。

  古代为什么会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呢?因为,如果一个家庭无后(特指男丁),就没有后续劳动力,就难以保障将来的生产与生活,父母养老、香火传递也成了问题。

  所以,古代中国人如果没有生儿子,一定要想办法过继一个,或者认养干儿子。如果一个人没有亲兄弟、或兄弟很少,结拜异姓兄弟就成了一种弥补方法。换句话说,

  “结拜兄弟”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放大。

  如果遇上民不聊生的乱世,强化家族力量、壮大类血缘网络,就成了自我保护的重要措施。“结拜异姓兄弟”也更有必要了。

  老话讲:“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结拜兄弟”虽说不是亲兄弟,但因为彼此认同、歃血为盟,也是可以相互依靠的力量。“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就是这种关系,瓦岗寨、水泊梁山的结义兄弟也是这种关系。

  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家族成员彼此依靠、兄弟姊妹互助、结拜兄弟相互照应,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生存保障机制。

  我们读古代小说,常见这样的故事:某位寒门子弟上京赶考,亲戚本家往往要资助路费。某人流落江湖,常会投奔自己的拜把兄弟。

  很多时候,“结拜兄弟”比一般亲戚更可靠。为啥呢?因为当初结拜时,他们会焚香立誓: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刘备、关羽、张飞就是这样,他们被世人看作是“结义兄弟”的楷模。

  不光是刘备,曹操和孙权的创业,也是大大依靠了本家兄弟和异姓兄弟的支持。夏侯家兄弟(如夏侯惇、夏侯渊)一直是曹操阵营的核心骨干。而孙权与周瑜的关系,也是典型的“亲戚+异姓兄弟”。

  从本质上讲,“结拜兄弟”或“结拜姊妹”,就是家族血缘关系的延伸,是一种“类血缘”关系。而家族血缘关系,正是传统农业社会之基础。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也更能理解儒家伦理的实质。

  孔子毕生推崇“周制”。周天子与主要诸侯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家族血缘关系。譬如鲁、卫、燕、晋、郑等国的国君,就是周天子的本家兄弟。姜姓齐国、申国是周王室的联姻家族(周武王、周宣王的王妃都来自姜姓部族,周平王的母亲是申侯之女)。

  “周制”就是家天下。

  西周分封

  光武帝刘秀创业的时候,开头依靠兄弟族人起兵,后来依靠一大帮异姓兄弟夺得天下,他们被尊为“云台二十八将”。

  东汉建国以后,皇室与功臣家族联姻,当年共同创业的“把兄弟”成了外戚家族,伙伴关系又叠加了血缘关系。

  这种由“类血缘”关系转化为血缘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

  譬如,张飞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刘备之子刘禅。夏侯惇之子夏侯楙娶了曹操的女儿。孙权的儿子孙登娶了周瑜的女儿。

  再譬如,我们常在历史故事中看到这样的情节:两个结拜兄弟交情深厚,于是便指腹为婚,提前结为儿女亲家。很多皇帝为了笼络人才,常把新科状元或功臣子弟招为驸马。

  我们通常把传统王朝叫做“家天下”。但是请注意:统治天下的可不只是皇帝一家人,而是以皇家为核心的、庞大的血缘关系网。

  两千多年来,王朝几经更迭,但中国社会始终笼罩着一张血缘关系的“大网”。

  在统治阶层,皇亲国戚处于中心,公卿贵族是第二圈层,他们的门生故吏将关系网延展扩大。在民间,血亲家族是核心,“结拜兄弟”是关系网的延伸。

  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结构是什么?就是血缘和类血缘关系交织的“关系网络“。

  儒家伦理为何长期成为主导?因为它有效维系着传统社会的血缘亲族关系。只要看看其核心概念,你就会一目了然。

  在儒学伦理中,“国”与“家”相对应,“君臣”关系对应着“父子”关系,官员俗称为“父母官”。儒家提倡对君主要“忠”,对家长要“孝”;对待兄弟朋友要“仁义”,绝不提倡“利”字当头。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

  在传统社会里,资助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善举;假如你要收取利息,则会被看作是小人。反之,如果受资助的人将来做官或得势,也必须回报资助他的人,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这种资助与回报形成一种十分复杂社会关系网。于是乎,托亲靠友、投桃报李、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了必然产物。

  这种文化绵延两千年,造就了一口难以逃脱的“大酱缸”。

  自汉武帝“霸出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伦理深入官方与民间,也被江湖社会认可。凡结拜兄弟,都讲究“忠、孝、仁、义”,

  尤其是“义”字当先

  。

  从“桃园三义”到梁山好汉,从的“天地会”到义和团,不同时代的“结拜兄弟”理想不同,但有一条道德准则是相同的,那就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如果一个人对利益斤斤计较,与朋友算得清清楚楚,那就算不得“兄弟”。这与“君子耻言利”的儒家伦理很一致,也与“重农抑商”的王朝国策相契合。

  “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很漫长,儒教伦理很悠久,“结拜兄弟”的文化也是源远流长。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商品伴随着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的国门。“天朝上国”之梦破灭,儒家礼教走下神坛,工商业文明开始兴起。

  以农为主、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开始了艰难转型。

  这就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842年《南京条约》签约场景

  大变局的核心是什么?是传统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可逆转地转向了工商业文明。

  中国传统社会的三个“基础”,正在被工商业文明打破。这也是“结拜兄弟”不再盛行的深层原因。到底是哪三个“基础”呢?

  首先打破的是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网。

  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既无金融系统,更无社会保障。如果离开亲族成员的互助,遇到修水利、建新房、婚丧嫁娶等大事,一家人的力量往往不够,更不要说遭遇自然灾害、兵荒马乱的时候了。

  所以,重视血缘家族、重男轻女、结拜异姓兄弟等传统习俗必然会形成,这是生存状态决定的。

  近代工商业文明兴起,是以社会大生产、开拓大市场为特征。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是源自西方的银行业、保险业与股份企业制。这些新生事物,必然要打破血缘关系的羁绊和熟人社会的局限。

  想想看,血缘关系再庞大、结拜兄弟再多,能支持大规模的航海贸易与跨国贸易吗?越到现代越不可能。

  其次,传统的“义利”观念要被打破。

  工商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在商业经营中,股权就是发言权,利润也是按股权分配。无论你是刘皇叔,还是宋公明大哥,都不能例外。

  耻于言利、“义”字当先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朋友聚餐都流行AA制。“兄弟有难,倾囊相助”,现在有几人能做得到呢?

  第三,江湖道义已成往事,法律规范无处不在。

  我们看历史小说或武侠传奇,常为“结拜兄弟”而感动。他们行走江湖,快意恩仇;是兄弟不分彼此,为朋友两肋插刀。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讲:张飞丢了徐州,失陷了刘备家小,急得要自刎谢罪。刘备赶忙夺剑安慰道: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这些都是过去的传奇。你若模仿江湖侠客,小心被警察请去。你若学刘备那样说话,小心老婆罚你跪键盘。

  既然三个“基础”都被打破了,“结拜兄弟”的文化土壤也就不存在了。但为何我们能看到:某些地区还留存着“结拜”现象呢?

  要知道,文化习俗具有强大的惯性。至今,仍有一些非常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地区,同族、同乡之间的合作与互助非常活跃,从中能看到“结拜”文化的延续与演变。

  另一方面,为自我保护而结拜兄弟的地区,往往是商业文明不发达、法制管理不到位、社会保障有欠缺的地区。

  想想那些远离故土、在异乡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脱离了熟悉的亲友圈,又难以在陌生的城市落户。他们结拜兄弟或参加同乡会,只是为了彼此关照和多一些归宿感。

  社会在变革,文化习俗亦将随之而变。追忆也罢,留恋也罢,期望复兴也罢,终归不能改变其必然趋势。“结拜兄弟”是如此,很多传统文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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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出自李鸿章1874年呈给同治皇帝的一份奏疏。

  注2:出自《论语·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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