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的“左青龙、右白虎”，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在夜空参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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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神秘数字的研究表明，古人是先有“二”这个概念，然后才有“四”的概念的。

　　太阳东升西落，启发人们认识了方位上的两极。而当更复杂的天文学和历法学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又从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中得到启发，在一个回归年里找出太阳最靠南边（冬至)、最靠北边（夏至)、第一次居中（春分)、第二次居中（秋分）等四个时点，利用空间的知识更准确地认识了时间。

　　

　　这时候，人们同时建立了四时和四方两个概念，对四的崇拜于是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对二的崇拜。

　　因此，我们可以把同二方观念相联系的龙虎组合看作四神组合的第一步，看作四神体系的维形。这种组合有很悠久的历史。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蚌塑龙虎图，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前。这个龙虎图墓葬提供了最早的龙虎组合的例证，根据考古学者研究，它属于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

　　

　　这幅蚌塑图也可以称作“二象北斗图”：

　　它由三处蚌塑组成，东边是蚌龙，西边是蚌虎，北边是用三角形蚌塑和两支胫骨代表的北斗。

　　北斗的存在，证明它是一组关于天象的符号。

　　人们曾用消除岁差的天文学计算方法求得了六千年前的星图，发现它和濮阳蚌塑龙虎图所反映的天象是完全吻合的。

　　在这幅星图上，参星处于春分点的位置。也就是说，当参星被太阳遮蔽的时候，便是春分的时候。

　　同样，商星（又称大火星和心宿二)处于秋分点的位置，当它被太阳遮蔽，人们也就因此知道到了秋分。

　　

　　当时人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来利用参、商二星判断时节：

　　当黄昏天空上出现斗柄向东指向商星的景观的时候，春分就来到了。因此，濮阳蚌塑墓中的龙，可以说是东方、春天和以商星为代表的东宫星宿的象征；墓中的虎，则是西方、秋天和以参星为代表的西宫星宿的象征。

　　关于参和商，《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

　　故事说：

　　很早很早以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阏伯，一个叫实沈。这两人很不友好，日日打架，高辛氏于是让它们分开，把阏伯迁往商丘，把实沈迁往大夏。阏伯迁往商丘以后，根据大火星的天球位置纪时，所以商民族信奉商星（大火）；实沈迁往大夏以后，根据参星的天球位置纪时，所以夏民族信奉参星。

　　濮阳西水坡龙虎图的涵义，正好是和这个故事的说法一致的。

　　此后在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中，我们又看到了一幅龙虎图。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县，1978年出土，墓主曾侯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曾国君王。

　　

　　墓地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其中的龙虎图绘制在五件漆木衣箱中的一个箱盖之上。这幅图画可以称作“龙虎二十八宿星象图”：画面正中篆文朱书一个大“斗”字，二十八宿的名称环绕在“斗”字四周。这二十八宿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在亢宿之下写有“甲寅三日”四个字。画面两端分别绘出青龙、白虎。

　　龙首蜿蜒向下，左屈而至危宿部位；白虎腹下，则有一枚三刃的火圜。这幅图画的内容，就比濮阳龙虎图更为丰富了。

　　如何解释这幅“龙虎二十八宿星象图”呢？

　　

　　但是，如果注意到以下两件证物，这就是一个不难解答的问题：

　　(一)在曾侯乙墓中另外还有一个刻有若木扶桑图的箱盖，上面写了一些关于天文学的漆书文字；

　　(二)在《国语》中记载了鲁国史官伶州鸠论律的言论，其中讨论到周武王伐殷时的天象。

　　根据这些证物，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

　　龙虎二十八宿图所描写的正是周武王伐殷时的天象。

　　图上北斗伸张四足，象征“帝张四维，运之以斗”。北斗西南一足指向张宿，表示伐殷时的年份是“岁在鹑火”（鹑火也是周国的分野星）。

　　

　　北斗东南一足指向房、心二宿之间，表示伐殷时的月位是“月在天驷”（天驷也就是房星一周民族的农星)。

　　北斗东北一足指向危宿，东方苍龙也探首接近此处，表示伐殷时水星的方位和太阳的方位，即所谓“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天鼋也是姬周民族的女性祖先，齐姜民族的分野星)。北斗西北一足指向觜（zī）宿，象征曾国的分野。

　　白虎腹下的火圜，其三刃直指东方尾箕斗三宿，表示武王伐殷时的太阳位置和日月合朔时的位置，即所谓“辰在斗柄”；也表示周王禀受水德，代殷而兴。

　　由此可见，二十八宿图中的龙、虎是东、西的象征：

　　既象征天上的东宫星宿与西宫星宿，也象征地上的东方与西方。

　　例如同“圭、娄女、胃、矛、毕、觜、参”等星名相联系的白虎是代表西宫星宿的白虎；同太阳符号，火圜相联系的白虎则是代表西方大地的白虎。

　　至于亢宿下所注的“甲寅三日”，则是指曾侯乙逝世的日期，具体说来，指公元前433年的五月初三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濮阳墓葬中另有两组蚌塑图：

　　一组作合体龙虎的形象：同一躯体，北边是面向西方的老虎头，南边是面向东方的龙头；龙虎背上有一只鹿，龙的头部则有一个蜘蛛。

　　

　　另一组作人骑龙、虎奔走的形象：老虎在北边，头朝西方；龙在南边，头朝东方。这两组蚌塑图说明，古人心目中的龙和虎，除掉代表东宫星宿和西宫星宿以外，还可以表达升天的涵义。

　　关于蚌塑图的这一涵义，考古学家张光直作过详细论证。他认为，人骑龙、虎奔走的形象，所表达的就是墓地主人乘着龙虎升天。

　　后来的道教有一种说法：有道术的人可以借着龙、虎、鹿三“轿”的脚力，上天入地，穿山下水，并且同鬼神相交往。这其实就是以古老的乘龙虎升天的观念为渊源的。

　　除蚌塑图以外，在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留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表达上述观念的艺术符号：

　　第一种是人骑龙虎图，又称“伏兽图”，它们表示墓主们正在驾驭龙虎；

　　

　　第二种是人和龙、虎、凤鸟伴见的图画，它们表示墓主们随着这些神灵升天；

　　第三种是龙虎食人形象的造型艺术，如前文所说，它们表示人与龙虎同化后升入天界。

　　

　　此外古代还有一种关于“畜龙”的神话，说当时有“豢龙氏”、“御龙氏”，他们能够“乘龙”。这种神话正好证明龙是作为乘骑被养育和驾驭的。

　　从这一角度去看古代的龙虎合体纹饰，例如夔纹、饕餮纹等纹饰，我们就知道，所谓夔和饕餮是作为载负灵魂升天的动物神而受到人们崇拜的。

　　总之，不论是龙虎合组的天象图，还是龙虎合组的升天图，早在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这两种图案的涵义是相互关联的，说明龙和虎之所以会被人们设想为升天的乘骑，是因为它们都被看作天上的神灵。

　　濮阳墓葬蚌塑图的价值在于：

　　它证明人们在很早以前就有了龙为东方神灵、虎为西方神灵的看法。

　　虎为西方神的看法是因为人们曾把虎看作死亡之神，而这一看法源于太阳的西归；现在需要指出的是，龙为东方神的看法亦因为人们建立了东宫星宿的信仰。

　　在二十八宿的星名中存在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东宫星宿恰好是一组关于龙的形象的描写。

　　“角”代表龙角，“亢”代表龙颈，“氐”代表龙首，“房”代表龙身，“心”代表龙心，“尾”代表龙尾。

　　

　　联系濮阳蚌塑龙虎图可以判断，这些星名是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相关联的，它们是龙虎二象观念进一步发展之后的产物。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

　　这种龙虎二象观念，是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西方民族的观念。

　　因为濮阳蚌塑龙虎属于仰韶文化，同东方的龙山文化相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曾侯乙墓龙虎图强烈地表现了姬周民族的文化意识，同东夷民族相对，可以说是西方的文化意识。

　　此外，苍龙六宿中的心宿又称“大火”。如果说“大火”是东方民族的星名，那么，“心”和苍龙之体便是由西方民族命名的。就此而言，龙虎组合图的意义在于：它作为四象体系的第一步，代表了这一天文学体系的西方渊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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