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平定内乱并参与抗清，去世后明朝陷入庸才误国之态

　　卢象升（1600年4月16日——1639年1月15日）字建斗，又字斗瞻、介瞻，号九台， 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人。他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在明末战事频繁，明兵不振的情况下，他以胆略著闻。为挽救明王朝濒临灭亡的危险境遇，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军。崇祯九年以前，由于多次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军，逐步得到朝廷重用。

　　清兵深入内地以后，他被任命为宣、大、山西总督，转入抗清战场，立刻成为主战派的代表。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议和。父亲刚刚去世，他身穿麻衣草履，奉诏督师，有“北门锁钥”之称。

　　崇祯七年（1634年）冬，正当思宗下令调动河南、湖广、四川、山西兵马入陕围剿之际，造反武装分头突围，一分为三：一路由陕州上平阳，进入山西；一路由武关向襄阳，进入湖广；一路由卢氏东向，进入河南。以后其他两路陆续由山西、湖广进入河南。数十万大军会集于河南大地，其声势之大已非昔日渑池渡时可比了。

　　1、受命之时的战争形势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初四、初五，农民军焚烧上蔡县城南关，南犯汝宁，又从汝宁东下，进攻凤阳。凤阳虽是皇陵所在地，号称中都，但其城防与南北二都无法相比，据说当时出于风水考虑，没有在外围建造城墙，因而无险可守。正月十五日，中都凤阳被攻陷，随后，农民军烧毁皇陵。

　　十月二十八日思宗终于下了一道罪己诏，把皇陵震惊的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今年正月流氛震惊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思宗的高姿态，使得凤阳皇陵事件烟消云散，然而中原战场的严峻形势仍然是一大难题。

　　思宗在下令五省总督洪承畴从陕西赶往河南以后，于崇祯八年（1635年）六月把卢象升提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兼提督军务。到了八月，又提升他为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兼湖广巡抚，与洪承畴协同征剿。

　　九月初九日，卢象升行至应城,接到邸报，见兵部关于“秦寇半入中州”的题本上，皇上给兵部的圣旨写道：“卢象升着以巡抚职衔，加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川湖等处军务，统领各兵，写敕与他。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如贼入秦，卢象升督兵进关合图扫荡。”

　　一个五省总督，一个五省总理，都以能征惯战著称，看得出来，朝廷对他们寄予厚望，要他们南北夹击，以求一举荡平中原。他们两人深知身上担子的分量，都不敢贸然立下军令状，而持审慎冷静的态度。形势确实不容乐观。

　　兵部尚书张凤翼在提出“贼尽出关则洪承畴合剿于豫，尽入关则象升合剿于秦”这种分兵合剿方案时，忧心忡仲地流露出悲观的看法：敌方号称三四十万，更迭出犯,势众而力合；我方零星四应，势寡而力分。敌方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我方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众寡饥饱劳逸之势相悬如此，敌何日可平？”

　　思宗也知道这种差距，所以他批准兵部的方案,要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在中原战场形成一个包围圈。一向足智多谋的洪承畴也犹豫起来，上疏向皇上大谈剿杀追逐之难已今非昔比：第一是剿杀之难——先时敌万避兵逃窜，今乃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第二是追逐之难——敌方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骑兵三成，步兵七成）；第三是时日之难——敌方深入山谷便可据险负隅，官兵相持一日则坐弊一日；第四是兵力之难——敌方有数十万之众，守剿官兵合计仅四万余，众寡不敌日甚一日。

　　

　　一向善骑射精韬略的卢象升接到新任命，除了“五体投地”的感恩戴德，便是“五内忧惶”的忐忑不安。他对形势的看法与洪承畴颇为接近：现在群寇披猖，不但非数年前可比，就是与去冬今春相比，差距何止一倍。所在分股狂奔，大股二三万不止，小股万余不止，秦豫二省有数十股。他深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极力推辞，说自己与洪承畴相比，识见不及十之五，才力不及十之四，精神不及十之二，希望皇上另荐贤明。

　　思宗鉴于人才难得，不但不同意卢象升的推辞，而且连日不断发出圣旨重申前意。卢象升在赶往云梦、孝感、黄陂的途中，接连看到邸报上刊登的圣旨。在皇帝的再三催促下,卢象升再也不敢推辞，只得遵命走马上任，指挥中原战事。

　　朝廷的意图是明确的，务必把造反大军围歼于河南。当局既然称对手为“流寇”，就应该明白其特点就在于“流”，避实捣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不以固守一地为宗旨。要把他们围歼于河南，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在疲于奔命的征战中，洪承畴的两员骁将艾万年、曹文诏阵亡，继之以张全昌叛变。就在这时，卢象升被任命为五省总理，中原战场的重任便落到卢象升的身上，难怪他要再三推辞了。卢象升上任以后虽然打过一些胜仗，但终究没有能够把对手围歼于河南，是不足为奇的。

　　2、连战河南

　　当时闯王高迎祥等部从华阴南原出朱阳关，进入河南，其他各部也从陕西进抵河南阕乡。高迎祥与久踞灵宝的张献忠会合，齐头并进，东下洛阳、汝宁一带。卢象升赶往汝宁府城汝阳，见对手三十余万连营百里，便指挥副将李重镇、雷时声在城西三十里发动突然袭击,，连战两天，迫使高迎祥等部退去。随后又追击于确山。这两次大胜扭转了由于艾万年、曹文诏阵亡所带来的诸将畏缩不前的状况。

　　

　　闯王高迎祥等部围攻庐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进围滁州。卢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救援滁州，大战于城东三里桥击毙首领摇天动，追逐五十里，从朱龙关至关山一带积尸填沟委壑，滁水为之不流。造反大军一支北趋凤阳，围寿州，突至颍州、霍州、萧县，由于总兵刘泽清扼守黄河,便折返掠考城、仪封而西；另一支由毫州折入归德、永宁，遭总兵祖大乐邀击，又为陈永福所败，然后南下裕州、南阳。卢象升率祖宽、祖大乐、罗岱大战于七顶山，闯王高迎祥精骑损失殆尽。

　　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十九日，卢象升赶到南阳，对部将说：“我逐贼至此，诸君努力，无令得逸！”随即命祖大乐趋唐县、新野守备汝宁，祖宽趋光化守备邓州，陈必谦绕出镇平往邓州，并派人往襄阳告知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务必拦截于汉水之北。

　　按照卢象升的意图是乘胜追击，歼敌于豫楚边界。但是王梦尹、宋祖舜二人庸碌无能又拒不遵命，汉水以南竟不设防，使疲于奔命的造反大军得以轻易地从光化县羊皮滩渡过汉水，进入郧阳，从而摆脱了卢象升的围追堵截心。

　　这时江北、河南的另一部造反大军也进入了豫楚边界的大山中，与关中各部遥相呼应。中原战场顿时平静无事。兵部尚书张凤翼以为这是一个极佳时机，向皇上提议：河南、郧阳、陕西三巡抚各督将士扼防，不让一兵逸出；四川,湖广巡抚移师边界，听候援剿之命；而督、理二臣率主力入山围剿，务求全歼。思宗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严令洪承畴、卢象升克期五月荡平。

　　这个方案在纸面上看固然堂皇，一旦付诸实施就漏洞百出。卢象升所部祖宽、祖大乐等北方骑兵习惯于平原地区驰骋不善于山地作战，朝廷要他们入山围剿，祖宽、祖大乐按兵不动，欲与李重镇一起北归。

　　卢象升无可奈何，只得向皇上大谈入山搜捕之难：豫楚边界大山绵亘，密菁深林，马不能进，我兵攀木逾崖，日行三四十里，车驴不能运粮，只能每人背米二斗随兵面走，十日粮尽。千兵人山需千人运粮，万兵入山需万人运粮，过期则兵夫同归于尽。这种状况使一向不畏艰险的卢象升陷入了十分难堪而苦恼的境地。

　　卢象升从南阳、邓州赶往襄阳,与湖广巡抚王梦尹商议督剿之事。从三月初五至十五日，卢象升昼夜指挥，以致两眼浮肿一身委顿，也不敢调摄片刻。鉴于均州、谷城、襄阳西北一带,山势险峻陡窄,全是悬崖蛸壁羊肠小道，骑兵难行，只得把总兵祖宽，李重镇调往荆州,防守荆襄内地，令调总兵秦翼明、副将杨世恩、雷时声率步兵入山围剿；调总兵祖大乐前往内乡、淅川与河南巡抚夹剿。

　　河南巡抚陈必谦借口内乡，淅川的造反大军已遁入周围山区，祖大乐骑兵难驰，况且粮饷困难，明确表示不欢迎祖大乐前往，建议卢象升把这支劲旅暂时蓄锐于荆襄地区，伺机而动。卢象升考虑到祖大乐、祖宽、李重镇在中原屡建战功，现在既难于入山追剿，又不便于坐守分防，请示皇上如何调遣。兵部议论后指示卢象升“相机安排，将关宁兵以换班名义逐步调回”。

　　

　　洪承畴得到这个信息，立即向朝廷提议，把祖宽、李重镇调往陕西。随即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关，与卢象升商议后联名上疏，利用皇上特许的便宜行事权，在得到皇上批准之前，先调祖宽、李重镇二军随洪承畴西行。祖大乐部暂时驻扎洛汝，遏内乡、淅川、嵩山、卢氏。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意外事变——北方满洲军队突然于六月底突破长城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思宗命李辅国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几天后，形势更加吃紧,满洲铁骑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寿山，进攻昌平，其前锋已达西山。

　　兵部紧急征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王忠与猛如虎、大同总兵王朴、保定总兵董用文、山永（山海关、永平）总兵祖大寿、关宁蓟密各总兵祖大乐，李重镇，马如龙等,入援京师。为了统一指挥各路勤王大军，廷臣一致推举卢象升入卫京师。这一突发事件虽然解决了关宁边兵祖宽、祖大乐、李重镇的去路问题，但是也使造反大军获得了喘息的时机。

　　这次满洲铁骑突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暴露了朝廷中枢在军事部署上的致命弱点，人们便把指责的目光投向兵部尚书张凤翼。张凤翼为了逃避指责，请求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兵。思宗特命太监罗维宁监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军务，与张凤翼配合。对长城关隘负有直接责任的宜大总督梁廷栋，奉命入援。张、罗、梁三人本应互为犄角，击退来犯之敌。

　　然而这二人都是怕死鬼，在满洲铁骑面前畏缩退却，不敢自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定兴、安州、定州相继失守。对于如此出京督师的张凤翼，言官们纷纷弹劾。张凤翼既怕打仗又怕遭到皇上惩处，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方法——每天吃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敌兵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就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处死的难关。不久，梁廷栋也如法炮制，自杀身亡。

　　却说七月，卢象升渡过淅河南下，九月追击贼兵到达郧阳西部地区。清军经由宣府、大同又一次入侵，劫掠京畿地区。京师戒严后，朝廷传诏书要卢象升入卫京师，皇帝又一次赐给他尚方宝剑。自卢象升离开后，贼兵就大肆逞凶，迅猛发展，无法再加以制服了。

　　九月二十二日突然接到皇上的诏旨：“卢象升仍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写敕与他，着星速到任料理，不得稍延。”卢象升当即星夜兼程赶往宣大受事，于十月初一日在居庸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

　　十月初五日上疏向皇帝表明决心：今日事势莫急于边防，御虏机宜莫急于宣大，从此而劳怨不敢避，虚文不敢袭，一切弥缝粉饰之事，苟且目前之计不敢为，当刻刻图维，事事实做，以报皇上简任之隆恩。卢象升留下五省总理的空缺由兵部右侍郎王家桢顶替。在交割之际，他不仅为自己近一年的总理任期中的仓皇拮据感慨系之，也为新任总理王家桢苦于无应手之兵而顾虑不已。

　　思宗的这一人事调动，在加强北方边疆的同时，却疏忽了中原的潜在危机。《明史·卢象升传》说，卢象升既，“贼遂大逞”，“不可服制”。而卢象升在宣大总督任上却无所施展，空怀壮志。

　　京师解严以后，朝廷传诏书提拔卢象升为兵部左侍郎，让他去总督宣府、大同、山西的军事。当时东北关外的大凌河已经失守，但松山锦州仍在，山海关防线仍很牢固。宣府、大同一带则形同虚设。卢象升在那里大兴屯田，谷熟以后，每亩收成一钟，储存了二十多万石谷米。在他的努力下，形势渐渐好转。皇帝为此发布指示要九边各地都学习宣府、大同。

　　1、奉命入卫京师

　　崇祯十年（1637年）五月，卢象升的父亲去世，他十次上书请求回家奔丧。当时杨嗣昌免行守丧在兵部任职，也起用陈新甲在守丧期间出仕，并命令卢象升在职守丧，等候别人接替，并升他为兵部尚书。九月，清军部队进入墙子岭、青口山，杀掉了总督吴阿衡，捣毁了山海关正门，直至在石匣修筑了城墙，把部队驻扎到牛兰来。皇帝召宣府、大同、山西的三个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京师，第三次赐予卢象升尚方宝剑，让他指挥全国各地来增援的部队。

　　

　　崇祯十年（1637年）九月，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联络蒙古，分兵两路，从西协墙子岭、中协青山口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墙子岭是位于密云东面的长城关隘，形势险峻，但疏于防守。密集的清军蚁附而上，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才越过这个长城要塞，竟未遭到明朝军队的抗击。

　　蓟辽总督兵部侍郎吴阿衡身负边防重任却渎职逍遥，正在为镇守太监邓希诏举办祝寿宴会。镇守墙子岭的总兵吴国俊应顶头上司之邀在寿宴上大快朵颐，把边墙防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遇警报，仓促赶回迎战,，一触即败，逃往密云。而吴阿衡得到“清兵入口”的战报时，根本不以为然，继续在筹觥交错的酒席上拉着邓希诏同饮百杯——为百岁之庆讨采。

　　等他饮得烂醉如泥后，清军骑兵已经抵达密云，明军一败涂地，这个酒肉总督糊里糊涂死于乱军之中。另一支清军从青山口（喜峰口东面的长城关隘）突破，迅速进抵迁安、丰润一线。十月初二日，京师戒严，皇帝下令征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升麾下的总兵杨国柱、虎大威进抵易州(今易县),作为左翼；调登菜天津驻军作为右翼，山东总兵刘泽清遏其前锋。

　　为了统一指挥各路援军，思宗特赐卢象升尚方剑，命他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卢象升当时正在服丧，自他五月初一日接到父亲亡故的讣告，连上五疏乞求奔丧，皇帝都不批准；七月初一日又接到圣旨：卢象升着加兵部尚书衔照旧总督候代。

　　卢象升接到皇帝的新任命及尚方剑，感激涕零，披麻戴孝脚穿草鞋走马上任。赶到京郊后，上疏向皇帝表示：“臣非军旅才，愚心任事，谊不避难。但自臣父奄逝，长途惨伤，溃乱五官，非复昔时，兼以草土之身踞三军上，岂惟观瞻不耸，犹虞金鼓不灵。”他特别指出枢辅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和他本人都是“夺情”之身，来指挥这场战争，太不吉利。

　　2、和战之争

　　尤其使他不能容忍的是杨嗣昌、高起潜力主和议，而他是“宁捐躯断胆”的。他与杨嗣昌的关系已经势如水火了。因此，十月初四日思宗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总督卢象升时，思宗问他有何御敌方略，卢象升回答得很干脆：命臣督师，臣意主战。此话显然是针对杨嗣昌的，思宗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朝廷原未说抚，所说抚，乃外廷议。

　　既然皇上不主抚，卢象升便简要的阐明御敌方略：敌之所忌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趣神京以撼根本，可虑；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在这种被动情况下防御甚难：若厚集兵力防备，则寡发而多失；若分兵四应，则散出而无功；若兵少则不备，且宜生乱。思宗听了，说了几句激励的话，命他与杨嗣昌商议。

　　次日，思宗发银万两犒赏三军，派杨嗣昌代为送行。卢象升抵达昌平，思宗又派太监送来宫中内帑银三万两，赏赐御马一百匹、太仆寺马一千匹，令卢象升感动万分，叹息道：和议果然是外廷之意，帝锐意主战。他万万没有料到他与杨嗣昌、高起潜的分歧竟然对战局带来了巨大影响。

　　卢象升鉴于清军十月十二日已接近通州，为了遏止其势头，令各路将领组织敢死队，准备十月十五日半夜分四路偷袭敌营，严令各路将士拼死一战，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令者斩。总监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分歧，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雪夜下蔡州的典故，从未听说月夜奔袭，月光皎洁之下何以偷袭？道路遥远何以力战出奇？出奇兵宜少不宜多，若十路齐发，一张皇机密便泄。

　　他不仅反对夜袭，而且提前把夜袭指挥官总兵陈国威调向东路。当十五日半夜卢象升所发先头部队开战奏捷后，由于陈国威调走，续发接应部队在孙堠战败，以致功亏一篑。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的掣肘，向朝廷提议分兵待敌，自己驻昌平，高起潜驻通州。思宗同意这种安排，把宣大、山西的军队三万划归卢象升，把关宁入卫军队四万划归高起潜。

　　

　　但不久思宗又改变主意，要卢象升赶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剿。卢象升以为杨嗣昌在捣鬼，想让高起潜牵制他。杨嗣昌为了避免误会，特地向思宗提出仍维持分兵态势：卢象升暂驻德胜门外，不宜往通州。杨嗣昌亲自出城到卢象升军营向他当面解释，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

　　卢象升因孙堠之败对高起潜十分不满，心境不佳，近日又听京师流言“辽兵通敌”，更加怒不可遏。一见杨嗣昌便责问：公等坚意就抚，文弱兄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奇耻大辱，且卢某受尚方剑，长安于口舌如锋，倘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至。纵不畏祸，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有何颜而立于人世？

　　杨嗣昌听得而红耳赤，浑身颠抖，气愤地说：若如此，老先生尚方剑当先从学生用起！卢象升说：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还是先从我颈上下手，怎能加于别人？舍战言和，非卢某所知。杨嗣昌极力否认：从未言抚。卢象升步步进逼：周元忠赴辽东讲和，数日往来，其事虽方一藻、高起潜着手，却受成于本兵，通国共闻，谁可隐讳？杨嗣昌语塞而去。

　　卢象升见杨嗣昌默认，待杨嗣昌回城后连夜写信劝告：“早蒙台顾，冒昧披陈，激烈忠怀，些子俱尽，亦恃老年台圣贤之品，不罪狂愚，故不觉剖心以告耳。倘获济朝廷封疆大事，即胸中有如许怪异事，始终不复向君父一言，如其闪烁奸欺到底，誓当沥血丹墀，无言不尽，仍乞老年台力持大法，除国之大害也。”言辞耿直，心态却极为坦荡。

　　杨嗣昌也以同样平静的心境回信：“公身肩重任，果有危疑，自当直吐，谁得而挠之？但恐时贤局见，打算杀机以待我辈，成功则已，否则挤之危祸以快宿心，非从国社封疆起见者也。”两人虽有嫌隙，却有着共同的忧患意识：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

　　大敌当前，朝廷内部的政见分歧日趋明朗化，身为内阁辅臣兼兵部尚书的杨嗣昌首当其冲。卢象升对杨嗣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和议上，其中不乏误解的成分。杨嗣昌指示方一藻、高起潜与清朝进行和议试探，是在清军越过墙子岭、青山口之前的五月份。这次和议试探由于廷臣反对半途而废，清军才于九月份越过墙子岭、青山口，此后双方并无和议的接触。所谓缔结“城下之盟”云云显然是无稽之谈。

　　杨嗣昌针对礼部侍郎王铎怀疑朝廷有“金缯和亲”之说，辟谣道“京城横议，谓皇上允臣与方一藻、高起潜款边，密发黄金百万、白银十余万送边，何其异也。”这种谣言荒唐得离奇，却不胫而走，令杨嗣昌感到困惑。

　　内阁首辅刘宇亮见皇上对敌兵深入忧虑不已，毛遂自荐，向皇上表示愿意亲自出京督察军情,，思宗立即批准，并将卢象升革职听勘，命刘宇亮代行总督之职。刘宇亮原本无意指挥打仗，一听皇上要他代任总督，惶恐之极。杨嗣昌赶紧出面缓解：临阵易将乃古今大戒，不妨令卢象升戴罪立功。思宗仍坚持己见：卢象升安坐真定州县残破十二三处,，岂堪复用？

　　

　　杨嗣昌再三请求，思宗勉强同意收回成命，但剥夺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衔以兵部侍郎仍任总督，戴罪立功，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

　　卢象升遭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心灰意冷，深为缺乏粮饷难以进兵而担忧，又遭到思宗严厉谴责：“前日敢战之言沽名欺众！”迫使卢象升不得不孤注一掷。

　　这时清兵分三路南下：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今易县），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今徐水）。卢象升由涿州（今涿县）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派兵部赞画主事杨廷麟前往真定，带去它的亲笔信要求高起潜支援，高起潜不但不支援，反而向临清方向移动。

　　卢象升出帐向北拜谒，对五千将士说：吾与尔辈同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又涕泪纵横地对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说：自我与流寇交战数十百次，从未败绩，今食尽力穷，死在旦夕，不再徒劳父老了！群众号泣雷动，各自拿出升斗粮食送给军队为口粮。

　　而卢象升当时只能统领自己的宣、大、山西三总兵。因此卢象升虽一度名义上总督天下援兵，实际上不到两万。卢象升由涿州进据保定，命令诸将分道出击，在庆都和清军作战。当时编修（从六品）杨廷麟上疏讥讽杨嗣昌，于是杨嗣昌表面晋升杨廷麟显示自己大度，实际任命他为兵部主事（正六品），编入卢象升处赞画行营，逼他在大冬天离开京城遭遇军旅之苦。同时，巡抚张其平不发饷。又传说云、晋有敌情，于是有名的逃跑将军，大同总兵王朴借机离开卢象升逃走，害得卢象升只剩下杨国柱和虎大威两总兵。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率部赶到钜鹿县贾庄，被清军包围。卢象升麾兵激战，呼声动天，从早晨战至下午，炮穷矢尽，他身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还呼号督战不停，从马上跌下阵亡，年仅三十九岁。总兵虎大威、杨国柱弃总督于不顾，突围而逃，全军覆没。刘宇亮刚赶到保定，听到卢象升阵亡的消息，相顾无人色，急忙逃往晋州（今晋县）躲避。

　　战后，杨廷麟及部下在战场上寻获卢象升遗体，甲下尚着麻衣白网（服父丧）。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卢象升死后，杨嗣昌怕他没死，以后会报复他，派了三个巡逻兵去查看。其中一人叫俞振龙，告诉杨嗣昌，卢象升真的死了。在杨嗣昌而言，希望手下人说卢象升没死，他就可以把怯懦畏战之类的罪名加到卢象升的头上了。

　　顺德知府上奏卢象升的死状，杨嗣昌故意刁难，过了八十天卢象升的尸体才得以收殓。第二年，卢象升的妻子王氏请恤，第三年，卢象升的弟弟象晋、象观又请，都不允许。直到杨嗣昌剿张献忠失败自杀后，朝廷才赠卢象升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

　　明末崇祯年间，明军中有三大精锐王牌，分别是由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创建，源自蓟辽的关宁军；由孙传庭创建，源自陕西的秦军；还有一支，就是就是由卢象升创建，源自大名府（古地名天雄）的天雄军。天雄军是明末三大精锐中唯一一支全军战死的明军。

　　而卢象升一生征战南北，鲜有败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他的死，使得京师藩卫顿时陷入庸才误国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