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攻壳机动队》的2篇回答、1篇随笔

　　不提相同，说一说差异。

　　两部《银翼杀手》（老银翼、2049）和《攻壳机动队》（95版）都讨论了“比人类更人类”的问题，这背后其实有一种源于启蒙理性的进步观念做支撑，即认为人类有由不完满到完满的变好、完善的可能——复制人和素子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新人类”。

　　银翼杀手的进步观念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传统——或者说是观念论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以群体为视角，强调人类精神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运动中群体的整齐进化。这个精神每前进一步，群体的理性能力也随之提升。这种观念被德国浪漫主义改造之后，衍生出了民族精神、民族心灵等一系列概念。它更关注群体之间的对抗，比如银翼中的复制人和人。

　　与之相反，攻壳机动队的进步观念则来自于以斯宾塞、达尔文为代表的英国传统——或者说是进化论传统。进化理论其实是一种分化理论，它强调个体进化的不连续性，或者说是群体的分化。攻壳中不存在赛博人和人这两个相互对立、壁垒分明的群体，而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赛博化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素子的警察最先触碰到未来之门，稍稍犹豫之后就一跃成为了新生命。

　　因此，复制人的神殿是金字塔，素子的神殿则是自然博物馆；银翼更多讨论不平等，攻壳则更多讨论自我认同；前者更古典、具有宗教气质，后者则更后现代、是某种拯救失败的残渣。这一部分底层设计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部作品在故事风貌上迥然不同，下面一一来说。

　　银翼具有很强的宗教气质。泰勒公司和华莱士公司地球总部的外形都是金字塔，金字塔里住着的法老是神人合一的“神王”。因此，老银翼里罗伊称呼泰勒博士是“Father”，是在呼唤他的“天父”，但“天父”也给不了他生命。2049里华莱士博士说“God remember Rachel”，则是说自己会记住瑞秋。

　　更进一步说，老银翼其实化用了圣经的《出埃及记》。古埃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万千奴工建造了金字塔，到了老银翼中，则是万千复制人铸就了星际殖民的伟业。古埃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奴隶叛逃，是摩西率领着他的族人——六千个以色列家户——越过红海，老银翼中则是罗伊带领三男三女逃回地球。在这里，复制人是成对出现的，相互间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爱意和依恋，背后是一种家族叙事。罗伊和复制人男女们组成了一个边界分明的家族王国，就如同马孔多中生活的布恩迪亚们一样。泰勒博士将罗伊称为“Prince of Technic”，也是说它是奴隶之中的王子，一如摩西。

　　2049是先知摩西被残杀后的故事。当复制人不能从它们的“天父”——人类那里，祈求到一个混合了“圣灵”的“神子”来获得救赎之后，它们就转而开始寻找自己的“人子”。因此，“生育的奇迹”成为了2049的核心。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毕希纳的戏剧《丹东之死》以及罗伯斯庇尔在构建他的“道德共和国”时的宣言：如果“神子”流出的血肉不足以救赎众生，那么就将我这个“人子”钉在十字架上来换取恩典。老银翼里戴克拿着人造蛇的鳞片去寻找罗伊一行人是暗示复制人是“魔鬼”，2049里K拿着一块木雕去寻找戴克则是暗示老杀手是“圣人之父”——基督名义上的父亲圣约瑟夫也是一位木匠。2049的结尾，芙瑞莎对K说杀掉戴克：斯特林博士也是献祭给复制人的一个祭品。

　　但是，故事在攻壳中却完全不同。攻壳已经没有了人类的拯救，只剩下素子一个人的生活。很多人喜欢将老银翼中的“雨”与攻壳中的“雨”联系起来，以此说明两部作品的相似性。事实却是，早在1985年的《天使之卵》中，押井守已经为他镜头中的“雨”赋予了一种内涵：

　　攻壳中的“雨”是诺亚的“雨”、灾厄的“雨”。上帝曾向诺亚许诺过“暴雨将息”、曾与摩西在西奈山上订立过“十诫”、曾派出自己的独子向人们传递福音，因此，上帝在人类历史中始终在场。上帝的存在昭示了不完满的人类、不完满的世界的最终拯救。

　　可是，假如上帝在人类历史中从未存在呢？假如诺亚的“雨”从未停息呢？我们每个人在暴雨中降生、在暴雨中死去，依旧生活在汪洋之上的方舟中。四周没有陆地，也没有道标。这就是攻壳中的“雨”、押井守的“雨”，它在揭示一个不完满、也不会完满的世界。

　　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漂浮的是拯救失败后世界的残渣，一块块碎片、一个个“拟像”，就是后现代。事实上，素子所在的地方，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日本，相较于更广阔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文明大陆，都只是一个“岛”。

　　素子选择了去拥抱后现代的不确定性，至于她将走向何方，没有人能知道。自然博物馆的“进化树”的顶点便是人类。人类之后还有什么？“新人类”又是什么？押井守没有回答。

　　但是，就他2008年拍摄的《空中杀手》来说，一切并不乐观，一如《天使之卵》。 天使仍被封印在高树之上，身处历史之外。

　　银翼和攻壳是两部不同的作品、伟大的作品，而不是一部作品和它的延续。

　　最近想写一篇作为“国家主义者”的押井守的文章，因为在重看《攻壳机动队》（GIS）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它和《银翼杀手》（BR）其实相当不同。BR中有复制人针对商业辛迪加恐怖活动的“亚政治”，有复制人在地外殖民地劳动的“生产政治”，有针对复制人区隔和歧视的“文化政治”，但唯独没有“国家政治”。BR的这种构造，其实非常符合所谓“赛博朋克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症候”的想象，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国家消亡后的世界，是一个市场社会支配的安那其世界，是一个个人完全向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开放的世界。但GIS却不是这样的，特别是GIG中鸭化的SAC不是这样的，国家始终处于鸭子问题的核心。

　　stand alone complex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它是一种个人原子化和同质化（同步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就是通常所说“大众化” ，其结果是“大众社会”。所谓“大众”（mass），按照布鲁默的定义，是并非处于同一空间、彼此又无直接交往、但其行为在时间上和形式上却具有较高一致性的一大群人。具体到SAC中，即所谓“个体自助式的反抗” 。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至少在19世纪，它就已经处于古典社会学的核心，Marxism、涂尔干都讨论过这种现象：社会学家发现，传统社会中，认同和对抗总是情境化的，它们往往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场所，出现在两个彼此有直接交往的群体身上；而在现代社会，类似的集体行动则是超情境的，一些彼此没有直接联系的个体也可以组成相互对抗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要如何解释这种集体行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Marxism的“阶级”概念无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最先指出了社会“结构”作为一种超情境机制具有某种动员潜能，凡是处于同一结构位置的个体，哪怕在社会生活中彼此无交集，却仍是一个潜在的群体。这些“个别主义者”（stand alone）可以在必要时刻完成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即“个别主义者的复合体”（stand alone complex）。

　　而SAC所讨论的便是，赛博社会，这个个体更加原子化和同质化（stand alone）的社会，它的成因是什么；以及在这样一种社会中，集体行动（stand alone complex）又如何可能。即群众社会的成因和机制。

　　有关群众社会的成因，向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Marxism的资本化，群众是被资本的生产（Classical Marxism）、流通（沃勒斯坦世界体系Marxism）、消费（鲍德里亚post-Marxism）制造出来的，通过相似的经济处境（即阶级）被再“结构”化，成为一个行动集群，即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另一种则是蒂利的国家化，群众是被不断的国家运动制造出来的，这种运动可以是民主化（加塞特）、可以是教育改革（帕森斯）等等，通过民族国家成员的共同体身份被再“结构”化，成为一个行动集群，即国家创建理论。后一种观点显然更适合资本先天不足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比较适合东亚，因为东亚各国最初的经济资本积累就是通过国家完成的，而国家资本至今仍在规定社会各领域不同资本的转换率方面起着核心作用。

　　因此，再看BR和GIS的不同，它其实带有British Marxism密利本德与Structuralist Marxism普兰查斯有关“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论争的色彩，也带有更往后的社会中心论者与国家中心论的斯考切波有关“国家自主性”的论争的色彩。如果说经典赛博朋克是向资本宣战，是反抗消费主义的little sister，是“后人类”的劳动过程和商业密谋；那么对国权长期压倒民权、国家与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特殊粘连的东亚来说，赛博朋克就是对国家宣战，是反抗国家主义的big brother，是国策创制和国家内乱。在国家价值优位的前提下，个人价值无法独立表达，只能以依附某种国家理由的方式被曲折实现，这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抽象、理念）国家反对（实在）国家”的国家主义运动，即所谓的每一次危机“以（政府的）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以（民众的）国家主义的胜利终结” 。

　　最后，出现在鸭子的GIS中的便是形形色色的争夺国家“正义”和试图重建国家“伦理性” 的行动者，“国家政治”压倒性地胜过“生产政治”，而这其实是一种相当东亚本土化的赛博朋克体验。

　　这两天翻了几页柄谷行人，才发现和平保卫战的确是战后日本人拍的电影，也是只有战后日本人才能拍的电影。由于“和平宪法”的存在，康德主义给战后日本的影响真的不是一般得深，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康德《永久和平论》上的国家。福柯曾经区分过三种“战争”，其中“国家战争”或者说“国际战争”就不用说了，战后日本早就放弃了对外战争权。但在战争成为独属于国家的“权利”之前，还存在着两种如今被隐蔽的战争、私人形式的战争。第一种是“种族战争”。种族战争起源于这么一个事实：早期国家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常常不来自于同一个民族，不共享婚姻、文化、法律。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一个国家内部“夷平化”的过程，即摧毁国家内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将其中的人抽取出来，形成一种stand alone，再通过“国民”资格的赋予将他们再身份化为一个整体，因此现代国家内部名义上只有一个“共同体”，即国民/民族共同体。但早期国家内部并不这么同质化（或同步化），它有大大小小的族群共同体，其中有支配团体和被支配团体，也就有了种族战争。这种“种族战争”至今仍在民族国家内部以压抑的方式进行，就是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像美帝，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一个不存在“内部战争”的国家，它就处于近乎永恒的族群冲突之中。

　　另一种是“Class战争”。Class战争其实是种族战争的一个衍生产物。如果说民族国家是以帕森斯的社会均衡模式为预设，即国家是一个高度整合、功能协调的“社会”，那么种族战争就是以Marxism式的社会压制模式为预设，即国家是由一个团体压制另一个团体的高度分裂、冲突的“社会”。而当这种认知模式由血缘群体向经济群体转移后，将形成了类似种族战争的Class战争。这种“Class战争”同样在民族国家中有残余，就是劳动者革命费拉化后的社民式斗争。所以，福柯会把“种族战争”以及它的衍生物“Class战争”联合起来，称为“种族战争图式”。但类似的情况，在战后日本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只在战后日本不存在，战后日本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所以和平保卫战才会是一部战后日本电影。战后日本通过和平宪法取消了自己的对外战争权，战后日本（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是世界上极少数的单一民族国家、国境内不存在第二个民族，战后日本的左翼运动遭受了彻底了失败、至少在日本左翼看来没有建立起一种普遍的革命主体性。因此，战后日本至少在名义上不存在国家战争、种族战争、Class战争，是完完全全的“和平国家”。唯有在战后日本，你有一种“和平”需要保卫。

　　但这种“和平”就是正义的吗，或许像柄谷行人所说的，战后日本的这种状态不是交换样式D、不是X，它不是过往交换样式的“扬弃”，而是单纯地“取消”和“压抑”。所以，柄谷行人才会说，“和平”可能是不正义的，“战争”也可能是正义的。战争带来的恰恰是被压抑物的回归，是为了实现更高层面的“Socialism”。

　　所以，和平保卫战真正的主题其实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这个战争的主题继续延伸到攻壳GIG（攻壳机动队TV第二季）中。我不知道鸭子在gig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因为最后几话的脚本都是神山，但合田在最后一集明确评价战后日本虽然自称是资本主义，但其实是一个“理想化的Socialism国家”。我不知道神山如何理解这里的“Socialism”，但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个“Socialism”和柄谷行人的“联合主义”已经非常像了。包括久世的自白，他理想中的革命实际上是带有宗教性的运动，这也符合柄谷行人所说的构成Socialism/联合主义的交换样式D在早期国家的压抑形式是佛教/基督教宗教运动。从GIG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柄谷行人的影响，或者说柄谷行人对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