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读书：之后的任何天才，只能在他的图纸上修补

　　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作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保罗·萨缪尔森

　　文 / 吴晓波（吴晓波频道）

　　直到18世纪末，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亚当·斯密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哲学和历史学中剥离出来，至凯恩斯大开大阖，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而到1940年代末，33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写出了第一本大学教科书，它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学科教育范式。

　　萨缪尔森（1915-2009）比弗里德曼小三岁，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本科的时候，弗里德曼在攻读硕士学位，他们终身互相欣赏，却彼此隐约为敌。本科毕业后，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去了东部，此后一直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游走，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芝加哥学派。

　　1970年，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那一代美国天才经济学家俱乐部中的第一个，比弗里德曼早了六年。

　　萨缪尔森家族似乎有经济学基因，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是经济学家，他还有一个侄子劳伦斯·萨默斯也是经济学家，当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

　　从读书之日起，萨缪尔森就是一个学霸，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平均学分是A，在哈佛是A+。他的导师包括奈特、西蒙斯、道格拉斯、熊彼特及有“美国的凯恩斯”之称的汉森，可以说，他是在一家全世界最杰出的奶牛场里长大的牛仔。

　　哈佛博士毕业后，萨缪尔森进入了一个研究学会，其中有好多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正是在那个充斥着公式和数字模型的圈子里，萨缪尔森迷恋上了数学——他日常的业余爱好居然是解各种数学公式，并把它引入到了经济学。

　　在一份自述中，他写道，“我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我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的情景。” 他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就尝试着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推演经济学问题，更新了整个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30岁的时候，萨缪尔森成了一个三胞胎的爹，他决定要赚更多的钱养家，一位同事提醒他，如果能够写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那将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于是，萨缪尔森真的用了三年时间去做这个项目。1948年，《经济学》出版，迅速成为北美乃至全球各大院校的通用教材，此后每三年修订一次，让萨缪尔森吃了一辈子的丰厚版税，他因此颇有点骄傲地说，“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是我写的，那就让其他人去拟定法律条文吧。”

　　萨缪尔森《经济学》有两个开创性的特点。

　　其一，他建立了经济学的基本学科叙述体系。全书共七个单元，分别是基本概念、微观经济学、要素市场、应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和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政策。

　　在他写这本《经济学》教材的时候，他还画出了一些曲线，到今天仍然被长期地应用，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框架。

　　比如说，他画出了全世界第一条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越来越像一个科学，一个可以通过公式和数据函数所推导的科学。

　　萨缪尔森自称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就是因为他充当了这一学科的建筑规划师的角色，在他之后的任何天才，除非另起炉灶，否则永远只能在他的图纸上修修补补而已。

　　其二，萨缪尔森把数学模型大规模地引入到经济学体系中。他回忆说，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使用数学符号。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与新问题的一吻”。

　　而萨缪尔森之后的经济学开始被数学工具统治，它变得壁垒森严，令人望而生畏，也终于与哲学、历史学划江而治，独立成国。

　　萨缪尔森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谦虚的人，他曾沾沾自喜地引用别人的评论说：“新生代的经济学将是来自《经济学》一书。”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历史与区位经济学等等。”

　　尽管这样的自夸听上去让同僚们不太舒服，不过好像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有的天才就是善于给自己写“维基百科”。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奖颁给他时的理由，也几乎如出一辙：“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其研究涉及经济学全部领域。”

　　跟弗里德曼等人一样，萨缪尔森不是一个躲在学院里的学究，他30岁时就被聘任为财政部顾问，从此他的理论一直盘旋在白宫上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此时正面临经济萧条，他发表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就悲观地宣布：“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是在经历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

　　肯尼迪采纳了总统经济顾问萨缪尔森的建议，实行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这一国策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当减税政策最终在1964年全面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长达八年的经济高增长时期。

　　在学术界，萨缪尔森也俨然扮演了江湖盟主的角色。他是计量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国际经济学会的会长，“如果有银河经济俱乐部，大概也少不了他”。1961年，他在《经济学》第五版中，自立了一个门派——新古典综合学派。

　　不过，萨缪尔森也不是没有对手和“敌人”，他们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那些傲慢的自负者们——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科斯等等。

　　进入1970年代中期，欧美各国遭遇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即“滞胀”。萨缪尔森的新凯恩斯主义遇到了麻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轮盘终于从萨缪尔森那里转到了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学派”开始占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主张政府的最重要经济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里根政府正是奉行了“货币学派”的政策，才走出了滞胀的泥潭，并开创出了另一个高增长的时期。

　　1990年代之后，一些战后出生的中生代学者也发起了对萨缪尔森的挑战，他们认为他已经“老”了，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相继出版了独立编撰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们都极具影响力。

　　斯蒂格利茨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专门针对曾经的导师萨缪尔森写了一段话：“现有的教科书不能使人们了解现代经济学，即不能使人们理解现代的经济学者如何考察世界的原理，以及不能使人们理解为了懂得当前的经济问题而必须具备的原理。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当然不认为芝加哥学派的那些人可以替代他。他批评斯蒂格勒“在数学方面没受过扎实的训练”“科斯并不知道自己的定理是什么。至于到底是否存在这么一个定理，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对于最具影响力的弗里德曼，他更是时不时在演讲中冷嘲热讽。

　　对“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这个标签，萨缪尔森并不太乐意，他称自己为“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完全忠实凯恩斯主义甚至和纳粹口号一样好笑。

　　1998年，他在早年的文集《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经验使得他不得不成为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和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萨缪尔森在《纽约时报》撰文，仍然没有饶过已经去世的弗里德曼，他认为金融危机的肇因就是受了弗里德曼思想影响的政策引起的。他写道，“今天我们见识了弗里德曼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有多么错误，我希望他仍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失败的。”

　　一年后的2009年12月13日，萨缪尔森也去世了。不知道这两位同样善于辩论、并终身互不服气的经济学家，在天堂里是否又会整天吵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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