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的巧合和必然，13个人和400万块决定清朝命运

　　1924年时，孙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将1911年4月，发生在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当作革命的高潮和辛亥革命的预演。

　　这场又被称呼为“广州起义”和“广州三·二九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孙先生和黄兴、赵声等革命领袖，在1910年10月与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时决议进行的。

　　会后，黄兴先生成了起义的总指挥，广州越华路小东营五号成了起义的总指挥部。

　　（黄兴）

　　一切就绪后，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带领130多名敢死队成员，进攻两广总督署。

　　这是中国同盟会领导的第十次广州起义。

　　敢死队员不惧牺牲，进攻总督署，吓得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

　　起义军在占领并焚毁了总督署后，跟随后赶来镇压的北洋军（李准部）在东辕门外展开血战，最后寡不敌众遗憾落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退香港，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烈士壮烈牺牲。

　　按照后来统计，名讳可考的牺牲者计有86名，其中72人的遗体被潘达微寻获并安葬在了广州红花岗。

　　随后埋葬烈士遗体的地方，被潘达微改名黄花岗，这也是黄花岗起义名字的由来。

　　（孙先生）

　　起义过程如此，那么孙先生在事后阐述这件事时，到底如何诉说当时的心境的？

　　答案是：他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用革命推翻清朝的最后机会。

　　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让原本对于清朝失望的无数革命者寻思，清朝改革决心如此大，革命终究是不好的不如支持改革吧！

　　于是，原本革命的队伍中，不少人为了稳定，纷纷加入了改革派。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件事。

　　但凡有改良的机会，中国人都不愿意用最激进的办法寻求变化，只要清朝有诚意，民众就不会去玩命。

　　这点上，也有时代先行者的举动为证。

　　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的1906年到1908年，曾经的激进派革命者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纷纷选择了回归改革的阵营，督促清政府的变革。

　　（刘师培、章太炎、黄侃）

　　其实在当时的时代，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不一定准确。如果不是接连两个问题的发生，辛亥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清朝还会挺很久。

　　这里，我们需要将时间线拉回1906年到1911年，这五年时光中。

　　1906年，清政府在慈禧太后带领下，宣布预备立宪，并公布了所谓的立宪日程表。

　　虽然这立宪进度拖拖拉拉。

　　可在1908年8月27日时，依旧颁布了第一部《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宪法看，保守的清政府，在慈禧太后带领下，或许真有改良的心思。

　　毕竟一个政体变化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都是需要慎重思量的事情。

　　但，这慈禧太后最后努力，却在他死后，还有顺带带走光绪皇帝后，变了味道。

　　1908年11月14日到15日短短24个小时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连去世。

　　（接连去世）

　　他们的死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让紧随而来，主政清朝的摄政王和孤儿寡母们，在后续的施政中充满了变数。

　　孤儿寡母都听摄政王的，可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经验不足，也不懂平衡之道，就难免会因为孟浪，而出大问题。

　　清朝就这么略带摇晃地走了几年。

　　这政治改革虽然在继续推进，按时间表修改，曾经的预备立宪期也从9年变成了5年，如果一切顺利，清政府将在1913年改组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虽略带摇晃，但改革进程一点没落下。

　　这就是黄花岗起义发生的背景，也是失败的根源。

　　（新政和立宪）

　　首先：当时清朝的大趋势是，大家都在等待宪政开启，督促清朝自我革新。

　　其次：发现于两广的起义，对全国大局而言，或有震动但影响力不足以颠覆王朝。

　　最后：这是孙先生的无奈之举，准备谈不上多充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这点上，孙先生心里也清楚，要不然也不会在事后坦诚，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为何后续，还会爆发辛亥革命，则和接连二件事的发生有关。

　　第一件事，1911年5月8日，黄花岗起义仅仅一个多月后，清朝宣布了内阁名单。

　　只是这内阁名单，让无数人大失所望，13名内阁成员中，居然有9名是皇族和贵胄子弟，俨然是皇家天下，少的四名汉族内阁成员，完全无法发挥作用。

　　这就让立宪派非常失望了。

　　原因无他，内阁出现之前清朝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三个总理大臣汉人必定会有一个席位，就连内阁人数也会占据半数。

　　可改革之后，内阁名单出炉之后，汉族立宪派悲催地发现，自己成了少数派。

　　这又一次验证了孙先生在海外宣传的满汉冲突，也让不少人开始了动摇。

　　这就是致命的第一件事。

　　这件事办完之后，清政府又马不停蹄弄了第二件事。

　　（内阁合影）

　　这件事发生在皇族内阁宣布的次日。

　　这两件事可谓是清朝守旧派弄的组合拳。

　　第一个指向政治层面，让立宪派失去权力制衡的可能。

　　第二个指向经济层面，让立宪派失去经济基础。

　　铁路收归国有或许有正当性，但却是一个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做的错误抉择。

　　因为中国铁路从未产权明晰规制一体。

　　清朝铁路的兴旺发展，源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

　　原本的清政府，基于统治稳固需要，对于修铁路很是排斥。

　　可《马关条约》却让清政府再也无力阻止铁路修筑，也侧面将中国拉近了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开始了大开发节奏。

　　原因无他：大量的商品流通还有矿产资源开发，都需要解决物流问题，这需要将内陆和沿海港口用最快速的方法连接起来。

　　马挑人驮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修路！

　　（清朝铁路）

　　可修铁路清朝政府又没钱啊？只能选择国家给政策，让民间和外国资本投资修建。

　　这就让问题接踵而至。

　　外国资本有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

　　民间资本，也是通过各个国家引进技术弄的，欧美强国铁路的技术标准又都不一样，就让全国的铁路网络并联不起来。

　　大家东一撮西一撮，山头林立，搞的中国铁路五花八门，极大影响运输效率。

　　这问题不解决当然不行啊，于是在1910年，清政府就派遣盛宣怀跟四国银行团谈协议，让四国银行团出钱，将全国铁路都买回来，然后统一技术标准。

　　（盛怀宣）

　　其实这事情出发点是好的，谈判进度也不错，在四国银行团帮助下，铁路集中的广东、湖北、浙江、湖南都一个个达成了协议。唯一没谈好的只有一个四川。

　　跟四川修建铁路时的省情息息相关。

　　修铁路的时候，因为没有本钱，四川人是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随后又通过全省筹集资金的方式，在四川数千万民众中筹集了800万。

　　可这800万看似不少，到修铁路也不过杯水车薪啊？因为四川的铁路很不好修，穿山而过难度很大，成本也很高。

　　一看钱不够，“川汉铁路总公司”也没让钱闲着，而是将修铁路的钱，拿到上海去炒股，至于是中饱私囊还是投资理财，就不好说了。

　　我们都知道，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特别是募集的资金更是如此。

　　等到1911年盛宣怀说：我要收回股权弄全国铁路统一时，才悲催地发现，这800万居然在股市上晃荡一年，赔了一半。

　　（当年的公司股票）

　　“川汉铁路总公司”，一看钱少了一半，盛宣怀又在催，就说：你收我们公司也行，400万的股票我就不要了，你们给我800万，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如何？

　　一看这状况，用800万买价值400万的东西，盛宣怀又不傻，当然是不愿意啊！

　　随后，这事情就这么被四川人民知道了。

　　只是，这知道的消息是添油加醋以后的。

　　当时为了挑动四川人的情绪，掩盖自己非法挪用公款，炒股赔钱的责任，“川汉铁路总公司”里面有一伙人想了不少办法，将自己伪装成了受害者。

　　然后，四川人不愿意了保路运动开始了。

　　聚集在四川总督府门前的川人，遭遇了卫兵的射杀，有30多人横死，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保路运动）

　　无奈的清朝，只能派遣铁路督办端方，率领军队去成都平息民变。

　　这铁路督办端方一来，就带着最近的湖北新军去了四川。这下，就让武汉地区的防卫力量减弱，也让武汉新军有了机会发动起义。

　　（辛亥革命）

　　两个致命失误，在蝴蝶效应下让清朝覆灭了。至于为何覆灭，虽有蝴蝶效应在内，也有历史趋势在内，而且有迹可循。

　　如果满清贵胄们不是权力心太重，弄一个皇族内阁，就不会让立宪派离心离德。

　　立宪派是激进派和清朝之间的润滑剂，也是维持稳定的关键，他们的态度，左右了清朝最后的时局，他们不愿意干了，开始反对清朝了，激进改革派当然会冒头。

　　至于保路运动，除了是一出股灾引发的灾难，何尝不是自上而下监守自盗顽疾引发的惯性咧？

　　用百姓募资的钱去弄投资，亏本了算国家的，赚钱了算谁的？

　　然后，更巧的是，为了镇压保路运动，抽调走了战斗力不俗的香帅湖北新军，结果后院起火，直接让防御空虚的英雄城武汉，成了革命暴风眼。

　　看似巧合和失误，其实也是惯性使然后的必定结局，怨不得别人。

　　这巧合也和数字和蝴蝶效应有关，先是13个人的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后是四川铁路公司因为股灾亏损的400万，让他们引动民意，然后事情就来了，最后，清朝没了。

　　中国最后的王朝没了，时代来到了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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