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本强行掳掠中国劳工运到本土，受尽百般虐待

　　1941年，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明令准许使用中国劳工。

　　1944年9月14日，第一批中国劳工297名在天津塘沽被装进了货船，驶往日本。

　　9月25日，抵达大阪，由于船内环境恶劣，劳工们在高密度的船舱里，在路上就死亡了16人。从大阪又转运东川，一路之上又有17人死亡，余下的264人于9月28日到达东川。

　　

　　第二批中国劳工41人，于10月14日在塘沽上船，10月21日到达下关港，转乘火车运往东川，途中，有一个22岁的中国劳工，叫赵兰亭，他发现日本人对待大家态度凶蛮，猜到不会到什么好去处，肯定上当受骗了，在火车上就打定了主意，留心观察，趁上厕所之机跳车逃跑。

　　当地的警察署、警察厅四处派人缉拿追捕，到后来警察局公布消息称，此人死于肺炎积水。没有谁知道真实的消息，但都知道真相肯定不是日本人说的那样。

　　出于战争的需要，日本急需粮食增产，但是东川一带的大片良田总是以冰川融化的河水灌溉，水温低粮食产量不理想。为了使河水缓冲一下，温度得到提升，达到增产粮食的目的，就要修一座大型水库，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劳动力奇缺，不得不从朝鲜、中国等地输入大批劳动力。

　　

　　这些中国劳工都是日本人和伪政府在中国各处花言巧言骗来的，说是有高工资，吃住条件好的工作，有的是强行抓来的农民、商贩、市民……

　　到达了日本的码头后，劳工们又被强行塞进汽车，为了遮人耳目，选在夜间行驶。谁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连翻译也不敢告诉他们。

　　到了水库工地，他们就住在原来朝鲜劳工住过的地方，窗户上有木椽条，四周围上了围墙，围墙上有铁丝网，有岗楼。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旭川市警察局出动警察负责警戒。

　　

　　已经修建了一部分的工程搁置在那里，剩下来的，由这批中国劳工接着完成。

　　时令已至深秋，劳工们还穿着单薄的破衣烂衫，一路上的颠簸虐待，营养缺失，使他们全身浮肿，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可是就是这些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被折磨的几近死亡的劳工们，完成了这座庞大的工程，给东川一带的土地创造了粮食增产的奇迹。

　　北海道一带的冬季寒冷，在工地上干活，劳工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他们大多穿着草鞋，甚至连手套也没有，肩挑手提，一筐筐，一手推车一手推车地推，把泥土石料运到指定地点。他们早上六点出工干活，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饥饿寒冷使他们身体打着颤，手脚僵硬失调，手指不灵活，脚下的冰雪，常因为湿滑使人摔倒，麻木僵硬的手指也时常被石头挤到或砸伤。

　　

　　有一种装石头的工具“蛇笼”，经常把劳工的手夹伤，甚至夹断手指的不在少数。若是出现失误，就会被监工以8号铁丝制作的铁丝鞭抽打作为惩罚，要是发出叫声或稍有抵抗，就会召来更为残暴的毒打。

　　在收容所附近住着一户姓水口的人家，据水口老人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去给收容所的房屋修理房顶，他听到屋里有病人的惨叫声，他扒着房顶的缝隙往里看时，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屋里有一个病人被大字形绑在木板上，有四五个日本人拿着棒子轮番抽打，那人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被打的人不仅有病在身，还挨冻挨饿，骨瘦如柴，即使这个样子还要遭受毒打，真是太狠毒了！

　　

　　这些憔悴的中国人，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条件下，为日本修建了东川水库主体工程，连宽4米、长10公里的入水沟、排水沟也是他们修建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中国人的鲜血。

　　这两批中国劳工在日本的三个月内死亡了41名，到日本投降，又有12人死亡，在遣返中国劳工回国前，又有一人死亡，共有54人死亡。这些劳工中，年纪最小的17岁，只有两人，最大的53岁，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些有着大好年华的青年，身不由己含恨命丧异国他乡。而他们修建的东川水库仍滋润着那一带的农田，为日本的粮食生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战后，迫于舆论压力，日本不得不为这些死亡的劳工立了“慰灵碑”，这些客死他乡的中国人不知道是否会为日本人的一个鞠躬、一句“对不起”就能魂安散去？我想，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没有权利替这些冤魂而选择原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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