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女人》：“杀老公”看似反叛，实则在维护传统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CBS）出品的电视剧《致命女人》，可以说是近期无法回避的一部热门电视剧，其英文片名是“why women kill”，因为故事涉及杀死“出轨”的丈夫，这部剧从一开播就一直在话题榜的前列，并被网友称为“爽剧”。

　　围绕女性在婚姻情感家庭的遭遇的故事总是张力十足，在196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贝丝·安需要处理的是丈夫和年轻的女服务生出轨了，应该如何挽救婚姻；而在198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西蒙娜则要面对结婚十年的丈夫其实是同性恋的事实，她在生气之余与邻居家的18岁少年偷情直至公开；到了2019年，女律师泰勒则要面临更复杂的问题，她是双性恋，且是家庭中收入高的一方，可是在一段开放性关系中，她应该如何平衡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当然，观看完全剧，故事的走向也并非如我们一开始所以为的那样，事实上，只有1960年代的故事中，贝丝·安设计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致命女人》一直被受众当作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但它的反叛色彩真的有那么强吗？本文的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撰文 | 余雅琴

　　《致命女人》的本质

　　依然在维护传统家庭合法性

　　《致命女人》一直被当做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性主义作品来看待，甚至被一些声音批评是“厌男症”作品。其实，如若仔细考察其中的情节设置，我们会发现这部看似先锋和激进的作品依然没有跳脱出传统意义上对异性恋婚姻的想象和维护，更谈不上对男性主体的抵抗。

　　《致命女人》的女主角们在发生婚姻危机后都是想要维护婚姻的，贝丝·安使用各种谎言欺骗丈夫，无非希望他能回归家庭，直到发现丈夫真正的嘴脸才选择了杀戮；西蒙娜尽管一开始提出了离婚，可是很快为了维护所谓上流生活的体面选择了“各玩各的”这样折中的方案；泰勒看似前卫，是主导开放式婚姻的那个，但是她只是借助情人洁德舒缓自己的压力，而面对丈夫的各种不负责任甚至是欺骗和吸毒，都选择了无条件的接纳和原谅。

　　甚至，这部剧中女性的地位和主体意识看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提升，但女性对家庭和丈夫的依赖却似乎更深了。如果说贝丝·安用尽办法挽回丈夫是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独自生活的能力不足，那作为名媛的西蒙娜和事业成功的泰勒本都可以离开背叛自己的丈夫过上更“省心”的生活。但是前者因为所谓舆论压力和所谓对丈夫的情感选择了停留在一段一开始就是谎言的婚姻中，后者则仅仅因为对丈夫莫名的爱一再没有原则的退让。这根本不是“厌男”，本质上还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婚姻的变体维护。

　　

　　《致命女人》中贝丝·安一家。

　　当然，《致命女人》这样的设定从艺术创作上来说并无不妥，电视剧作为一种相对通俗的大众文化产品，本质上需要更多观众的支持和喜爱。只是从电视剧开始的立意上讲，我们期待这部作品能跳脱出某些既定的窠臼，尽管在宣传上《致命女人》以“女性力量”为一个卖点，但是看完这一季，还是不禁让人感到失望。

　　电视剧所塑造的形式多样的婚姻之所以面临危机，都是因为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了挑战，只要维持对彼此的忠贞，婚姻的神圣性是不容质疑的。因此，“为什么女人要杀人”，这部剧不论用了多么花哨的剪辑和多么出格的故事，本质还是因为要维护婚姻的合法性。贝丝·安之所以借邻居“家暴男”之手枪杀了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丈夫彻底对婚姻的神圣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而西蒙娜虽然是一个一直被蒙蔽的“同妻”，她的丈夫在形式上还是尽到了义务和责任，可是由于这对夫妻背叛了所谓“忠诚”的约定，还是受到了惩罚（丈夫卡尔最终因为艾滋病去世）；而泰勒的家庭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危机，则是她的过错，如果她没有将危险分子洁德带回家，似乎一切都不会发生。因此我们看见在电视剧的结尾处，泰勒对丈夫伊莱说打算放弃开放式的婚姻，过起相亲相爱的夫妻生活，电视剧进入了最终的大团圆结局。这对生活在2019年的夫妻也是全片中唯一得以继续携手相伴的一对——因为他们最终选择了维护传统婚姻应该有的样貌，而不是超越和挑战它。

　　

　　《致命女人》泰勒一家。

　　电视剧尽管试图将在同一个豪宅发生的不同时代不同女性的故事剪辑在一起产生一种女性命运共同体的观感，但是最终却给人一种女性依然是孤独的个体，而男性才可能结成同盟的错觉。在这部剧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竞争拆台，就是虽然暂时可以结成某种亲密的关系，但是背地里都有一些内心的罅隙——贝丝·安和丈夫情人的友谊建立在谎言和利用之上；西蒙娜和奥纳米的闺蜜感情则根本上就充满了嫉妒，泰勒和洁德的关系本质上也没有任何爱可言，更多的是互相利用。至于男性角色，尽管戏份不多，可是似乎都有一种对彼此真正的“理解”和支持——贝丝·安的男邻居都替她丈夫隐瞒出轨的事实，卡尔和男友赫克托有着真挚的同性爱，伊莱的经纪人也一直对其不离不弃。

　　

　　《致命女人》中西蒙娜一家。

　　这三位女性都生活优渥，她们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处理生计问题，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处理丈夫惹下的各种麻烦。电影没有展现她们人生中的其他太多面向，比如各自的世界和爱好都仅仅一带而过，就连婚姻之外的恋情也几乎都是作为报复丈夫，甚至是取悦丈夫（泰勒让自己的情人，成为了夫妻俩共同的情人）而存在。

　　“女性杀夫”

　　被处理成了讨巧的甜腻包装

　　“杀夫”作为故事情节的核心并非《致命女人》首创，不少电影和文学作品对此多有描述。《水浒传》中就塑造了潘金莲杀夫这样的经典桥段，当代台湾女作家李昂就曾经创作过一部小说《杀夫》来讲述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女性林市如何走上了杀死丈夫的不归路，她是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将杀死丈夫作为自己和世界同归于尽的方式。

　　

　　《杀夫》，施叔青、李昂 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4年1月版

　　有趣的是，人们自古就对杀夫这种情节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过去这种行为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而后来杀夫则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女性最绝望和最彻底的反抗，因此充满了戏剧性。《致命女人》以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如何处理婚姻中由男人引发的危机问题作为故事的主要推动力，而当矛盾积累到最高峰，杀死丈夫或许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该剧的最大看点“女性杀人”事实上被处理成了讨巧于广大观众的甜腻包装。本来，女性为何会走上杀戮的道路是该剧核心的创作切入点。但是如果没有十足的合理性，就很容易将女性放置在一个被抨击和质疑的立场上。前文提及的《杀夫》这部小说，李昂是将女主角放在一个不得不杀死丈夫的地步来进行描写的，女主角虽然愚昧，可是她依然保持着一种旺盛的生命意志，努力地向命运的不公抗争，遭遇了无数非人的待遇之后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走上了某种“悲壮”反抗的道路。

　　而《致命女人》的女主角们到了结尾处的“杀戮”就有些为了将故事讲圆的刻意了，贝丝·安本来有机会离开丈夫建立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杀人解决问题；西蒙娜也可以离婚和年轻男友畅游巴黎，而不是在卡尔想要自杀的时候选择自己替其解决；泰勒更是完全有理由直接放弃婚姻而不是为了保护丈夫杀死自己曾经喜欢的洁德。女人为何而杀人？如果说女性的杀戮没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那么作品中的杀人桥段可能仅仅是为了营造一种调动观众荷尔蒙的快感机制。该剧最后将杀人的理由假“爱”之名，看似感人至深，其实还是消解了女性想要走出相对狭小的情爱生活而追求更广阔天地的可能性。

　　

　　《致命女人》剧照。

　　《致命女人》Vs《时时刻刻》

　　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男性的威胁

　　《致命女人》这个故事让人很难不联想到电影《时时刻刻》，电影以伍尔夫小说《达洛卫夫人》为关键的情节线索，串联起20世纪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的命运。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部关于20世纪女性的精神史。

　　《达洛卫夫人》的作者，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在上世纪20年代的伦敦郊区，游走在虚构与现实生活边缘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被束缚感，内心渴求着死亡；劳拉·布朗（生活在二战末期的洛杉矶家庭主妇）因为看《达洛卫夫人》，引起她不断追问自己，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持家生活同样让她萌生自杀的愿望；克拉丽萨·沃甘，生活在1990年代的纽约，正过着达洛维夫人一般的生活。她有着自己的同性女友，却依然深爱着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难以自理的朋友理查德。

　　

　　《时时刻刻》海报。

　　这部电影同样用时空交错的方式展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一天的生活。与《致命女人》以豪宅为连接线索类似，伍尔夫的小说连接了三位女性。值得玩味的是，尽管《致命女人》总被拿来和《时时刻刻》对比，但是两部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致命女人》讲述的是女人为何会“杀人”，那么《时时刻刻》探讨的则是女性为何会自杀。

　　乍看上去《致命女人》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加决绝，而事实上，《时时刻刻》也许更深刻地描摹了独立女性的心态。电影把不同时空中的三位身份不尽相同的女性故事拼贴和重组，诉说了女性渴求独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

　　《时时刻刻》的先进性在于并没有单纯地将女性和男性对立起来，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女孩遇到“渣男”才觉醒的故事。相反，电影里的三位女性的爱人都是宽容善良，甚至愿意理解女性的。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这些女性内心的孤独和苦涩，在本质上，这些女性在精神上都无法与她们的男性伴侣和友人真正共鸣。而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贯通，却使她们之间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命运共同体，彼此映照，展现了女性主体的危机。这些女性角色看似孤独，陷入各自的困境，但这部电影却将女性的独特性展现出来，她们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婚恋问题，而是在一个女性找不到位置和失声的社会中结构性的危机。这点绝对是这部作品比《致命女人》在意识上进步的地方。

　　

　　《达洛卫夫人》，[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孙梁 苏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版

　　因此，有评论认为：《时时刻刻》出现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此重新找回从女性解放主义开始至今走过的历史，客观追溯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历程，体验女性主义的呼声也从激进回复于冷静深挚的思考。

　　在《时时刻刻》中，女性的压抑不再来自个体男性的威胁，而更多的来自自我的困惑以及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但这也解释了为何百年来女性不断争取人权的自由并获得成功后还是存在着惘惘的危机，为何到2019年的主流电视剧中还依然是女性个体对抗男性个体的《致命女人》的故事。

　　当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遭遇无法言说和获得合理解决的时候，女性的危机很容易被总结为“遇人不淑”，而《时时刻刻》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以及女性对男性的幻想和依赖。其逻辑是即使有幸在情感中遇到一个好人，女性也依然可能不被理解和看见。

　　《致命女人》Vs《我爱迪克》

　　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开始于解构意义

　　无独有偶，近期出版的一本有趣的小说《我爱迪克》也或多或少涉及《致命女人》所探讨的主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婚姻中的不忠，以及当代女性如何走出“爱情神话”的泥沼。

　　

　　《我爱迪克》， [美]克丽丝·克劳斯 著，李同洲 译，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6月版

　　故事以一段开放式的婚姻关系遇到的妻子移情他人为开始：我们很容易将作家克丽丝·克劳斯的《我爱迪克》看成是一部自传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与该书的作者同名，同样从事着拍摄试验电影的艺术工作。这本书的故事主线也颇有些奇情色彩，足够令人产生遐想：女艺术家克丽丝，39岁、已婚、事业失败，有一天疯狂地爱上了她的丈夫、后现代理论家西尔维尔的同事迪克，并在丈夫的鼓动下，开始给迪克写长信。

　　丈夫出于某种隐秘的目的鼓励妻子和年轻男子约会的故事模式在小说中并不算少见，不论是三岛由纪夫的《禁色》还是谷崎润一郎的《键》。如果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看这本《我爱迪克》则势必要失望。21世纪的克丽丝不是昭和时代的日本贵族妇女，她并没有被完全放置在一个欲望的客体位置上，她不断地在表达自己的需要。

　　甚至，在这部以“迷恋”为开篇的小说的进展中，主人公克丽丝的主体性越发得到了彰显。甚至，克丽丝发现她越发把迪克对象化，将他变成了自己的“日记”。而通过不断地书写和表达，克丽丝更是理清了长期困惑她的一些问题，她向迪克其实就是向自己提出有没有可能用第一人称表达？谁应该有发言权？又是为什么呢？等一系列问题。

　　《我爱迪克》是一部充满了互文的小说，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既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又是一部反知识分子小说。克丽丝写给迪克的信中一开始就认识到：“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这些信件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档案引起读者的兴趣。显然，它们展现了后现代知识分子最病态的异化。”

　　将这种没来由的迷恋使用各种文化手段，引经据典进行剖析和自我分析。让这本书打开了知识阶层自我反思的解读层面，成为一本写给知识阶层看的，解构了意义的书。

　　《我爱迪克》核心的故事讲的是迷恋的消解，一开始女主角沉溺在一种我们熟悉的“爱情神话”中不可自拔，最终她放下了自己对情爱的迷恋，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解放。克丽丝对自己的价值进行了重构，她不再满足于个人情感的体验和沉浸。她说：“情感就是如此令人恐惧，全世界都不相信可以把感情当成一种学科或形式来研究。亲爱的迪克，我想使世界变得比我自己的问题更有趣。因此，我必须要把自身的问题上升到社会的层面。”

　　由此，回到《致命女人》的命题，我们今天谈及女性的“觉醒”，无需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探讨和表现家庭中的女性，今天的女性早就走出了家庭的桎梏，面临更多更丰富的挑战。《我爱迪克》的克丽丝的家庭与《致命女人》的泰勒家庭类似，她们都在尝试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试图用开放式婚姻的形式拯救自己危机四伏情感现状。然而，她们的尝试都失败了。只是克丽丝通过反思重构了自己的主体性，问题不是新型的情感模式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自我。泰勒则回归了更保守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是否是有效解决婚姻问题的途径呢？正如这部美剧的结尾，新搬进豪宅的另一对夫妻在妻子发现丈夫出轨的手机信息后再一次拿枪相对，新的杀戮开始，传统婚姻的神圣需要用生命来维护，真的必须如此吗?

　　作者：余雅琴

　　编辑：榕小崧 杨司奇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