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韩剧《鱿鱼游戏》缘何风行全球

　　编者按：1月9日，第79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公布获奖名单，大热韩剧《鱿鱼游戏》创纪录获3项提名。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尤达，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期发文认为，《鱿鱼游戏》全球热播现象证明了Netflix全球本土化战略并非一成不变。面对韩国与西方国家文化距离过远的现实情况，创作者有意识地从两个维度调整战略：以简约美学下的叙事特征打造高品质剧集，以共振传播下的受众体验实现文化接近性。如此，同时迎合不同文化场域内的受众。然而，《鱿鱼游戏》的传播力提升策略遵循的是跨文化传播理念，并不完全适合转文化传播范式下的国产剧。因此，既要正视《鱿鱼游戏》取得的成功，更要在分辨中吸收其精华。

　　韩剧《鱿鱼游戏》缘何风行全球

　　2021年9月，Netflix韩剧《鱿鱼游戏》开播四周便吸引全球超过1.42亿用户观看，收视率在包括美国在内的90个国家中排名第一。这使得该剧成为Netflix史上收视最高的非英语原创剧，且距离排名首位的英语剧集《怪奇物语》仅一步之遥。超高的收视率之外，《鱿鱼游戏》的口碑极佳：在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的新鲜度一度保持在100%，且在播出后不久便接连斩获哥谭奖、人民选择奖等诸多奖项。除此之外，按照阿伯克龙比和朗斯特的“观看/表演”范式观察，《鱿鱼游戏》引发的全球热潮不仅体现为“观看”，大量的线上线下“表演”也纷纷涌现。在互联网上，各类社交媒体中出现大量关于剧集的视频模仿秀；虚拟货币市场甚至诞生一款以该品牌命名的“鱿鱼币”，发布之后最高涨幅达2300倍。在影视领域，韩国Kakao娱乐宣布制作现实版综艺节目《生存男女：分裂的世界》；中国优酷则计划推出综艺节目《鱿鱼的挑战》；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推出该剧的模仿歌曲，在YouTube上观看人次超过780万。在现实生活中，真人版“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在荷兰鹿特丹街头盛行；黄衣橙裙的巨型女孩玩偶登陆澳大利亚悉尼海港大桥；主题体验店在法国巴黎引得万人空巷……

　　那么，作为一部韩国剧集，《鱿鱼游戏》如何跨越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作品？倘若仅将原因归纳为Netflix的全球本土化战略，为何该剧与Netflix在其他国家制作的剧集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和Netflix在韩国制作的其他剧集也完全迥异？此外，《鱿鱼游戏》的成功对于国产剧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这林林总总的问题背后，蕴含着一个更为庞大的元问题：网络时代剧集的全球传播力提升策略。

　　简约美学下的叙事特征

　　《鱿鱼游戏》选择以简约美学的理念诠释高品质剧集，追求的是“简约而不简单”。倘若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中“故事”与“话语”来具体区分，即以精巧的“话语”讲述精炼的“故事”。

　　（一）“故事”精炼：情节简单化与人物游戏化

　　《鱿鱼游戏》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456名走投无路的社会底层人员受邀加入了一场奖金高达456亿韩元的游戏，最终的赢家只有一位，而失败的代价是死亡。因此，全剧的结构是线性的，在接二连三的闯关中形成，非常之工整。然而，线性结构下充满着极为鲜明的对比。《鱿鱼游戏》把“一二三，木头人”“挖椪糖”“拔河”这类充满童趣的游戏和暴力、血腥与死亡结合在一起；将虚拟比赛与真实生活并列；让底层求生者与资本垄断者对峙，于是简单的情节产生突变的可能。与此同时，剧中的人物设定几近游戏化，每个角色是人性的一种代表。倘若按照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的定义区分，该剧中大多数人物皆为只有一种或很少几种特性的“扁形人物”。例如，编号“218”的曹尚佑是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编号“101”的张德秀是崇尚暴力的利己主义者，这两人在游戏中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利他行为。编号“199”的阿里是天真善良的利他主义者，将所谓“友谊”放置在生死之上。编号“067”的姜晓是纯理性的代表，永远以最优解为目的，承担着审判者的角色。编号“001”的吴一男担任上帝的角色，貌似利他实则利己。唯有处于情节中心的主人公，编号“456”的成奇勋，因为故事发展需要而被设置为“圆形人物”，具有多种特性，甚至包括一些互相冲突的特性。作为典型的反英雄，他外表充满流氓气质，内心却有着对弱者的同情。于是，在整个游戏过程，始终摇摆于善与恶之间。

　　（二）“话语”精巧：拼贴、铺垫与封闭

　　第一，以“拼贴”策略完成横向转叙与类型抽离。《鱿鱼游戏》拼贴了若干经典影视作品，并从著名建筑或画作中汲取灵感。拼贴策略的大面积使用，不断构成里蒙凯南所言的“横向转叙”，“互相平行的叙事空间之间的跨界叙事”。创作者以此加强剧内和剧外的互相指涉，帮助观众形成逻辑上的延伸，减少认知偏差。更为重要的是，《鱿鱼游戏》的影视类型受日本电影《大逃杀》启发后形成。可惜的是，作为发源国的日本并未将这种类型发扬光大，反而日趋小众。原因在于，日本的同类型作品在创作中倾向于以越来越复杂的叙事挑战受众的快感阈值，以此维系本国粉丝群。《鱿鱼游戏》则恰好相反，大面积的拼贴在所指上对应了“大逃杀”类型，却在能指上抽离了叙事的复杂程度，以此迎合西方受众的需求。

　　第二，以“铺垫”策略构建戏剧反转与认知冲击。“铺垫”策略即运用细节描写为主要情节埋下伏笔。 《鱿鱼游戏》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间从容地制造反转，让情节向着观众预期相悖的方向发展。

　　第三，以“封闭”策略制造空间质变与时间加速。《鱿鱼游戏》选择了一处地下设施作为游戏场所，当参赛者自愿进入这个封闭空间，实则已经与正常运转的社会空间体系相隔离。此时，每个参赛者的社会属性被强行褪去，不再有所谓离婚的司机、失败的证券经纪人、北方叛逃者等社会身份之分。换言之，社会空间产生的意义被强行脱离，封闭的游戏空间赋予每个参赛者新的意义：闯关获胜。

　　共振传播下的受众体验

　　共振传播是大众传播理论之一，借用物理学上共振现象对能量的高效传递，强调传播信息应尽可能与目标受众感受形成共振。

　　（一）主题接近：反乌托邦与时代困境的共情

　　主题接近，即“一些经常被引用的、具有普遍共鸣潜力的主题”。《鱿鱼游戏》表现的是反乌托邦主题，描绘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假想社会，对应着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现实世界。2021年，全球依然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中，由此引发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明显，一些国家甚至没有能力普及疫苗；个体之间更是如此，特别是韩国，家庭和企业的债务规模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1倍。《鱿鱼游戏》的反乌托邦主题将这一切鲜明地反映出来，使其具备了融入全球性议题的能力。

　　具体而言，剧中描绘的世界是一个贫富极度悬殊的社会，参赛者与VIP代表着社会阶层的两极。参赛者身处社会底层，曾经幻想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财富的跨越积累，但是积累的只有贪念、不甘以及颓废。事实上，充满杀戮的游戏空间比他们身处的社会更有机会实现他们跨越阶层的幻想。剧中通过中断游戏、回归社会这一情节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游戏中这样一个崩坏的世界，无疑是对现实世界可能面临危机的一种放大。同在社会底层，参赛者本该守望相助，甚至是竭力抵抗统治阶层。然而，在游戏规则的捉弄下，他们需要彼此忌惮、互相伤害。所有人是竞争关系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的内心是封闭的；与此同时，行为也受到规则的限制。因此，他们所有的社交都具有偶发性，这一点像极了疫情当下的现实世界。各国VIP身处社会最顶层，他们能享用真正意义上的社交，没有距离限制，不会面临危险。作为既得利益者，这一群体最为团结，也最为肆无忌惮，可以随心所欲视生命为游戏，这无疑影射的是当今社会的资本垄断者。

　　因此，《鱿鱼游戏》在主题上与时代困境共情，这是一种集体情绪的宣泄、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警示，更是对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批判。对此，创作者黄东赫坦言：“我想写一部比喻或影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以一场极端的竞赛隐喻当今弱肉强食的社会。”

　　（二）价值接近：民族情绪与共同价值的共鸣

　　价值接近，即“可以引起世界各地人们共鸣的价值观”。文化地缘论指出，岛国或半岛国家倘若距离大陆强国太近，国民的心态会常年处于不安之中，担忧自身的文化甚至国家会有朝一日突然消亡，于是精神难免日趋悲观。为了补偿负面情绪，往往容易产生较为扭曲的美学追求，其价值观显然与美国宣扬的“一种所有人都有可能和需要去信仰”的价值观相悖离。例如，擅长表现阴郁与死亡文化的日本影视作品，近年来全球影响力逐渐衰退。

　　韩国则偏居大陆一隅，文化输出战略看似极为分裂：传统意义上的韩剧在温情脉脉的爱情故事里主打梦想，传递温暖美好；综艺节目在层出不穷的造星运动中兜售欲望，推崇偶像崇拜；电影则在不遗余力的自我剖析中凸显焦虑，彰显现实主义。但是，从整体言之，所谓梦想、欲望与焦虑皆为韩国民族情绪单维度的呈现，是危机感的一部分。Netflix自2017年起投资韩国影视项目，五年来花费7700多亿韩元，却始终受限于韩国民族情绪与其价值观的悖离。《鱿鱼游戏》则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之路，创剧人黄东赫以强烈的危机感和决心，将自身的焦虑、欲望和梦想与美国所谓“普世价值”产生共鸣。

　　（三）类型接近：原型选择与符号隐喻的共通

　　类型接近，《鱿鱼游戏》采用了源自日本的“大逃杀”类型，但“大逃杀”的原型“荣誉之战”，其实在欧美国家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所谓“荣誉之战”，即在混战中决出最后一名胜利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肇始于1700年的英国拳坛，著名的“杰克布劳顿规则”，即八名拳击手之间的混战，便是“荣誉之战”最早的雏形。但是，这一现象真正流行却是在美国。当时美国的黑人奴隶将大规模斗殴作为一种娱乐形式。然而，奴隶主将奴隶视为私人财产，通常不愿轻易使其受损。因此，“荣誉之战”在美国的真正流行来自拳击赛事的发起人。他们为黑人拳手安排几乎没有规则的残酷混战，而场外的观众几乎全是白人。因此，“荣誉之战”越发变得声名狼藉。上世纪60年代，该现象在美国被全面禁止。安德烈巴赞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当“荣誉之战”在现实中销声匿迹，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名为“大逃杀”的类型，并迅速被亚洲观众接受。很显然，从原型视之，《鱿鱼游戏》对于东西方观众而言都不陌生。

　　符号隐喻上，以直白为第一要务，便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进行解读。富有冲击力的绿色、红色和黑色服饰，对应着贫民、资本的帮凶和资本垄断者。绿方参赛者被分配到了数字，住的宿舍类似仓库货架，暗喻资产阶级将贫民视为物品，而非人。红方帮凶面具上的圆形、三角形和方形，借用蚁群的概念，分别对应工人、士兵和管理者。红方人员不能露脸，违规者死，隐喻资本对人的异化，保留个性者不被接纳。黄仁昊作为之前游戏的胜利者，却最终加入到管理者行列，还向弟弟开枪，隐喻人只有泯灭亲情和良知才能完成社会阶级的跃迁。资本垄断者在注重规则的游戏中成了编号“001”，隐喻法律不过是资本家的拙劣玩物。身着黑衣的VIP戴着闪闪发光的金色动物面具，暗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邪恶世界。参赛者大多是韩国人，而VIP却基本都不是，隐喻韩国即使一路厮杀却依然难以摆脱尴尬的国际地位。剧集临近结尾，“001”直言有钱了之后再也找不到乐趣，象征资本主义的尽头只能是虚无主义。

　　转文化传播范式下的国产剧

　　综上所述，Netflix的韩剧《鱿鱼游戏》以简约美学下的叙事特征打造高品质剧集，以共振传播下的受众体验实现文化接近性，如此打破文化的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潮。细思之，恐怕对于国产剧集的启示意义主要集中在叙事特征维度。从文化接近性上言之，《鱿鱼游戏》是跨文化传播理论下的产物，“接近”的是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欧美中心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文化挑战应对，强调多文化碰撞、共存的结果是融入主流文化。”如此，文化霸权的意味昭然若揭。有趣的是，这种文化霸权在以往表现为“第三世界往往仅提供原材料，运往位于第一世界的研究中心，在那里转换成最终产品，有时再重新输送回边缘地区”。这便是哈罗德英尼斯对加拿大传媒业充满忧虑的“中心-边陲”论。网络时代，Netflix的出现则直接让第三世界不仅提供最优质的原材料，还由当地的创作者以美国的方式就地加工。进而，直接转化成最终产品，向全世界输出。如此，网络所及之处，皆为“边陲”，而无需论及物理距离和文化差异。

　　反观中国，主张的是转文化传播理论，即“不同文化中的主体以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通过交流和借鉴，转型生成新的跨文化主体和社会文化形式”。交流互鉴、多元平等、包容共享是核心要旨，而非强调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迎合。因此，因循美式文化逻辑的《鱿鱼游戏》，在传播力提升方面能给出的启示主要在于，因地制宜地调整高品质剧集的标准。也许，国产剧可以试着以简约美学的叙事理念，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一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国际传播之路。

　　（载《传媒观察》2022年1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简约美学与共振传播——韩剧《鱿鱼游戏》的传播力提升策略研究。此为节选，注释、图表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全文。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网络剧的海外传播力提升策略研究”（20BXW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尤达，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