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义无反顾的新闻行者

　　1985年的新年，教育部派代表团到法国各地看望中国留学人员，波尔多的中国学子们想用一份特殊的礼物欢迎祖国亲人——由一位学生作诗，再由擅长书法的学生书赠代表团。于是，刘昶临时衔命，填了一阙短令：

　　窗外芽吐新柳，梦里江南依旧。

　　急问故乡人，漫道风景更秀。

　　翘首，翘首，何日归舟酹酒。

　　1987年，《神州学人》创刊，这首短令被刊发在杂志的创刊号上。

　　终生受益的留学生涯

　　“虽说当年报考新闻专业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但是我对新闻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刘昶已对新闻产生了兴趣。他经常向一些杂志投稿，有时去采访一些名家，有时翻译外国的趣味作品，还常常拜经验丰富的报人为师学习新闻采写技巧，向摄影记者请教新闻摄影原理与技巧等。当时的刘昶并不一定会想到，这兴趣对他之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了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的考研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研究生招生信息发布后，校外的考生大都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知晓。机缘巧合，刘昶获悉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研究所招收一名赴法国学习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但此时距离考试仅剩一个月的时间。考试总共考六门课程，除了公共课程和新闻专业课程外，还需要考一门综合知识，范围几乎涵盖北京广播学院四年的课程，难度非常大。在导师和学长们的支持下，刘昶开始努力备考。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取得了每门课第一的优异成绩，从1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

　　带着对研究生学习的模糊认知，刘昶踏上了赴法留学的旅程。到法国的当天恰好是他的生日，这似乎预示着未来人生的新起点。当时，国家为公派留法人员提供4年硕博连读的奖学金，能满足基本生活。与大部分在法公派留学人员一样，刘昶心无旁骛地一心向学。

　　刘昶还记得第一次和时任波尔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硕士生导师见面的情形。他告诉导师说来法国想学比较前沿的专业知识，导师回答说那要靠他自己来选定方向。从那一刻起，刘昶便明白了治学是个人行为。这种教学理念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在国内时，始终都有老师带领和指导，例如指定阅读书单。而在法国，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一般不提供书目，学生需要针对感兴趣的研究问题自己去寻找文献，然后再和导师一起讨论，确定是否合适、有无增补，哪些精读、哪些泛读等。这种培养方式对刘昶后来回国从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国内高校任教期间，刘昶一直倡导“开卷有益，读书无害。各种书都可以读，读后才有比较和鉴别，才能提高认识水平”。

　　留学期间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前沿的课程，以及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刘昶受益匪浅。在国外，撰写学位论文的引用资料（reference）和参考文献（bibliography）是分开的，除了论文引注需要的参考文献之外，还需要阅读大量的准备性书目，这是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前期丰厚而充实的学术积累。后来回国任教时，刘昶也同样这样要求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硕士论文是刘昶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他还清楚记得，当时学校要求只有等导师审核通过论文手稿后，才能使用打字机，所以提交给导师的论文初稿只能用手写。临近交稿日期，时间十分紧迫，刘昶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工工整整地把论文誊抄了一遍，然后交给导师。读研期间，学院开设的一些前沿性课程也使刘昶颇受启发。例如，1985年，刘昶选修了“图像传播社会学”课程，授课教授带领学生在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进行了一项传播学实验。学生被分为两组，一组用摄像机拍摄某个专题展览的观众人流走向，另一组在门口对参观完的观众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根据观展的主要行走路线，观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分别在性别、年龄、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社会学指标上显示出趋同性。这项研究已过去近40年，刘昶仍记忆犹新。

　　同样至今影响着刘昶的还有导师的指导方法。在做硕士论文期间，刘昶选择以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作为学术逻辑框架，分析法国一家地区电视台的新闻制作过程。论文答辩时，导师直言并不十分了解普里高津的方法论，但对刘昶的学术钻研态度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比中规中矩写一篇论文的同学更加认真，加上他的论文问题意识清晰、研究逻辑合理、理论自洽也比较好。通过论文答辩，刘昶明白了一个道理，学业导师未必完全需要懂得学生研究的内容，但对学生选题的问题意识、包括文献梳理和评述在内的前期准备、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逻辑和理论自洽等能够作出基本的判断。这些认识同样影响刘昶回国后的教学。

　　总结自己对留学生活的体会，刘昶将其概括为“学习的生活，生活的学习”。“一方面，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国外的日常生活中开阔了视野。”刘昶这样说。回国后，G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拓展了刘昶的视野表达，使他受益颇丰。他认为，既需要有全球的视野，更需要本土的行动。

　　留学经历还让刘昶明白了一个道理：现代人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不同的问题是常态，不足为道，重要的在于要培养自己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而克服困难，找到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往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

　　回国，继续追寻新闻人的初心

　　实际上，学习生涯尚未完全结束，刘昶已在法国的电台、电视台开始了新闻人的职业生涯。当时，法国《欧洲时报》希望中国驻法使馆推荐一位负责采访主流社会的记者，招聘条件是中法双语水平俱佳、具有国家公派留学背景的法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刘昶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报社从事新闻报道期间，他参与了《欧洲时报》许多重要的采访工作，也因此采访了从法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政要，到两国外交、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企业等社会各界名流，再到草根阶层人物等，这些新闻实践既丰富了刘昶的个人职业经历，也为他日后的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生动案例。做记者多年，刘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变的规矩：与采访对象保持平等的关系。

　　在海外多年，回国报效的想法一直在刘昶心中萦绕，他也始终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着。在已具备新闻传播学理论知识储备和新闻传播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又到法国一家传媒企业担任执行总经理，积累传媒管理经验。至此，对刘昶而言，回国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05年金秋时节，“东风”来了。10月的一个周五，他接到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亲自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回国任教。喜出望外的他第二天就飞回了北京。校方的诚意加上校长的人格魅力令他当机立断，略经交谈后便表示同意，“保证不会让学校失望，不会让校长失望。”当在法国的友人听到刘昶这个决定后，也为他的努力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欣喜。的确，对刘昶那一代人而言，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回国报效的意愿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

　　回国后，刘昶经历了从新闻传播业界到学界转变的过程，鉴于直截了当的新闻话语和含蓄而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话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他的职业转向持续了较长时间。在中国传媒大学执教期间，也有其他名校伸出橄榄枝，但中国传媒大学的善待，尤其是宽容的校园文化氛围让他坚定不移。事实上，从考上出国研究生的第一天起，刘昶对母校的感情就不曾改变，即使身在海外，他也一直为加强母校同欧洲大学的校际交流与合作而尽力。

　　刘昶一直认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你确定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或许就会等到机会出现。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等到机会出现，而你却没准备好，就不能怪命运不公了。”刘昶为自己的职业规划付出了经年的努力，在机会出现时毫不犹豫地抓住，这可以视作海外多年学习、工作和生活历练而成的一种能力，对于年轻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启迪。

　　丰硕的成就，不变的坚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回国后，刘昶不断收获着成果。

　　2011年，由于在学术方面的建树和在国际新闻交流方面的贡献，法国政府授予刘昶文化教育骑士勋章，这是法国文化教育领域最高级别的荣誉，用以表彰世界范围内，在文化教育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具有杰出成就的法国人和外国人士。在国际交流方面，刘昶为学校与欧洲许多一流的新闻传播学高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担任了法国顶级传播学刊物《赫尔默斯》（HERMES）的国际编委，并成为其中两卷的联合主编；他应邀参与组织了数年的中法新闻交流计划，并带领中国多家媒体负责人赴法访学；他担任法国著名新闻传播高校的客座教授，促成了两国教授互换交流机制；他在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华为国内学界和业界分享专业经验和学识的同时，也频频带领学校师生参加国际重要的专业交流活动。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如何更好地对外交流与合作，刘昶的体会是，走出国门固然日渐容易，但国际交流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知己知彼，才能使效果最优化。

　　中国传媒大学则以他和时任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的名义，成功申请了世界华语传媒研究的博士点。在刘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兼新闻学院院长期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率先通过了我国第一家最高级别的本科专业认证。2014年，刘昶全程参与和主导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新闻学本科数据新闻报道专业（方向）。谈到数新专业的办学目标，刘昶坚定地认为，要培养懂数据的新闻人。

　　对于当下大学生深造与就业的方向选择，刘昶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建议：要先了解自己。在刘昶看来，每个学习阶段的努力目标应该是不一样的。大学本科学习阶段，在修满学分的同时，最好能根据学校开设的课程并结合自己的学术旨趣，初步搭建知识的框架；进入研究生阶段，则需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学术志向，不断充实完善、深化和拓展知识结构。至于择业考虑，刘昶认为应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再做选择，才更具针对性。（作者 郭疆卉 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读本科生）

　　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9期）

　　作者：郭疆卉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