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行》为什么横扫亚洲？也许最后一枪的抉择是答案

　　在现代文明发达的今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被一串精准的数字所概括。在生活中，每个月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信用卡账单，会“如约”的在账单日通过我们专属的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件提醒我们当月的消费情况。在工作中，每天领导们会通过各种精确的报表，提醒我们工作完成的质量和进度。在健康管理时，医生依然会通过各种检测数据，提醒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程度。在诸多的数字和更为发达的电脑管理中，我们成了一个个社会上的符号，我们在和除了亲人之外的社会人员交往时，往往变成了一个具有某种准确含义的代码。

　　对于医生而言，我们是某某病房某某床位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对于银行而言，我们是具有某几项贷款或储存业务的客户，对于工作单位而言，我们是拥有某种技能，用以承担某种业务的员工。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台创造价值的永动机，我们身在其中的每个人，更像是一个个动作越来越精准，情感越来越匮乏的人肉机器。在现代文明的架构之下，人与人之间信息的沟通越来越精准，然而情感上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疏远。

　　不过在现代文明的精准规范和引导下，人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却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专注。以至于某一天我们真的成了一台人肉机器，我们不再以个人的观点去辨别是非，因为我们只专注结果，我们不再以个人的情感去审视世界，因为真正评价我们的只有冰冷的绩效数据。当人们抛却了情感的感受和是非的辨别之后，我们真的成为了文明社会中的“行尸走肉”，只顾着所谓的利益获取，却忘记了对善恶、对错、是非、美丑的甄别。

　　在2016年，韩国导演延相昊执导了一部名叫《釜山行》的丧尸电影，这部影片一经上映，便在亚洲范围内引起轰动。“丧尸片”一度是欧美电影所特有的类型和元素，虽然亚洲电影也曾跟风创作过几部丧尸电影，但是因为亚洲人所特有的文化氛围，使得我们很难接受欧美电影人在大银幕上所营造的，关于“末日景象”的恐惧。

　　在欧美经典的丧尸电影中，往往是一个勇猛的个人英雄，误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而和丧尸进行一场枪林弹雨的肉搏战。一度银幕上血肉横飞，断臂残肢，成为了给银幕前观众最直观的视觉刺激。这种通过震撼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以及银幕中具有英雄主义的主角们和无情丧尸的对抗，而激发出银幕前观众的恐惧、憎恨、愤怒等直接的情绪表达，成为了欧美丧尸电影的经典模型，这其中以《杀出个黎明》为代表。

　　然而《釜山行》这部影片能够获得亚洲观众认可的关键，并不在于它创作了一个视听效果震撼的，以亚洲为原型的丧尸故事，而在于导演延相昊，在这个经典的欧美丧尸模式中，加入了现代东方人对人性阴暗面的探索和思考。在这部影片开始，导演以极具写实的电影语言，通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完全吻合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的再现，将观众以一个正常的视角代入到大银幕的故事中。

　　这个独特视角的引入，为这部丧尸片最后主题的升华奠定了基础。影片开始时，主角石宇的生活让银幕前的观众再熟悉不过，电话不停地吵，客户不停地闹。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和妻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正准备离婚。甚至他在自己心爱的女儿表演节目时，也无法做一个合格的观众，虽然生活的形式上他住着豪宅，开着豪车，然而他和家人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物质上的富足和精神上的匮乏，共同映照在石宇疲惫冷漠的表情上。这一点不得不赞叹韩国演员孔刘的演技，他仅用几个细微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便在银幕上真实再现了一个挣扎在中年危机中的中产阶级的形象。

　　最后石宇因为和这个世界仅剩的情感纽带女儿秀安的请求，作为送给让女儿满意的生日礼物，他和女儿踏上了这段人性崩坏的“釜山之旅”。导演将故事设定在标志着现代文明的“高速列车”上，在这部影片的电影语言运用上，导演时常将画面在高速的列车和高速行进的丧尸之间来回切换，以便让观众能够更为清晰的理解，这些快速行进的丧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现代文明中略微偏差后的产物，他们不再有思想，不再有情感，甚至不再有痛觉，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诉求，仅仅剩下了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满足他们无穷贪婪的欲望。只是当这些可怕的欲望不再受到制度的约束时，便使得这些丧尸就像是练就“现代文明”这项神功而走火入魔的疯子。

　　在影片中，导演并没有为丧尸大军设定一个绝对相反的对立面。诸如石宇、尚华、金常务等人，他们更像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各种在制品和半成品，他们虽然不及丧尸疯狂，但是他们身上依然有明显的被现代文明雕琢过的痕迹。特别是在主角石宇的身上，他在影片开始，便周身散发着一个成功人士的冷漠和疏远，如果说丧尸是现代文明走火入魔的产物，那么石宇和金常务绝对是现代文明社会所造就的标准品。他们在最初时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危难时刻，先顾着自己，再考虑别人，甚至为了自己，不惜牺牲别人。

　　这部韩国产的丧尸片和同类型的欧美电影相比，最大的区别便在于这部影片中没有针对丧尸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没有一个现代文明所教育出的顶级英雄。影片中的每个人都是在文明社会的崩坏过程中，一步步去找寻内心深处，被现代文明所掩藏住的，被欲望封印已久的最为真实的自己。

　　银幕上，丧尸给观众带来的恐惧，来自于他们强烈的传染性、无差别的攻击性所传递的直观的感官刺激，而这些丧尸的疯狂，被导演在银幕上演变为用以撕裂人性面纱的暴力手术。在面对丧尸疯狂的冲击时，人性的自私、贪婪、懦弱被导演展现的一览无余。石宇教育女儿在特殊时期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而对石宇不屑一顾的尚华，也以妻子怀孕为由为她谋取了一个座位，最终金常务则成了人性终极黑暗的代表。

　　而在最具冲击力的场景中，尚华、石宇、盛京、秀安、流浪汉、棒球帅哥、老婆婆（姐姐）在突破丧尸四节车厢后，被困在一个进退两难的车厢中，他们一方面要抵抗疯狂攻击丧尸，一方面却无法叩开金常务等人为了自保而把守的大门。这些刚刚还一起浴血奋战的同类，转眼却成了某些人行为中为了自保的牺牲品。在疯狂的丧尸和人性的黑暗之间，挣扎的是孕妇、小孩、老人。而被这道人性大门所隔绝的，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是懵懂美好的爱情，是千百年文明熏陶的人类集体。

　　最后他们拼尽所能进入人类把守的车厢后，感受到的是比丧尸撕咬更为让人心灰意冷的“道德”谴责。盛京在刚刚失去丈夫后，却陷入了更大的绝望，没有安慰，没有怜悯，甚至没有一个体面的告知和劝说。人性的崩坏后所呈现出的阴暗面，在导演戏剧化的冲突中被无限的放大，延展，最后透过大银幕，敲击到每个观众的内心。此刻银幕中疯狂的场景，更像是导演透过大银幕对观众们人性的拷问和鞭策。在一次次跟随主角们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中，我们也探寻到了自己在生活中，早已演化的习以为常的冷漠、自私、怯弱。

　　导演对影片中的群体并没有采取明显差别化的对待，在金常务、石宇、疯狂的丧尸之间，也没有被设定明显的界限，他们的人性弱点，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谁也无法站在道德和文明的至高点上去审视、谴责对方，而这种人物结构，最终让观众深陷在导演在银幕上营造出的人性崩坏后的场景中。在某一个时刻，我们仿佛成为了银幕上的某一个角色，此刻我们也同样拷问着自己，我们在这样的场景中该如何抉择？在这样的反问中，我们跟随着导演所展现的末日景象，进行了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自我讨论。

　　有影迷说，在影片的最后，感谢导演的“不杀之恩”。而那因为秀安唱给为自己牺牲了性命的父亲的歌声，而没有打响的一枪，应该是人类对于人性“爱的救赎”。这应该也是这部充满意象的韩国“丧尸片”能够横扫亚洲的关键。在银幕上，震撼观众的不是丧尸的疯狂，而是人性的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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