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赵一曼牺牲，18年后儿子知其身份，亲手将母亲名字刻在身上

　　“父亲第一次见到奶奶写给他的遗书，是在1954年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父亲看完大哭一场，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多年后，又将他手抄的这封遗书交给我。回到家后，父亲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也刻在了心里。”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电影《赵一曼》上映，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无不为主人公赵一曼的精神所感动，大家都想知道，有关赵一曼的真实情况。

　　然而包括周总理以及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等知情人，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

　　赵一曼真实身份曝光

　　1951年，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再一次想起了在外革命多年的妹妹，李坤泰。虽然和妹妹在一起生活了近20年，但手边却没有留下一张妹妹的照片，查找起来十分困难。

　　后来李坤泰的同学拿着一张照片，找到了李坤杰，说这是淑宁（即李坤泰）当年在上海送给自己妹妹的照片。李坤杰看着妹妹的照片，眼泪顿时滑落下来。

　　当时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到北京开会，李坤杰听说之后，立刻找到他，托他到北京帮自己打听一下妹妹李坤泰的下落。

　　

　　江子能到达北京之后，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去看望他，二人说起了李坤杰寻找妹妹李坤泰的事情，何成湘得知后对江子能说：

　　“我正想告诉你，电影《赵一曼》的主人公就姓李，也是四川人，但具体哪里就不太清楚了。我今天来，也是请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赵一曼这个人。”

　　江子能一听就兴奋起来，急忙把自己知道的李坤泰的事情，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遍。何成湘听完也很是兴奋，问江子能，有没有李坤泰的照片？

　　“听说她姐姐有一张，我回去后就给你寄来。”

　　回到四川之后，江子能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统统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一边听一边落泪，她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妹妹，居然很有可能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她立刻将照片给何成湘寄去，自己又接连看了好几次电影《赵一曼》。

　　一边等着何成湘的回信，李坤杰又直接给周总理写信打听。周总理将原信转交给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请她帮忙查询，但仍没有下落。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坤杰找到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她是李坤泰的小姑子，也正在找李坤泰。李坤杰这才知道了，妹妹李坤泰的丈夫陈达邦，进入了中南海工作，儿子陈掖贤，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

　　通过和陈掖贤通信，李坤杰得知父子二人在国内团聚之后，曾经四处打听李坤泰的下落，但没有任何消息。对于李坤泰是不是赵一曼，父子俩也不敢肯定。

　　1954年8月，李坤杰终于收到了何成湘的回信。原来何成湘收到照片后，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了解，还带着照片亲自跑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印证，对一些当事人进行了寻访。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日伪档案中，有一份日、汉两种文字记载的审讯记录，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捕之后的全部情况，同时还夹带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的时候，被日本人拍下的。

　　

　　经过对比，她的样子和李坤泰的样子一模一样。

　　李坤杰读完信之后，喜悦涌上了心头，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妹妹的下落，自己的妹妹，居然真的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陈达邦父子知道此事之后，看着照片上李坤泰的容颜，百感交集。随后赶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当看到赵一曼就义前，给儿子写下的那一封充满感情与希望的遗书时，陈掖贤当场大哭了一场：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回去之后，陈掖贤自己在手臂上刺上了母亲赵一曼的名字，以表示对母亲的纪念。母亲那短暂的生命历程，也被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

　　“刚烈之女”投身革命

　　赵一曼，出生于四川宜宾县，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李淑宁。"赵一曼"这个名字，是她在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时用的化名，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名字。

　　赵一曼的大姐夫，是中共四川省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郑佑之，在姐夫的影响下，赵一曼从小就个性独立。

　　

　　在赵一曼10岁的时候，母亲按照家乡的规矩，强行给赵一曼裹脚，结果赵一曼不但剪碎了缠脚布，还当着客人的面洗脚，以示对封建习俗的抗议。赵一曼拥有打抱不平的性格，就连她的父亲都曾感叹地说：

　　“端女儿乃刚烈之女也。”

　　在父亲去世之后，赵一曼彻底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大姐夫郑佑之的帮助下，赵一曼开始接触进步刊物，逐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后来在郑佑之的引导下，赵一曼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加入了青年团。

　　当时赵一曼要去宜宾读书，遭到哥嫂的坚决反对，她愤然拿出纸笔，给大姐夫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郑佑之读过之后激动不已，将这封信寄到报社刊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镇上成立了妇女解放同盟会，赵一曼在其中担任文书。为了提高广大妇女的知识水平，赵一曼等人办起了女子学校。正当赵一曼干得起劲儿的时候，李氏族人打着“伤风败俗”的名义，向赵一曼发起了围攻。

　　

　　哥嫂决定将赵一曼嫁出去，登门的媒人络绎不绝。赵一曼忍无可忍，割了一把密布细刺的藿麻，把守在门口，指着媒婆斥问：“哪个要你来管我的闲事？以后再上门，我就用藿麻收拾你。”

　　从此，媒婆们再也不敢踏进赵一曼家半步。

　　1926年2月，赵一曼在大姐夫郑佑之、二姐李坤杰的帮助下，考入了宜宾女子中学。在宜宾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上，赵一曼当选为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主持妇女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后，赵一曼当选为妇联主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成立后，赵一曼又担任第一届妇女部代理部长。

　　由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考入宜宾女中不过半年时间，赵一曼就遭到了辞退。

　　在党组织的推荐下，赵一曼报考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和罗瑞卿同为军校政治部宣传组成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安排军校生提前结业，并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

　　女生大队中的党团员留队，不愿意留下者，遣资回家。同乡和李坤杰都劝说赵一曼返回宜宾，结果赵一曼坚定地表示要战斗下去。

　　经过党组织分配，赵一曼随张发奎的部队赶赴九江。途中由于旧病复发，赵一曼隐蔽在老乡家休养。南昌起义打响之后，赵一曼乘船秘密前往上海，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陈达邦。

　　当时陈达邦是赵一曼小组的组长，由于赵一曼身体瘦弱，陈达邦尽量照顾她。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就产生了超出同志友谊的感情。经过组织批准，赵一曼和陈达邦在苏联举行了婚礼。

　　由于学习过于劳累，赵一曼的肺病复发加重，医生告诉她，她怀孕了，但肺病加重，需要立即休养。考虑到莫斯科的冬天不利于病情，再加上国内急需妇女干部，组织上决定安排她提前回国。

　　赵一曼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陈达邦默默为赵一曼准备好行李，并将结婚时的金戒指和手表交给妻子，以备回国后不时之需。赵一曼回国之后，陈达邦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直到1942年回到国内。

　　苏联一别，陈达邦再也没有见过妻子。

　　当时党中央准备在宜昌建一个交通联络站，赵一曼不顾自己怀有身孕的虚弱身体，主动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在宜昌租下一间木板屋，挺着大肚子开始了新的工作。

　　1929年春节前夕，房东看到赵一曼快要临产，催促她马上搬家。按照当地的风俗，外人是不能在家生孩子的。

　　赵一曼考虑离开联络站后，同志们找不到她会耽误事，因此她顶着严寒，艰难地挪到了木板屋外的草堆里躺下。邻居好心的搬运工夫妇，发现赵一曼之后，将她接到了家里，当天晚上，陈掖贤出生了。

　　

　　赵一曼是在列宁的故乡怀孕的，她的字又叫“淑宁”，因此她为孩子取名为“宁儿”，希望儿子“安宁无事”。后来“陈掖贤”这个名字，是赵一曼不知道的。

　　在搬运工夫妇的精心照料下，赵一曼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赵一曼第一次见到了陈达邦的妹妹，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考虑到孩子的成长，赵一曼和陈琮英商量，将孩子送到陈达邦哥哥家里抚养。

　　在被送走前，赵一曼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留下了那一张弥足珍贵的母子合影。

　　就义前纵笔流芳

　　“九一八”事变之后，赵一曼奉命来到东北满洲省委工作，以在烟草公司糊烟盒为掩护，在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赵一曼的帮助下，一批进步很快的女工，都积极投身到反日救国宣传活动中。

　　1931年，中共满洲省委迁往哈尔滨，赵一曼随组织调到哈尔滨，并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引起共产国际和世界的关注。后来赵一曼到海伦视察工作期间，领导当地游击队200多人，击溃伪自卫团500多人。

　　赵一曼的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自此之后，赵一曼走进了哈东抗日游击战场，手持双枪，百发百中，令敌人闻风丧胆。

　　1935年秋天，日伪军对游击区进行疯狂“扫荡”，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掩护主力撤离，赵一曼率领一小部分人，以游击战牵制敌人。在掩护部队转移的过程中，赵一曼不幸负伤，后潜入小西北沟窝棚疗伤。

　　

　　几天之后，汉奸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报告给围剿的日军指挥官。当窝棚被重重包围起来时，赵一曼一边让战友销毁文件，一边向敌人还击。

　　战斗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直到赵一曼大腿被击中昏倒在地，赵一曼等人不幸被俘。

　　敌人感觉抓到了抗联的重要人物，迫不及待地连夜突审，对赵一曼严刑拷打了两个多小时，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敌人将赵一曼转送哈尔滨关押。由于伤口化脓严重，敌人将赵一曼送到医院监视治疗。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赵一曼的伤情不断好转。

　　赵一曼在敌人酷刑下的表现，感动了照顾她的护士和看守。在二人的帮助下，赵一曼成功逃出了哈尔滨。谁知当他们走到距离游击区只有二十多里的地方时，被日本宪兵追上，再次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敌人专门从日本运来针对女性设计的新式刑具，对赵一曼实施了电刑。在不断变换的电流强度下，赵一曼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濒于崩溃。

　　为了不让赵一曼昏死过去，敌人用酒精擦干赵一曼湿淋淋的身体，还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强迫她喝下含有咖啡因的盐水和葡萄糖液，让她恢复体力，继续承受酷刑。

　　

　　赵一曼整整忍受了七个多小时的电刑，所承受的剧痛已经超过了常人的极限，在不断嘶哑的惨叫声中，赵一曼的脑袋无力地垂了下来，全身瘫软地挂在刑架上，昏死了过去。

　　整整刑讯逼供了一个多月，敌人对赵一曼无计可施，决定将其处死。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敌人押往珠河，她坚信抗日斗争一定会胜利，于是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币，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心声。

　　到了珠河，敌人将赵一曼架在一辆车上“游街示众”，没想到赵一曼毫无恐惧之色，挺胸远望，气势轩昂。临刑前，她高举着戴着手铐的双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其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新中国成立之后，赵一曼的真实身份被确定，组织上通知陈掖贤，领取赵一曼烈士的抚恤金。陈掖贤却说：“我知道赵一曼是我的母亲，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抚恤金和烈士证我不会去领的。”

　　陈掖贤的一生都牢记母亲在遗书中的嘱托，原本按照他的专业，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家，但陈掖贤觉得祖国更需要工业建设，于是就去了北京工业学校工作。

　　

　　1982年，陈掖贤因病去世，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的家产。在弥留之际，他交代自己的孩子：

　　“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