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朝代官方给予杜甫的地位最高？不是唐宋明，而是蒙元！

　　杜甫（712年2月12日 ～770年）杜子美，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他一生写了一千五百多首诗，流传下来的诗也最多，有很多是颂千古的名篇，对后世影响深远。

　　

　　他诗艺精湛，人格高尚，把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中的社会状况，溶为诗句，客观地反应了当时政治的昏暗、人民的疾苦，因此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风，沉郁顿挫，平实雅谈，感情真挚，又不失豪气与流丽，形象生动感人。他的诗艺，格律严整，炼字精到，穷绝巧妙，自然流畅。

　　唐代诗人元稹在给他写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评价他：“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上薄风骚”，是接近大诗人屈原了。“下该沈宋”，是接近开启律诗之端的唐代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了。用字超过西汉善于作五言诗的苏武和李陵，气势吞没了东汉的曹植和刘祯，孤赏高洁之处超过了南北朝时刘宋时的颜延之和谢灵运，而兼有南北朝时梁陈朝徐陵和瘐信华丽的词藻。将古今诗人的优点兼而有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到宋代，诗人秦观评价他：“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

　　其它的诗人文学家们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这里不一一说了，总之，前代诗人对杜甫的评价都已经很高了。但这些都是诗人自己的私人评价，但是，无论是唐宋后来的大明，来自官方的评价很少。对他有过官方评价的只有一次，出于非汉人统治的元朝。

　　那就是在元顺帝至元三年夏四月丁酉，将杜甫谥为“文贞”。别看《元史》中这样简单的一条记录，那可是对杜甫一生成就的一个重大评价，并且是“文贞”这样的一个“美谥”。

　　历史上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谥号的。谥号古代朝廷对一个人死后，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作为盖棺定论。谥号制度起源于西周早期，而且有规定的“谥法”。汉朝规定只有封侯者才得谥资格；唐朝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只有得谥资格。一般文人学士或隐士的谥号，由其亲友、门生等给予的不算数，只能作为“私谥”，和与朝廷正式颁赐的根本没法比。

　　

　　皇帝的谥号由后继皇帝给出，大臣的谥号是一般由礼部（礼官）主持拟定，报皇帝同意后赐谥。所以，像杜甫在唐朝时作为一个左拾遗、工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小官，是没法得到朝廷颁赐的谥号的。在他去世后的唐朝及宋朝也没有对他进行过追谥。而到元朝末期，却得到了元朝给他的这样一个“美谥”，是非常难得的。

　　按《逸周书·谥法解》，“道德博闻曰（yue）文，无不知；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清白守节曰贞，行清白执志固；大虑克就曰贞，能大虑非正而何；不隐无屈曰贞，坦然无私。”

　　对照起来，那对杜甫的评价应该是“道德博闻，清白守节，坦然无私”了。作为一个官方正式评价，应该是很高的了。并且，这是对一个官职低微的小官而言，只是针对他的诗歌成就了。

　　而促成这一美事的，也是一个蒙古人。历史上记载不详，经上海理工大学翟墨先生详细考证，基本还原了这一事实。

　　元代蒙古大监也速答儿，字达可，蒙古人，在四川出生长大，在京为官三朝，致仕前为正四品文官；在元顺帝朝（后）至元年间致仕时，被升授为秘书大监。他致仕后，告老还乡，捐献私人财产，购书四千七百多卷，在四川建立了文翁石室、杨雄墨池、杜甫草堂三座书院，并自己的钱财为书院增加了学田和房舍，并向朝廷请旨将这三座书院列入地方官学，为杜甫请谥；其中墨池、草堂两座书院明确得到了朝廷的赐额；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追谥杜甫为“文贞”。

　　西汉蜀郡郡守文翁在成都城南修学宫，用石头建筑，故称“石室”，是中国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所以称为“文翁石室”，郭沫若少年时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蜀人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成都有墨池遗址，和杜甫流落四川时的草堂，都是四川宝贵的文化遗迹。

　　也速答儿为弘扬川蜀文化，用自己的私产，购书筑舍，建立了这三个书院，并为杜甫争得“美谥”，可谓用心深远。

　　可惜，在正史中记载简略，到明代清代只引起极少数人的注意。因此，人们称呼杜甫，也只是“杜工部”“杜拾遗”“杜少陵”，很少有人会知道“杜文贞”是谁。反倒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他的《杜甫私记》（最初由筑摩书房于1950年出版，在日本影响很大，多次再版）中曾经提到。但在它的中文译本中，提到的这一段话被没有了。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介绍杜甫的文章包括对他的研究传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也算是一种悲哀吧！

　　记住吧，一辈子抑郁不得志的杜甫老先生，在去世几百年后，还得到了后朝官方的正式评价，难得，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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