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杜聿明怀疑郭汝瑰，老蒋为何大发雷霆？三点深刻的原因

　　杜聿明的政治智慧简直差极，他的质疑非常不是时候，作为中央军“第五军系统”的头目，其实杜光亭跟何应钦和徐庭瑶的关系更近一些，可以框列为“非土木系”。而到了淮海战役期间的1948年11月，正是何应钦一派风头正劲的时间点，什么顾祝同、刘峙、汤恩伯都是重权在握，然而大家似乎忘记了，他们几个可都不是老蒋军队中的第一心腹和第一红人。

　　

　　那个人当然是陈诚，黄埔系中央军“土木系”的老大，因为全国战局恶化以及东北大败，于1948年5月辞去了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淮海战役期间，陈诚正在台北养病（1949年1月起复）。某种意义上，陈诚仍然是在“代蒋受过”，因为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毕竟是蒋某人，对这一点老蒋心知肚明，授意陈诚辞职不过是在與论压力下的权宜之计。

　　作为独裁者和权谋家，老蒋深谙权力平衡之道，陈诚被迫去职后，“土木系”的威风和势力大减，何应钦以及依附于他的大小派系纷纷有“扬眉吐气”之感。何应钦已经接任“国防部长”，哼哈二将顾祝同、刘峙分别为“参谋总长”和徐州剿总总司令，汤恩伯起复为“衢州绥署主任”，杜聿明身兼东北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几乎掌控了黄埔系的全部军权。

　　（陈诚剧照）

　　就连西北的胡宗南也是陈诚的政敌，在“陈胡汤”三大黄埔系军事集团中，本来是以陈诚系统势力最大，其他各派系各集团都深感其咄咄逼人，结果现在变了天。早在确定土木系基本队伍第十二兵团的司令人选时，何应钦就跟白崇禧沆瀣一气，摆了陈诚一道，说什么不让胡琏如愿，算是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对此，老蒋那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决不可以让何应钦等人无法无天。

　　郭汝瑰是什么身份？黄埔五期生、陆大第十期毕业、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属于“披黄马褂戴绿帽子”的嫡系将领，其堂兄郭汝栋是非常反动的四川军阀，一度人称“涪陵王”，因此无论是家世还是履历，都是老蒋非常认可的（参照孙元良）。而更重要的是，郭汝瑰乃陈诚之心腹，土木系“十三太保”之一，他能够身居要津，完全是陈诚一手提拔起来的。

　　

　　看明白了吧？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杜聿明指责郭汝瑰是“共谍”，会让老蒋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对“土木系”的进一步攻击和打压，是派系倾轧的的恶性表现，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老蒋生气的第一点，就是你杜聿明只管打好仗，不要乱趟派系纠纷的浑水，更不能因为陈诚暂时失势，就不厚道地搞落井下石。

　　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和过人的才干，陈诚很早将郭汝瑰倚为心腹，1944年他取代何应钦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时，郭汝瑰就被晋升为主管军队编制和装备的“军务署长”。抗战胜利，军事委员会改制为“国防部”，陈诚上任参谋总长后，郭汝瑰又顺理成章出任第三厅（军务）厅长，再不久改任主管作战的第五厅中将厅长，始终随侍在陈诚和老蒋左右，煞是炙手可热。

　　

　　期间郭汝瑰还短期兼任过陆军总部徐州指挥所的参谋长，深得时任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欣赏，在如此的背景下，郭汝瑰的地位非一般牢固。几乎可以这么认为，郭汝瑰就是陈诚的军事助手，当陈诚不在其位之时，参谋次长林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等“土木系四大金刚”，都是他的保护伞，动他就是跟整个系统过不去，更何况老蒋对其也非常认可。

　　杜聿明最初怀疑郭汝瑰的身份，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清贫”，根据他的回忆录所述，是有“山东来人”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个人猜测问题应该出在我华东军区内部。但是杜聿明得到的情报是模糊和碎片的，只知道“国防部”高层有泄密的渠道，并没有指名道姓的直接证据，他不过是根据目标的重要位置和自己的感觉，才锁定了郭汝瑰，但没有能够拿上台面的东西。

　　

　　杜聿明最先是跟已晋升参谋总长的顾祝同提出自己的怀疑，顾祝同根本不信：“郭汝瑰非常忠实，事情办得很好”，然后问杜聿明有什么依据。杜聿明的回答是：我自己已经是比较清廉的官了，但是“郭小鬼”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郭汝瑰的住所都是租的），顾祝同不以为然，因为蒋军将领真有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捞钱会捞钱。

　　这也是老蒋生气的第二个点，你杜聿明已经跟顾祝同质疑过了，顾祝同也向我汇报过了，我们一致认为郭汝瑰没有问题，你再来跟我磨叽是几个意思？不相信我和“顾总长”的判断呗，并且你又拿不出来支撑怀疑的证据，中统军统亦无相关报告，你这不是没事找事不务正业吗？所以老蒋表现得极不耐烦。

　　

　　实际上，笔者对于《大决战》中郭汝瑰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个桥段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现实情况根本不可能。且不说郭汝瑰的军衔、职务和位置的重要性，都够级别配备专车了，身为随时被老蒋传召到官邸议事的作战厅长，难道大半夜还得骑自行车一顿狂蹬到黄埔路一号吗？这事不仅老蒋和顾祝同不答应，“国防部总务厅”也不敢，郭汝瑰更没有必要做事如此引人注目，地下工作之大忌。

　　老蒋生气的第三个点，是杜聿明只抓住了郭汝瑰“清贫”这个要素，那么按杜聿明的逻辑，真正“忠于党国”的军政要员必须全得是腐败分子才行，这不仅是埋汰蒋军将领群体，还等于侮辱了老蒋本人。很多时候，老蒋并不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但是杜聿明要说只有贪财好色的人才可靠，老蒋肯定会恼羞成怒，因为他也是反感部下堕落的。

　　

　　比如曾经的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就因为贪财好色让老蒋“亲而不敬”，最终撵出了侍从室。也包括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因为后来“日赌夜嫖”遭到老蒋的不耻和弃用，钱大钧蒋鼎文这样“八大金刚”级别的人物尚且如此，普通将领如果私德不修，老蒋更是看不上。现在你杜聿明说不贪财不好色的肯定就是“共谍”，言外之意，那就是阿拉带着一群猪猡打天下咯？

　　所以说，杜聿明的指控在时间、环境和政治上，均属非常错误，在空口无凭的情况下，也就难怪老蒋勃然大怒。杜聿明是个军人而不是特务，在这方面显然稚嫩许多，心中有怀疑就冒失地说了出来，根本起不到致命一击的作用。老蒋正是用他之际，才没有过多计较，也勉强同意了杜聿明关于徐州守军撤退路线不通报“国防部”的建议，很是给他面子了，杜聿明后来回忆说，他知道再争下去“自己都将失去信任”，所以选择了闭嘴。

　　

　　杜聿明前脚出了门，老蒋后脚就破口大骂：“难道我堂堂国府的官员，都要到处去捞银子才不是共谍？笑话”！郭汝瑰非但没有因为杜聿明的指控遭到怀疑，更于三大战役后掌握了兵权，被任命为驻四川的第72军军长，该军辖有罗广文拨来的一个师，成为解放战争后期蒋军在川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二野进军西南之际，老蒋飞重庆部署防务，还特别召见了郭汝瑰单独谈话，随后任命其为统一指挥三个军和三个独立师的第22兵团司令，直至宜宾起义。

　　包括杜聿明自己其实也不确定，1981年的5月，全国政协常委杜聿明因肾衰竭不得不住院治疗，正在北京开会的郭汝瑰特地前去探望了他，杜光亭自感时日无多，追问床前的郭汝瑰：“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不是共产党？”因为身份还不能公开，郭汝瑰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每每读史到此，总感觉杜聿明有点死不瞑目的意思。

　　美国一家报纸曾经发表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一篇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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