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

　　凡事只要绝对化，只要二元论，就会误入歧途，不管是谁。——坤鹏论

　　一、“不，我不是个存在主义者！”

　　如果单看加缪的荒谬思想，他绝对是个存在主义者。

　　也许这正是加缪与萨特能够维持长达8年深厚友谊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什么比志同道合更能让友谊弥久如新呢！

　　可是，如果再看加缪的反抗思想、“地中海”思想，他很难和其他存在主义者画上等号。

　　因此，许多人认为加缪的思想与萨特的思想一样，这是最大的误解。

　　萨特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不承认一切先天永恒的原则。

　　他认为，人先于本质而存在。

　　那么，人就有了绝对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价值。

　　萨特由此也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

　　加缪则从反上帝出发，同样也否定了一切先天永恒的价值原则。

　　但是，他始终不让自己掉入价值虚无主义之中。

　　他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

　　这正是他高贵的，区别于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地方。

　　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原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底线。

　　这种逻辑一旦被认可与实现，那么剥夺人的生命权利、践踏人的尊严就有了许可证。

　　在一场有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参加的讨论会上，加缪问道：“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任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承认自己错了，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在这里萌芽吗？”

　　所以，加缪坚定地否认自己属于存在主义。

　　“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的唯一理论性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是为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而写的。”

　　他坚持认为存在主义哲学是逃避现实，而他倡导的是“地中海”思想，是活在现实，活好当下。

　　二、加缪与萨特的断交

　　在《加缪——伟大的作家必是哲学家》中坤鹏论简单讲过他与萨特的断交。

　　今天，就再比较详细地说说他们断交的内外原因。

　　两个人吵翻的源起就是加缪的《反抗者》。

　　在《反抗者》出版6个月后，萨特的一位关系密切的学生兼同事——弗朗西斯·让森，在萨特主编的杂志《现代》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加缪就是遭到反抗的灵魂》。

　　它赞扬了《反抗者》一书的文学风格，但批评其论证过于肤浅并带有说教意味。

　　加缪看后，气愤之极，觉得杂志能够刊发这篇评论，必然代表了主编萨特的观点。

　　人生最让人愤恨的事情之一就是朋友给自己两肋插刀；文人最气愤之事则是有人说他写的东西不好，那无异于当着一位母亲说她的亲生孩子很烂。

　　显然，加缪遇到了两种情况的叠加。

　　而且，还有人在他耳旁聒噪：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要用文字怼回去！

　　于是，加缪直接给“主编”（萨特）写了一封长达16页的、充满自负与愤慨的信进行反击。

　　在信的结尾，他说，他感到厌倦，不愿再听那些“一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字审查官们”说三道四了。

　　对此，萨特马上用《亲爱的加缪》一信还以颜色，洋洋洒洒19页。

　　信中言辞激烈，指责加缪自负、好说教、傲慢、喜欢指手画脚，不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法官。

　　他批评加缪回避思想上的困难，不读原材料，并让加缪反思：《反抗者》是否“证明了（他在）哲学上的无知”；是否有“仓促拼凑而成的二手知识”；是否存在“错误的推论”和“混乱的、站不住脚的观点”。

　　信中，萨特称赞加缪早期作品和行为是“立足于现实，你的个性充满活力和真诚……在1944年它还极富希望……”但是，现在却脱离了现实，“变成了妄想……在1952年就变得死气沉沉……”

　　可以说，萨特这封信无异于最狠心的绝交信——字字如刀，句句戳心。

　　正所谓，你最强大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朋友。

　　对于旁人的意见，人为何会发怒？

　　其中关键就在于，旁人恰恰戳中了被你精心掩藏起来的短处痛脚，否则，你只会感到可笑甚至是怜悯，而不是愤怒。

　　萨特的话无异于揭了加缪埋于最深处最痛的伤疤。

　　比如：不读原材料，这个确实存在，当年加缪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就主要靠的是译文二手资料，并被与他同时代的宗教思想家指出，有时还有剽窃他人之嫌。

　　再比如：哲学上的无知，加缪真是不具备精确阐述各种可能性的哲学背景与术语，深究起来，他的作品中，即使是哲学相关的作品，也存在着不少漏洞或自相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哲学界对于加缪算不算哲学家一直存在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还不算，萨特一生只恋不婚的恋人波伏娃，在1954年出版了一本描写巴黎解放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小说《达官贵人》，小说中的人物——亨利，就是对加缪的讽刺描写。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缪在1956年以小说《堕落》予以回击。

　　不得不说，萨特对于加缪，相当的睚眦必报，很失大师风采。

　　而且，文人骂起人来，最让人吐血，因为他们虽然不带脏字，但是，诛心！

　　比如：“我不建议你去读《存在与虚无》，那对你来说太高深了，况且对你也没有用处，因为你一向不喜欢有难度的思辨……”

　　再比如：“在知识层面上，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高，因为他总是畏缩不前，他骨子里是个阿尔及尔的小地痞，流里流气地引人发笑……”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而他不仅啪啪打加缪的脸，还叫上自己的女人一起打，并且，打一次不够，还要打多次。

　　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学问高≠道德高。

　　在这个世界活着的，都是人，不是神。

　　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喜怒哀乐，就有人性，而人性之中，有好，也有坏。

　　因此，在众多的哲学家中，专业成就很高，品性不咋滴的，真不在少数。

　　透过表面看内在，坤鹏论认为，萨特与加缪的断交就是因“为了目的（意义或信念）能否不择手段（自由）？”这个议题的截然不同的观点所致。

　　因此，如果把萨特视为存在主义的代言，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反抗思想的建立视为加缪与存在主义的正式决裂。

　　当我们从现在回望过去，显然加缪要比萨特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时间像清泉一样冲刷过去的故事。

　　当所有争执、愤怒及恩怨都渐渐平息后，浮现在人们眼前的便是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而坤鹏论从二人之争中得到的思考是，凡事只要绝对化，只要二元论，就会误入歧途，不管是谁。

　　三、《鼠疫》

　　似乎每出悲剧都会捧红一本书。

　　今年，新冠病毒肆虐之下，全世界被谈论得最多的莫过于加缪的《鼠疫》。

　　这部1947年首次出版的小说成为了2020年的全球现象级读物。

　　它不仅迅速登上各国畅销图书排行榜，甚至创造了销售量奇迹。

　　比如：《鼠疫》日文版仅2月一个月的销量就相当于过去31年。

　　加缪在《鼠疫》中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本身犹如一座瘟疫之城，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彼此之间的斗争是不必要的。

　　然而，人往往要等到严重的灾难出现时，才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

　　在象征层面，这个故事表现了人类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恶时，所作出的各种与道德相关的选择，比如：战斗、逃跑、大公无私、自私自利等，同时，加缪还阐述了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一些结果。

　　小说中具体的恶是腺鼠疫，但是，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它所象征的其他邪恶，比如：战争。

　　正如书中第一次出现瘟疫一词，是在里厄医生的谈话中：”在历史上瘟疫与战争一样频繁，而人们每次对它们的到来都感到惊慌失措。“

　　在这次新冠疫情之前，绝大多数人想到瘟疫和战争时（如果他们还想到的话），总以为那是过去的事情，自己永远不可能遇到。

　　书中另一个寓意是，在鼠疫（军事占领或其他类似灾祸）期间，多数人会只顾保护自己及其家人，努力地维持”正常“的生活，并梦想着一切都会过去。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是可鄙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把自身利益置之度外，联合起来抗争共同的邪恶，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

　　从本质上讲，对加缪来说，不确定性是一种美德：它能激发团结和友谊。

　　该书的第三个寓意则为，那些选择抗争的人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与牺牲是否会起作用。

　　鼠疫的消失，和它的开始一样，都是神秘的。

　　只有一点很明确，人们永远都不会取得对鼠疫和其他恐怖的最终胜利。

　　坤鹏论在《加缪——伟大的作家必是哲学家》提到过，加缪的每一部主要文学著作都对应着一本哲学作品，而《鼠疫》相应的哲学作品是《反抗者》。

　　《鼠疫》出版于1947年，《反抗者》出版于1951年，所以，我们可以将前者理解为后者的前奏。

　　《反抗者》中典型的思想是：”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它已经不仅仅是《西西弗的神话》的自我。

　　加缪开始将自我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都不能逾越一个底线——人的尊严，人的生命，人的自由。

　　这样，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也是他人的反抗，也是他人的自由，也是他人的激情。

　　这就组成了加缪的集体人道主义。

　　所以，在《鼠疫》中，主人公里厄医生比《西西弗的神话》中的西西弗做得更多。

　　除了嘲笑诸神和肯定自我，赋予自我存在的不断延续以意义外，他还尽自己所能去保证他人享有更长久、更美好的未来。

　　思考题：此次疫情出现的群体免疫以及所谓的自由，加缪会怎样评论？

　　最后，用《鼠疫》中的一段话结尾：

　　总的来说，人的善要比恶多一些，然而，这并不是关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无知的，因此我们才有了邪恶与德性；无知带来的最不可救药的邪恶是，它自以为知道一切，并由此认为有权进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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