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不能随波逐流

　　原创 访谈者 生活周刊 收录于话题#上海访谈26个

　　

　　刘阳

　　现任《红岩》《重庆评论》主编、编审。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女书法家委员会委员。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书法创作，后长期致力于文学编辑工作，曾获百花优秀编辑奖；书法以草书见长，参加过多种全国性展览及国际交流展，作品被各地博物馆收藏、出版、勒石成碑，曾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新加坡、韩国，进行书法交流。出版有散文集《我的生活》、学术专著《新时期<红岩>杂志的旗帜与道路》等，书法作品《墨缘英华——全国著名女书法家刘阳作品集》以及多种书法合集。

　　重庆市“五个一批”市级文艺人才，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获首届“重庆市期刊十佳社长、总编辑”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期刊杰出人物”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刘阳是编辑家和书法家，她感觉一生与这两件事相关，自己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但是刘阳热爱着的，远远不止文学艺术这两样，她喜欢跳舞、唱歌、喝茶、喝酒，即使面对油盐酱醋，她也能深深地陶醉其中，比如她能炒一手好菜，别人叫她刘小面、刘泡菜，有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跳锅边舞。人家叫她刘主编，她说下班在家该叫她刘主妇。在刘阳的身上，我们已经很难把生活与艺术剥离开来，她自己也在极度享受着生活在艺术中、艺术在生活中的极度混淆感。刘阳说，她对想当什么家没有强烈欲望，她最想的还是当好女人家，“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我更希望成为编辑家”。

　　本期焦点人物 刘阳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我的一生与文学艺术息息相关，

　　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

　　青年报：你是重庆哪个区县人？你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你的青少年时代至今无法忘记的生活是什么？

　　刘阳：我的籍贯是重庆，出生在重庆渝中母城。祖上是湖广填四川到的重庆，家谱上写的是“插占为业”。我的记事从我爷爷开始。我爷爷当年在现在的解放碑附近的五一路开了一个牙科诊所，现在他的徒子徒孙还在重庆继续做着牙医这门营生。我爷爷不仅精于牙医，还精于扬琴，和一帮票友搭了个器乐班子。我想我喜欢音乐可能有他的遗传。

　　我父亲在他高中的时候，接触了进步思想，在相辉大学期间，加入了地下党。我爷爷的家当年做过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我奶奶是重庆惠民金家地主家的千金，知书达理，穿戴讲究，人也漂亮，在这件事上特别深明大义，她隐约知道她大儿在干什么，但从不干涉，只暗中保护，常和特务玩反盯梢。后来我叔叔被抓进渣滓洞，其实当时我叔叔仅是一个进步青年，连地下党外围都不是。他是突然失踪的，我奶奶通过关系，当然据说也用了金条，才把我叔叔从渣滓洞放了出来。

　　我虽生在重庆，读大学之前，一直在永川生长。因我父母长期在永川地委（原江津地委）工作。父亲去世后，母亲就身兼双职，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和我的外公外婆一起，把我们兄妹三人抚养大。所以我的童年虽有不幸，但丝毫不缺家庭温暖，艰难中有欢笑。母亲的光芒一直到现在都照耀着我们家，而父亲，则是我们的精神源泉。我最近翻看了我母亲保存着的父亲的“自传”，那一代人的追求，确实出生入死！

　　青少年时代我像棵豆芽菜，成长的点滴令我终生难忘。在中学时代开始偏好文学，助推的力量又得益于书法。这两样东西从那时起就一直伴随我，成为我生活的部分，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的内心生活一直有一种我独享的幸福，后来我的职业与此相关，一生与文学艺术相关，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感谢生活！

　　青年报：你现在生活在重庆市区，用一个艺术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眼光，是怎么看待重庆这座城市的？

　　刘阳：我大学毕业后就基本生活在重庆渝中区。除了外出出差，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我叫固守。几十年下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就巴掌大，邮票大，天天用步幅丈量，具有浓重的宿命色彩。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认为这是重庆的标签，更是重庆的王牌。我一直以此为傲。它的气质，它的魂魄，就是英勇顽强，富有丰富的精神力量。这种英勇顽强更倾向于坚韧，内力强大，可以千疮百孔地存在，可以壮丽辉煌地存在，可以如山，可以如水，取大气象也不拒动人细小而刚柔相生。重庆立体而包容，有精神取向，是一座大格局的城市。我喜欢。

　　青年报：重庆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这是国家战略，但是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你觉得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变化吗？

　　刘阳：我更愿意说直辖后《红岩》杂志有什么变化。我个人没什么好说，《红岩》是大我。我正巧是直辖那年任《红岩》杂志副主编，也是那年评上副编审。

　　直辖后《红岩》的办刊宗旨从“立足重庆，面向西南”改为“立足重庆，面向全国”，虽刊物还是那本刊物，但直辖后杂志在趋势上更为昂扬更为奋进。相应地我个人的状态也更为提振，像被点化，从那时起我愈加自律地努力工作，愈加积极主动思考杂志的发展。应该说《红岩》也抓住这个机遇，在前辈创造的基业上，取得了新的成绩。在《红岩》工作近三十年，是我宝贵的生命历程，有风雨雷电荆棘坎坷，但方向从未改变。内心有方向，自会坚定从容。这是我历练修炼的过程，我没有走到我想做我自己的反面，很庆幸。做人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变来变去，否则无法成全此生。

　　青年报：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几次文学活动，发现你特别优雅、特别纯粹、特别快乐……写字，跳舞，唱歌，泡吧，喝酒，甚至抽烟，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你评价一下自己吧。这是不是艺术家应该有的状态？

　　刘阳：优雅难说，我还觉得我很粗粝呢。只是待人接物，我讲究戒律，你把这看作优雅吗？快乐倒是我不能没有的，我必须生活在以快乐为基调的生活中。快乐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一种心态。我信奉天堂地狱皆心造。尤其是内心的快乐。快乐还是一种放松，人放松了，本真就来了，愉悦感就来了。有时快乐很玄，有时快乐也很简单。至于纯粹，我想做事做人，纯粹点好。

　　写字，跳舞，唱歌，泡吧，喝酒，甚至抽烟，这一连串的事，不是一连串发生的，是分别发生的。恰恰都被你看见了。你说的是上次西安的活动吧，最后那晚我们几人去喝茶聊天，恰巧那里氛围与我们很投契，又没多少其他无关的人，还有很美妙撩人的音乐。我最经不住音乐的诱惑。那次你们喝酒，而我喝的茶，我自诩茶婆、嗜茶如命之君，茶比酒更勾我的魂，在各种因素一起发酵的情形下，我情不自禁舞之蹈之，无法不在音乐中扭动摇摆，这多好啊。

　　这不一定就是艺术家的状态。这只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么一个易感的人，感性的人，真实的人，自由自在的人，该放松则放松的人。不影响别人就行，有同谋更好。

　　青年报：据说你在家柴米油盐，尤其能炒一手好菜，纯粹是一个家庭主妇形象，这似乎又是另一种状态。你能告诉我们艺术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之间有冲突吗？

　　刘阳：我做家务一把好手。尤其做饭，做得快又做得好，无法不自夸。我的闺蜜无人能及，她们当我帮手有时我都嫌弃。她们叫我刘小面，叫我刘泡菜，吃什么叫什么，而我自称刘厨娘。

　　做家务是一种艺术劳动，尤其做饭菜更是一种艺术创作。每一种蔬菜，每一道食材，都有其颜色形态的美，从你的刀功和烹饪到搭配和摆盘，都可尽其艺术化。这个过程，从到菜市场采购到择菜到切菜，再到下锅上桌吃掉，就可以是一场有声有色的行为艺术，创作的不仅仅是一道道菜品，一餐餐饭菜，直接就是创造生活。生活即艺术，我喜欢这说法，并践行之，常常有生活在艺术中、艺术在生活中的极度混淆感，极度享受感。重庆某女报的记者有一次电话采访我，当时已下班，我正下厨跳锅边舞，他叫我刘主编，我说下班在家该叫我刘主妇。后来见报的标题直接就成了“《红岩》里的主编，家庭里的主妇”。

　　我觉得女人是家庭的定海神针，厨房是我的另一个工作室。这几年，潜心为我妈做饭，从早餐到晚餐，只要我妈爱吃我就做，只要我妈吃得高兴我就高兴。我妈前几天已过88高龄，陪伴照顾我妈成了我的必须。做饭成了我的习惯，从这点上说，我的日子由一顿饭一顿饭构成。

　　所以我的工作和生活一点不冲突，都重要，我都喜欢，无需在其中转换频道。柴米油盐诗酒茶，我都要。哈哈。

　　

　　2

　　小说和杂志都叫“红岩”，

　　这是精神追求和精神向度的高度一致。

　　青年报：你做文学编辑之前，好像在学校和机关工作过，那段经历应该很特别吧？对你以后从事文学艺术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刘阳：入行文学期刊之前，当过一两年党校老师，后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过几年。这其实可以看成我做编辑的预热。那几年我参加过全国书法展，也有小说、散文在大型文学刊物发表。记得有次被《花城》请去改稿，请去的还有戴厚英和梁晓声。戴老师特别风趣健谈，梁老师是男作家，属于比较儒雅的一类，说话比较慢，声音比较低沉。作家谌容是重庆人，她有次回重庆，我陪同她好几天，由此结识了梁左，并有书信来往。我那时比较喜欢迟子建和残雪，也喜欢过刘索拉，还有写《黑森林》的刘西鸿。当时也迷萨特和波娃，迷罗丹的情人卡米耶·克洛岱尔。

　　1985年去北京读过文学评论进修班，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刘再复、李陀、何西来、顾镶、谢冕、王富仁等等，在班上认识了丁帆、费振钟、王干、岑杰、李明泉、谭湘等人。这些经历都为我后来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作了很好的铺垫。现在想来冥冥中有玄机有指引。

　　青年报：你是哪一年进入《红岩》的？你还记得第一天去杂志社的情景吗？和最近一次去杂志社有什么差别？

　　刘阳：我1991年9月调去杂志社工作，我特别喜欢当时办公的那个院落，是一栋旧建筑，电影《寒夜》《布尔什维克兄弟》在那里拍过，陈荒煤、沙汀、艾芜、张瑞芳、秦怡、潘虹等很多很多文艺界领导和艺术家都来过。当时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我特别记得有吴丈蜀的书法作品，后来我还接待过吴先生，那次还有乔大壮的女儿乔无疆。

　　我常怀想那时的光景，木质结构的小楼，那个图书室，那个小礼堂，有年代感，我就喜欢在这样的感觉中工作。我在文联分的那套老住房现在还在用，推开书房的窗就能看到宋庆龄旧居，也时常想起刚到杂志社工作的情形，我是一个怀旧的人。

　　最近上班有新感觉，单位几经搬迁后又搬了新办公室。而新办公室背后，稍远点的地方是我出生的医院，稍近点的地方是我婆婆去世时的家。那地方叫红球坝，那条街叫枣子岚垭正街。我婆婆父亲叔叔都曾在那条街上出入过。现在每天上班，就觉得我故去的亲人都能注视到我。那种感觉非比寻常，有时会流泪，有时很温暖，往事与现实，我非常珍惜。很多事天注定，有点宿命色彩，也很好的。

　　青年报：《红岩》1951年创刊，1959年停刊，1979年复刊。“红岩”本身就是一个品牌，说到这两个字，我们会想到小说《红岩》。你怎么理解“红岩”精神？你认为一本文学期刊和时代最紧密的关系是什么？

　　刘阳：小说《红岩》于1961年出版发行，最初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最后定名《红岩》。杂志和小说，先后都取名《红岩》，这除了地域元素，我觉得就是精神追求和精神向度的高度一致，这种精神后来被命名为红岩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产物。我认为杂志就是作家编辑读者的精神家园。精神任何时候都需要，坚持真理，追求理想，义无反顾。难道现在的编辑工作不需要这样吗？非常需要。传承红岩精神，就是要用人格力量塑造时代形象。

　　青年报：复刊后，你是第几任主编？你介绍一下前几任主编吧。你作为第一任女主编，和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吗？你能从栏目设置、办刊风格等方面说说，你上任主编后进行过哪些改版或者叫改变？

　　刘阳：我应该是《红岩》第五任主编吧。我与复刊以来的每一任主编都有交往，可以说我是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成长起来的。这种教育多是言传身教。比如第一任主编王觉和马戎，工作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是我的精神榜样。他们是前辈，对我非常慈祥，把我当女儿看待。王觉家是我常蹭饭的地方；马戎听力不好，平时话不多，但他每次对我说的话我都认真记取。张胜泽在我心目中就是老黄牛形象，将一生精力都献给了编辑事业，他工作严谨，对编辑要求非常严格，我在他手下可以说经过了严格的编辑训练。谢宜春像个老大哥，我当副主编做他的副手，相当愉快，这种愉快主要是信任，他对我非常宽容。说到的这几位老主编，张胜泽老师年事已高仍关心杂志发展，其他几位已故去，在此向他们致敬缅怀。

　　复刊以来流传至今的佳话，是1979年《红岩》发表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当时王觉带领编辑部一干人马奔赴简阳，看完小说当即决定在《红岩》全文发表，开了《红岩》发表长篇小说的先河。当时周克芹仅是一位农民作家，请他来重庆改稿的半个多月时间里，编辑轮流请他吃饭，吃得最多的是在王觉家。这故事在《红岩》讲了几十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也更加奠定了《红岩》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十多年前，我上任主编，说实话我压力非常大，暗下决心，只能给《红岩》涂金，决不给《红岩》抹黑。杂志进行改版，重新设计封面。我认为一本刊物就是一个艺术品，封面首先应具艺术性。但怎么改，我们请了专业设计师，设计师看了以前的封面，告诉我，太行政了。这话让我一下明白，坚决去行政化。所以十多年来，我们从封面到内页版式，到用的字形大小，都非常用心。在栏目设置上也更加精心。中国叙事、中国诗集、国际诗集、中国文存等栏目，成为杂志亮点，结集了许多优秀作家和诗人。

　　此外，我们还以增刊创办了《重庆评论》，创办了“红岩文学”公微。目前已形成以《红岩》为主体，其他两个阵地为双翼的“一身两翼”的发展格局。同时设立了“红岩文学奖”，举办“红岩作家笔会”，文学活动有声有色。

　　青年报：《红岩》是我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非常重要的文学阵地，曾经推出了一大批重要作家和重点作品，你能介绍一下有哪些重要作家和作品是从《红岩》走出来的吗？

　　刘阳：我就以小说为线索吧。上世纪50年代，发表过彭荆风的《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和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都拍成了电影，进入了中国文学史和电影史。新时期复刊以后，发表过况浩文的《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原《一双绣花鞋》）和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拍成两个电影版本，并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黄济人的《重庆谈判》、李一清的《山杠爷》均拍成电影并获奖。

　　另外，上世纪80年代初，叶辛刚崭露头角，《红岩》就推出他的长篇小说《风凛冽》以及他相继创作的三个长篇；我刚到杂志社不久，也责编过他的长篇《烦恼婚姻》。近几年，他的最新长、中篇也给了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期《红岩》刚发了他的长篇《魂殇》。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编发过红柯的三个中短篇小说，并配发编后记予以推荐，红柯与我是同龄人，但他总谦逊地叫我刘老师。与此同时，张者也在《红岩》发表小说《老家的风景》而走向全国。

　　此外，小说家莫怀戚、余德庄、陆大献、王雨、曾宪国，以及蒋春光、第代着冬等一批作家从《红岩》涌现，形成了一支重庆小说创造队伍；现在比较活跃的年轻小说家宋尾、强雯、贺斌、游睿、娓娓等，也长期受到《红岩》扶持，备受全国文坛关注。

　　诗歌方面，傅天琳、李钢、李元胜等等，也是从《红岩》出发并享誉全国的诗人。

　　

　　3

　　除了工作和生活，

　　我最需要的是飞翔。

　　精神飞翔起来，心飞翔起来，

　　我就飞翔起来。

　　青年报：《红岩》至今都是重庆地区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目前的经营现状怎么样？政府部门对这份刊物有扶持和资助吗？

　　刘阳：我们一直都是财政全额拨款。我在杂志年办刊经费仅五万四千元的时候调进杂志，我不以金钱来衡量前途，也不太为金钱发愁。而对《红岩》，我一直坚信政府对文学阵地的扶持，事实也是如此，1998年《红岩》复刊100期，我直接参与策划，财政拨款增加到25万元；2011年《红岩》创刊60周年，办刊经费增加到100万元；现在办刊经费基本保持在200万元左右。当然经费出现缺口，出现困难很正常，得积极想法去解决。

　　青年报：你还是一名书法家，你的理想是书法家还是作家？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文学和书法，包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历史定义，哪一样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更多？

　　刘阳：想当什么家真没强烈欲望，我最想的还是当好女人家。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我更希望成为编辑家。但差距太大，恐怕此生难于实现。这不是名头的问题，要货真价实。玩虚的，玩得虚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就不好玩了。把自己玩死，就更为不好。呵呵。

　　文学和书法给我带来的益处难分大小高低，但可以确切地说文学书法影响着我的一生。尤其影响我做人，影响我学会选择和拒绝。塑造我滋养我。我的容貌，我的气质，我的苦乐，甚至我的哭我的笑，都与此相关吧。

　　收入主要靠工资，够用就行。我常开玩笑说，什么都缺，好像就是不缺钱。哈哈。哈哈哈。

　　青年报：书法家和编辑家，在你的生活中分别意味着什么？这两个身份在你心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刘阳：非要说的话，一个是爱好，一个是职业。两者在我心里都很神圣。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说的是时间冲突（除此两者怎么会发生冲突呢，只会互补互融），我会安排职业在先，毕竟我端的是编辑饭碗，拿的是编辑粮饷。

　　青年报：女书法家少，女书法家写草书的就更少，你觉得书法家有性别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吗？

　　刘阳：艺术不分男女，艺术面前无性别的优劣。但艺术一定分高下分文野。最终决定艺术的是人的状态人的修养人的格局。艺术绝不是纯技术。艺术更是人文。好比，任何艺术都力戒俗。这个俗不是通俗，而是庸俗、媚俗、恶俗。这是技术问题吗？这就是人的状态问题，人的问题。再说你言行做人，都走到了艺术的反面，搞得好吗？只会搞砸。

　　我从小学字就写得好，对书写有天生的领悟和敏感，写字作业不是一百分就是九十九分。开始接触书法，是上初中，语文老师教写毛笔字，同学人手一册《勤礼碑》，我毫无缘由就爱上帖上的每一个字，临摹上瘾，上大学也不曾中断学习。大学毕业不久开始参加全国展览，与书界有了接触。草书成为日课是近二十来年的事。

　　“除了工作和生活，我最需要的是飞翔。精神飞翔起来，心飞翔起来，我就飞翔起来。要飞翔谈何易，要轻，再轻再轻，极轻极轻；要空，再空再空，极空极空。把物质置于地上，精神放飞天空。物质低了，精神才可能试飞，精神才能够高飞。好在书法可以假我翅膀。挥笔乾坤在胸，心追手摩快意遨游，已而徐徐停顿，这是我作草的基本节律。我迷恋精神的风驰电掣和徐徐停息中的内心顾盼，因此而生多姿多彩赋予同一法则草创的作品百般仪态千般景象万般风光。殊不觉这精神的飞驰内心的顾盼就是情怀，千古深情，万象怀抱。草，绝对是一种境界。这样一种境界。

　　守恒和放达即最难调和和掌控的双戟，高难，危险，光芒万丈，永无极限。以草观古今，观星月，草比天地大——我为草狂，草就我心。”

　　这段文字是多年前写的，录于此，再次告诫自己不急不急，艺术是漫长的事。

　　青年报：据说，你在山上建了一个工作室，那里环境应该非常好，为什么就想到要建个工作室？

　　刘阳：工作室就是艺术家的独立王国，艺术师法自然，在自然中在山上在水边建工作室，当然好，但也不是非有不可。艺术无所不在，工作室其实也可以无所不在。

　　我创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人。家、办公室、宾馆都可当成工作室，在宾馆我就把床当书案。至于在工作室发生的事，就是一个人的战争，自己跟自己较量，自己跟自己作对，自己跟自己开战，但又极其放松，看不见的神明会在一瞬来临，完全能感知。创作如有神助，是我与艺术真正最接近的时候。其余更多的情形，无法道与外人。我特别不喜欢在场面上写字，无法达到状态，所以很忌讳很避讳。

　　青年报：这是一个网络化时代，看杂志的人越来越少了，书法也是一样，实用价值越来越低了。你判断一下，杂志和书法会消亡吗？

　　刘阳：只要有人需要，哪怕一个人需要，文学书法就不会消亡。

　　浮躁成为不能回避的现实，面对浮躁怎么做？我以为文学艺术有力量来抵御这种浮躁，或者来纠正这种浮躁。这种力量是非实用的，但在要命的时候，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当然如果说拿文学艺术来赚钱，那是另一码事。有一阵媒体大肆宣传作家收入排行榜，真是扯淡，哪跟哪的事儿。

　　青年报：你对年轻人说点什么吧，关于书法和读书方面的。

　　刘阳：作为一个还在坚持编一本文学刊物的编辑，我希望年轻人回到阅读的起点。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阅读，需要静下心充实自己。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真的需要好好营造好好建设，阅读是一种很好的途径。我经常苦口婆心跟年轻人说，一生做不了几件事，一两件吧。所以要珍惜时光。

　　作者：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原标题：《上海访谈 | 刘阳：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不能随波逐流否则无法成全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