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银岛

　　如今，南澳岛是旅游胜地，人们在南澳能看到不少“红头船”，用油漆把船头涂成红色的帆船，南澳的莱芜渡口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就叫“红头船公园”。

　　几百年来，“红头船”都与潮汕一带人们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很少有人知道，最初将船头漆成红色是清朝官府的强制，目的是切断当地居民与海盗的联系。

　　东南沿海闽粤一带，地少人稠，耕地难以维持生计，当地民众不得不“以海为田”，大搞海洋贸易。明清实行海禁，让这一带的“通蕃”不再合法。海外贸易不能继续，人民就干脆成了非法的“海贼”，于是“商船”转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盗集团。

　　《福建通志》记载：洪武年间福建右卫指挥李彝巡边，索贿不成，为海岛民众驱逐。于是，贪官挟私报复诬告沿海岛民通倭，洪武二十年（1387年）7月11日，明太祖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给田耕种。”

　　于是，福建、广东暨澎湖三十六屿全部勒令迁移，“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明朝版“迁界”由此开始，限定迁徙时间仅三天，“民间仓卒不得舟，皆编门户、床簧为筏，覆溺无算。”因此，南澳岛上的居民也就在明初被朱元璋强行迁徙，留下大片荒废的田地。

　　海盗集团在海上往来如风，但也需要一个基地。南澳岛地处国际贸易的航道要冲，距离太平洋主航线不过几海里，距离大陆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离”，也便于海盗们上陆地活动。岛上山势险峻，利于筑城修寨，有险可据。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地处闽粤交界，两边的巡海官兵经常互相推诿，都不愿意搭理这个荒岛。

　　南澳岛

　　自然而然，南澳岛就成了海盗巢穴，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其实，南澳在宋朝时期就有海盗出没，明朝中期所谓“倭寇”高潮期，南澳理所当然成了海盗聚集地。《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不动就“战舰数百，聚众万余”，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一海上王国。

　　朝廷反复多次征讨，但总是无法斩草除根。问题还是出在海禁上，正是海禁使正常的海商无法逐利，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和海盗勾搭；普通升斗小民不能“通番”则没了生计，无法生活就只能参与到和海盗的私通接济活动，有的干脆加入“组织”，成了职业“海盗”。在这种情况下，倭寇海贼就具备了“民众基础”，官兵来围剿海盗时，沿海民众的反应则是“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红头船”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做法是“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雍正初年谕旨)，此外还限制民船营造规模，期望以此举加强对民船的控制。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

　　“红头船”经常出现的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这在中国可能是唯一以海盗名字命名的村庄。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1年-1572年)是中国海盗的全盛时期，吴平则是这一期间以南澳岛为基地的众多海盗首领之一。此外，还有林国显、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等“海上巨寇”把南澳当做基地，活跃在附近海域。这些有名的海盗基本是一家，攻打过马尼拉城的林凤是林国显的族孙，吴平是林国显的侄婿，林道乾的船队里有林凤的船只，曾一本承接了吴平的部众……

　　本地人都称吴平是“吴平王”，对他传奇性的一面津津乐道：比如他能在海里潜游七八里，而且很有智略。官府眼中的海贼，在民间却被称为“王”、“公”，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陈梅湖在编撰民国版《南澳县志》时感叹，“可以想见当日吴平势之盛，及朝光之无残虐于澳民”。作为革命党人，陈梅湖亲身经历了清末的吏治败坏和民国的社会混乱。民国时期的南澳岛上也出了三个海盗，但他们只有蛮横、粗暴和擅长杀人越货，比起他们的海盗祖先吴平不知道退化了多少，对此，陈梅湖痛斥他们为“匪”。

　　

　　吴平寨山下即是深澳湾，岸边有吴平妹妹的塑像，她左右拿剑，右手拿着元宝，是这个岛上的“护宝女神”。据说，吴平战败之际，将平生收集的金银分装18坛，藏于不同地方，留下谜一般的歌谣："吾道向南北，东西藏地壳，潮涨淹不着，潮退淹三尺。九坛十八缸，一缸连一缸。谁人能得到，铺路到潮州。"而藏宝的地方只有他妹妹知道。

　　宝藏传说的真伪无法判断，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明朝官军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联手围剿吴平。吴平沉着对抗当时的最强两大名将，寨前的海湾里布下了海底石墙，阻止俞大猷率领的水军。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吴平船400艘，众万余；俞大猷统领福建和广东的水兵，船只数量为300艘，戚继光统帅步兵“戚家军”5000名。

　　戚继光在南澳外围运石、沉船以沉塞港口，同时以兵船包围南澳，将全岛封锁，随后登陆，与吴平恶战数天后，俞大猷赶到，与戚继光协同作战：戚继光在正面进攻之外，又以3000精兵从敌后登陆奇袭吴平。

　　吴平大败，被俘斩万余人，吴平仅率百余人逃脱，俞大猷的部将汤克宽一直追击到今越南境内，不知所终。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是：“然往有亲见平鲜衣怒马，在京浙日为富商大贾。平已炙其面……人无识者。”只是不知道这18坛金银宝藏，是否还在南澳岛上？

　　南澳岛上还有许朝光留下的“许公城”和“许公陂”。许朝光是和吴平在同一时期活跃在南澳的海盗首领。他曾自任“澳长”—仿照官方的海外贸易机构，对商船“抽分”收税，交税的海商则称之为“买水”，“澳长”则要保证船货在“买水”后的海上安全。林凤还有后来的郑芝龙，在私商贸易之外，都效法了许朝光这一“抽分”法，与官府争夺商船税。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盗集团来说，自立“海洋政府”，收税费才是收入稳定的正业，绑票和打劫是副业，——朝廷浪费了海洋，但是海盗不浪费。不过，许朝光的结局不如吴平，由于集团内部帮派矛盾，被手下头目莫应夫杀死了。

　　最终，朝廷大员意识到了南澳的重要性，1575年，福建巡抚刘尧诲会同两广总督殷正茂联疏请设南澳副总兵，其中除了陈述加强武备之外，还提到所需的费用怎么解决：因为北上福建或者南下广东的商船都要经过南澳海域，所以，南澳总兵可对之批验、抽分，作为兵费来源。

　　这个上疏得到批准，朝廷在南澳设立了总兵府，配置“副总兵一员，通领舟师三千”。

　　随后，南澳和郑氏海盗集团结下不解之缘。明末，在之前海盗活动的基础上，郑芝龙势力雄长，发展为拥有大海船千艘，有众十万的强大海上力量，达到了明季海盗的顶峰，金银宝藏的传说也一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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