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美国人

　　作者：艾瑞克（2009年1月）翻译：小兵?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出生在今天最富裕的国度，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向我宣讲：只要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想做的人；做我们想做的事。我就想，什么是正确的选择？难道我应该听从一种召唤，盲目地相信一定有好日子在等着我？我是不是应该努力挣钱，成为那百分之一的富人，脱下穷人的外衣，能够与王子一起品尝美酒？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从小到大都被告知，只要我拼命工作，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我被告知，即使我周围充满堕落，我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自由市场将给我劳动的报酬，只要我遵循它的规则。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的祖母刚刚去世了，为了支付她的社会保险费，我们家卖掉了仅有的贫瘠的土地，已经卖掉了。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妈妈一辈子拼命学习拼命工作，但是三年前由于她在付税上出了差错，她的房产将被没收，她将无家可归。她不是财政部长，也不是大法官，她付不起全额也付不起利息。她到了晚年，她是个失败者，别人可以支付欠税款转过头照常生活。当她转过头，看到的是仍需要她资助的孩子和孙女。这就是一个美国的退休妇女，工作了一生却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看着我哥哥每天去工厂劳作，支付房租和家用。为了养活全家，他干了工厂的全职工作还要做一份兼职，这样才有足够的钱给孩子们买美国特色的廉价的垃圾食品。他每天微笑着，?深爱着他的孩子们。人们说，他的这种牺牲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精神。他是个好父亲，他是个好男人，但这不能说服我去相信这个制度。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看着我姐姐贷款上大学。她认为好的大学教育和学历会带给她美好的未来，尚未毕业她已经贷款2万美元。她在痛苦地挣扎，因为她遵循那指向成功的规则。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周游了世界，听到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都唱着同一个旋律：“只要拼命工作，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这个旋律在不断的重复，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拼命地为他们工作，为那些完全瞧不起我们的人拼命地工作。我是一个美国人，每天看着议员们忙着搞改革，改革的结果只是让富人更富裕了。改革失败了，生活的重担落在象我的家庭一样的无数美国家庭身上。我是一个美国人，看着我的家庭像它的前辈一样在攀登没有顶峰的高山，我看到的自由只是消费的自由，疲劳和挣扎看起来就象是由于消费上瘾所引起的。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国度的穷人。虽然我很穷，但是我每天睡觉之前都很安心，因为我知道，最富有的人，就是我这样的人，一个美国的穷人，一个相信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一个相信世界应该是另一个样子的人。　　采访是在1972年进行的，也就是在战后黄金时代的末期。从大学教材里消失的经济危机，忽然又空降到现实中来，并且，这一次是全球性的。作者所采访过的那些家庭，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失去加班机会”，因而不能支付购物账单，没钱买新东西，“家里稍新的东西被卖掉或者被收回”。家庭主妇不得不设法进入已紧缩的劳动力市场。3个家庭已离婚。人们不约而同地寄望于“下一代的幸福”。但什么是幸福呢？凭什么下一代会比他们过得更好？更高的教育？不错，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1972年，有大学文凭的人一生的收入是75.8万美元，比多工作4年的中学毕业生高出60%以上（他们的平均年收入分别是1.6万美元和1万美元）。但是工人阶级家庭对“上大学”和他们无力支付的学费并无概念。而且，统计数据似乎忘掉了一点：不同学位、不同名气的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大的收入差别……从而模糊了现实的社会结构：爬到顶层不可能，爬到中间阶层几乎不可能。工人阶级将很大程度上再生产自己，阶级地位继续决定生活的质量，共同经历所创造的共同适应性将带来属于他们本阶级的意识和文化：家庭生活的方式，养育孩子的方式，工作和休闲的定位……?　　20年后重版此书，莉莲·B·露宾写下一篇新的导言：《重访沉默的大多数：1972至1992年》。在这段历史时间里，中等家庭的收入基本平稳，占美国家庭1/5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稳定增长，富人的腰包被里根和布什尽其所能地塞满，过去支撑工人阶级高薪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作却逐渐消失。经济衰退漫无止境，裁员风潮周而复始，“只有决策者及其随行人员的生活保持相对不变”。通货膨胀使得建立一个家庭所需的平均费用上升了21%，同时，年轻的工人阶级家庭实际收入却下降了30%。他们很难得到外来的帮助。从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象看，工人的阶级意识似乎在降低，种族义愤却升高了，人们把矛头对准外国人。?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客们争相安慰和拉拢“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被广义地定义为除了富人与穷人之外的任何人”——露宾驳斥道——“对于政治家们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所有对于中产阶级的讨论都是为了达到混淆阶级现实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划清阶级界限”。?　　新的历史进程不仅日益剥夺蓝领工人的工作，到1990年代，更波及专业技术人员和低层次的白领工作者。更多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共同承担家庭负担已从“偶然”成为现实。1970年代，发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这种现象并不为官员和政治家所注意。今天，当中产阶级陷入同样情形的时候，关于家庭状态的讨论便通过许多渠道引起关注。但是，离男女同工同酬仍有很远的距离。整个家庭的闲暇和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了。当两人工作的家庭数目增加，由于付不起请人照顾小孩的费用，许多夫妻只好轮班工作，这又导致夫妻间的交流降至最少，进而付出婚姻的代价。寻找时间和精力做爱也成了大问题。“离婚的革命”使过去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摇摇欲坠，出现了单亲家庭、混合家庭、重组家庭和“由于离婚而使家庭扩大了的”家庭。女性仍然易受伤害，她们再婚的机会比离婚男士要低得多。天真的美国梦破灭了，“但是也有另一面”，某些觉醒和斗争正在开始：“是的，妇女参与要求重组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斗争的人数不断增加是形成冲突的又一根源。但谁会说这比过去的顺从和沮丧更为糟糕呢？”在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迅速蔓延的同时，“有比以前更多的相互间冲突的民族群体的成员和平共处于学校、工厂、商店、公司和邻区。”?　　“那么也许，天真的失落不是一种社会悲剧。这也许只有当天真一去不复返、除去面纱的双眼能够公正地审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并研究现实对策的时候才会体验到。”?（2005年）《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美】莉莲·B·露宾　著，汪泽青　张卫红　译?齐振海?审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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