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爱生恨？雪林自用半辈子骂鲁迅，却从未给丈夫做过一碗汤

　　导语1961年，孤独而落寞的张宝龄带着遗憾在北京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忙碌一生无人问津，身边仅有几位亲友陪伴。听到前夫张宝龄已病故时，住在海峡彼岸的苏雪林不由得悲痛起来，本以为不会为他流泪，但还是产生了惭愧和内疚之心。这一生，苏雪林也不知在和谁较劲？用大半辈子去骂鲁迅，却未曾给张宝龄做过一碗汤，也没为他留下一儿半女。尽管张宝龄的去世让苏雪林感受到了岁月匆匆，人生易老，但她的“反鲁事业”并没有停下来。1967年，年近70岁的她还出版了《我论鲁迅》一书，如之前一样把鲁迅骂得一无是处。她曾自诩“鲁迅弟子”，是鲁迅的“迷妹”之一，可鲁迅去世后却成了“反鲁迅第一人”，其中的缘由扑朔迷离。人生就如此过了，她值得吗？

　　一、“反鲁迅，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

　　

　　其实这并非恭维或“被收买”，苏雪林在创作方面的确有很高的天赋，加之受到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大家的指导，一生中留下了很多精品。

　　然而，作为才华横溢的民国才女、“珞珈三女杰”之一，苏雪林却非常“怪异”，一生充满了矛盾，让人难以琢磨和评价。特别是在创作和对待鲁迅的态度方面，她前后不一的举动令人十分不解。

　　

　　鲁迅去世以前，她自诩为“鲁迅弟子”，谦虚向鲁迅求教，还曾发文歌颂《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经典作品。

　　比如，她1934年在《国闻周报》上刊登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从不同角度分析《阿Q正传》的创作价值和影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得到其他人的肯定。

　　

　　但鲁迅尸骨未寒，她的态度就发生了360度转变，成了“反鲁第一人”。其积极之程度让人惊讶和猝不及防。

　　鲁迅国葬结束10天后，即1936年11月12日，她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件中明确要求，希望蔡元培把他自己从鲁迅葬仪发起人名单中删除掉，她认为蔡元培不仅是民国开国元老，还是著名的教育家，而鲁迅仅是败坏青年思想的“有病态心理的人”。

　　

　　简而言之，她认为鲁迅不配让蔡元培送葬，如果蔡元培那样做了，只会降低蔡元培自己的身份和带来不良影响。

　　不过，这封信是她让某位不知名先生转交给蔡元培的，很显然这位先生并没有把信交到蔡元培的手上，所以就没有得到回复。

　　另一封信便是她和胡适抱怨这一件事，而胡适则强烈建议，希望她不要再写这些“尖酸刻薄”的东西了。愤怒之下，她也公开了写给胡适的这一封信，并不怕受到胡适的谴责和与之闹翻。

　　

　　自此以后，苏雪林在反鲁之路上越走越远，并拼命成为“鞭尸”鲁迅阵营的领头羊。

　　1936年11月12日，苏雪林不担忧别人的反对，公开发表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一文，点名鲁迅是“文坛败类”，认为他的杂文作品更是“一无足取”。

　　此外，她还言之凿凿地说，鲁迅行动诡秘，勾结日本特务。然而这一说法无从考证，她只是把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并列起来，认为李大钊革命上绞刑台，陈独秀革命进大牢，鲁迅革命却进入内山书店（苏雪林认为开店者为在中国展开间谍活动的日本浪人）。

　　1937年，她又连续发表文章攻击鲁迅，典型的有《论偶像》、《论鲁迅的杂感文》、《论污蔑》、《富贵神仙》、《说妒》等，其中无不言辞激烈，包含了个人诽谤、辱骂、贬低和无从查证的谣言，对鲁迅的“憎恨”跃然于纸、路人皆知。

　　虽然态度中立，但胡适也看不下去苏雪林和陈源等人的行为。1937年回复苏雪林时，胡适就陈源的谣言进行了解释，并劝诫苏雪林“停止这种攻击行为”，但苏雪林不仅依然我行我素，还加大了攻击力度。

　　

　　1949年逃离大陆后，苏雪林这才消停一段时间。1956年，刚在台湾安顿下来不久，她又扛起了反鲁旗帜，且火力更大了。

　　1966年至1967年，她再次对鲁迅开骂，发表的《我论鲁迅》将“反鲁事业”进一步往前推。在该书的开篇《自序》中，她毫不掩饰地说：“反鲁迅，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

　　她还言辞激烈地说，鲁迅“人格是渺小……性情是凶恶……行为是卑劣……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如此骂咧，犹如泼妇骂街，恨不得将鲁迅“刨坟鞭尸”。

　　

　　从“鲁迅弟子”到“反鲁第一人”，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或者遇到了什么样的刺激，才把“骂人”作为自己的事业，并做得如此决绝？

　　二、“这个老太太疯了”

　　研究苏雪林反常和矛盾人生的原因时，袁良骏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老太太疯了”；厉梅则认为是苏雪林的“自恋情节”和“不幸童年”导致了她如此矛盾。

　　

　　在厉梅看来，苏雪林自传式小说《棘心》“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幼稚”。比如，苏雪林在书中虚构出了比较理想化的爱情和婚姻，但这却与现实格格不入。

　　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时，自恋情节比较重的苏雪林便产生了抱怨之心，开始看不惯和张家二少爷张宝龄的“封建包办婚姻”。

　　久而久之，苏雪林和张宝龄的婚姻自然会变质，最终导致分开。然而，在家人的压力之下，她想要离婚的意愿并没有得到满足。

　　于是乎！郁达夫、沈从文、甚至被奉为老师的鲁迅等同时代的作家，都成了苏雪林的出气筒。特别是鲁迅，由于她从小就惧怕父亲，童年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因此对鲁迅这样如父如兄的人才不断地谩骂、攻击。

　　

　　厉梅如此说法的根据是，苏雪林虽然批评鲁迅，但采取的方式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鲁迅的文章风格是讽刺、幽默、挖苦、反语等，如果苏雪林想要扳倒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选择。

　　而不是通过传记、流行心理学、个人辱骂、贬低等老调重弹的方式来攻击，这样只能收效甚微，甚至让人看不懂。

　　换句话说，苏雪林批评鲁迅大多是“情感爆发”和“修辞暴力”（如谩骂），并没有学术成分，个人情感比较深。

　　正因为这样，袁良骏才得出“这个老太太疯了”的结论。毕竟，除此之外，已经不知如何去解释苏雪林骂鲁迅的原因了。

　　携带个人情感、“发泄私愤”，莫非是“因爱成恨”？对比苏雪林批判丈夫张宝龄与谩骂鲁迅来看，风格简直一模一样，所以很多人认为她是“因爱成恨”。

　　张宝龄挨得谩骂，一点儿也不亚于攻击鲁迅。苏雪林曾就直白地说，他“性情冷酷、褊狭，还抱有大男子主义”，有无妻子都无所谓，只要对方“三从四德”，会伺候人就可以凑合地在一起，不在乎容貌、学识、地位等问题。

　　不难看出，骂鲁迅的时候，苏雪林对人格、人身等都进行了全面攻击，而骂张宝龄亦是如此。

　　

　　除了“骂”这一共同点，在与鲁迅见面的时间点上，苏雪林说得很有意思，不免让人产生其他的联想。

　　据她自己的描述，第1次遇见鲁迅，且“见证鲁迅的小人行径”，是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罢课期间。

　　然而在鲁迅的日记中，鲁迅第1次见到苏雪林是在1928年7月7日，与苏雪林描述的见面时间相差了三年。

　　当时，受到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邀请，鲁迅与郁达夫、林语堂、许钦文、王映霞等参加了聚会，并见到了苏雪林。

　　

　　此外，另据苏雪林在一系列自传中的描述，1925年春，她就回到上海看望病重的母亲，并家人的强迫下嫁给了从麻省理工毕业的造船工程师张宝龄。

　　那么，苏雪林为什么将与丈夫结婚的时间说成是见到鲁迅的时间，且骂鲁迅的口吻与骂丈夫的一样，莫非她喜欢上了鲁迅？

　　在苏雪林去世的前几年，陈漱渝采访了她，当问及为何如此恶语相击鲁迅时，她回答说：“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

　　

　　苏雪林虽然口口声声说没有单相思鲁迅，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王锡荣在《鲁迅生平疑案》中表示，陈漱渝并没有问她是否爱鲁迅？但她却提前回答了“不爱”，有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让人无法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苏雪林1928年与鲁迅聚会上的见面，也被认为是苏雪林“恨”鲁迅的开端，主要因为鲁迅给敏感的苏雪林“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苏雪林与鲁迅都喜欢独来独往，而在聚会上见面时，苏雪林一反常态，曾热情地迎接鲁迅，希望搭话，但鲁迅“神情傲慢”，只是点了点头便离开了，独留苏雪林尴尬地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一个“不好”的印象就像恶果一样，埋在了苏雪林的心中，然后慢慢生根发芽，直至像参天大树一样拔地而起，并导致了她用半生来骂鲁迅的结果。

　　其实这种说法不怎么合理，如果鲁迅当时就热情地与苏雪林套近乎，那才是不正常的事情，毕竟保持距离很重要，不然风言风语在一夜之间将会满城传开，不仅鲁迅晚节不保，苏雪林也将很难混下去。

　　证实这一点的就是与鲁迅见面后，苏雪林并没有开骂，而是极力“恭维”鲁迅。她1934年发表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便高度赞扬了《阿Q正传》。如果当时就恨鲁迅，她不可能这么做。

　　

　　无论怎样，苏雪林以非常特殊的方式骂鲁迅，并用大半辈子都去做这件事，确实让人不可理解。也许，不是某一件事让她瞬间就讨厌鲁迅，而是综合因素的结果。

　　将骂鲁迅奉为自己的事业，苏雪林这么做值得吗？

　　三、“叫他孤栖一世，也实在觉得对不住他”

　　1999年，苏雪林孤独地离开人世，享年102岁，身边无儿无女陪伴。离开前，她遗憾地留下一段话：“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上面仅余一页空白。”

　　

　　苏雪林将恋爱视为生命的全部，却偏偏在这上面“仅余一页空白”，而她又用大半辈子来骂鲁迅，并将其奉为事业，难免会错过一些人，这将是无法填补的，因此带着遗憾就是非常不值得。

　　其实，如果不执着于理想中的恋爱，甘心在平淡的家庭组合中度过，苏雪林的晚年应该是“子孙满堂”、“合家欢乐”的。

　　苏雪林与张宝龄结婚的第1年，实际上也有过一段与其他夫妇无异的浪漫时光。婚后，他们共同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任教，利用闲余时间开垦荒地、养金鱼、斗蟋蟀等，不亦乐乎。

　　她每当回忆这一段光阴时，不由得美美地说，正是受自己炽热之心的烧炙，张宝龄冰冷的心才慢慢化掉，“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甜蜜”。

　　

　　在爱情的滋养下，苏雪林灵感如涌泉般涌流不止，创作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绿天》，将她和张宝龄的融合描述为亚当与夏娃。

　　在《绿天》的扉页之上，她还深情地写道：“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

　　然而，一个是理科男，另一个是文科女，就算是门当户对，结果也很难让人乐观。

　　“直男癌”很重的张宝龄和向往于诗情画意的苏雪林生活在一起一年后，两人就开始有了间隙，并直接影响到了婚姻和感情。

　　

　　在苏雪林的回忆中，曾有两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且这让她开始不想和张宝龄继续深入交流。

　　一次，苏雪林指着花儿说很美丽，但张宝龄却专业而理性地回应：“花是植物的生殖器”；过中秋节时，她惊叹“月亮好圆”，而他则不可思议地回复：“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

　　从文学和物理的角度而言，两人都没有错，并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如何杂揉文学与物理知识，让它们更好地为生活服务？两人这就犯难了。

　　很显然，苏雪林和张宝龄并未能处理好文学与物理这两个专业，最终让婚姻、情感和生活都出现了裂痕，随之而来的就是争吵、冷战，最后便是不再亲密往来。

　　

　　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差异不大，是培养感情的好基础。就像林徽因与梁思成一样，虽然婚姻是“包办”的，但因为“门当户对”，彼此相差不大，最终还是造就了美传于后世的“神仙之恋”，让人羡慕不已。

　　因此只能说，苏雪林不是没有爱，而是没有遇到那个他，又或者是未能将很好的牌打好，从而培养出感情。

　　杨静远曾与苏雪林夫妇俩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邻居，在她的印象中，张宝龄并没有苏雪林描述的那样不堪。

　　

　　她在《我记忆中的苏先生》一书中说，1942年9月10日刚搬到让庐一个月，第1次见到张宝龄时，他没有传闻中的凛若冰霜，是很友善和健谈的一个人，在东吴大学、武汉大学、江南造船厂等的人缘也都不错，深受教师与学生欢迎。

　　如果杨静远说的是事实，张宝龄为人并不冷漠，只是不懂得文人的浪漫而已，那么就是苏雪林不懂得欣赏和培养情感了。

　　事实上，除了苏雪林以外，很多的女生都喜欢浪漫、有责任感和有野性的男性，而不是单独讲求责任感，但又缺乏浪漫的那一种。

　　据说，苏雪林更渴望与徐志摩一类的浪漫诗人往来，共同吟诗作赋、研究文学就是她最大的理想和最向往的生活。

　　

　　如此比较之下，作为理科生出身的张宝龄当然就不能帮上忙了，就算是他努力改变自己，不断地让苏雪林满意，但在苏雪林看来，这依然远远不够，因为文学和浪漫是天赋和后天培养而得的，并非一朝一夕的努力。

　　虽然在婚后一年就出现了间隙，但苏雪林与张宝龄离得并不太远，当两人在武汉大学相遇的时候，还是共处一室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同餐不同寝”。

　　后来，苏雪林去了台湾，张宝龄留在了大陆，两人这才分隔两地。而这一辞别，也就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别。

　　

　　让人不解的是，夫妻俩长期分开了，不过没有离婚，更没有再婚，所以名义上他们仍然是一对夫妻。

　　1961年，住在北京的张宝龄陷入病重之中，侄媳妇想要为他织一件毛衣，发现毛线不够用了，于是翻箱倒柜寻找，恰巧看到了一件与毛衣颜色相同的围巾，想要拆开再利用。

　　张宝龄见状，制止了侄媳妇，说这是你们二婶（苏雪林）的东西，我要留着做纪念。一边艰难地念叨，另一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没几天，张宝龄就离开了人世。得知这一噩耗后，苏雪林异常悲伤，种种回忆涌上心头，她忍不住写道：“我也很后悔，叫他孤栖一生，不能去享受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

　　

　　30多年后，她也离开了人世。因为大半辈子都在折腾，未能与丈夫生下孩子，且没有再婚过。所以，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她也带着孤独而去。

　　回顾她这一生的执拗，难免感觉有一些不值得。宁愿用半辈子去骂鲁迅，却未曾给丈夫张宝龄做过一碗汤，晚年才后悔，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仅有一次，且珍惜身边人。

　　结语苏雪林是民国杰出的才女之一，曾在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任教，并留下了很多传世的著作。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她没有经营好自己的感情生活与发展方向，用大半辈子去骂鲁迅，却未曾给丈夫做过一碗汤，从而让彼此都带着遗憾而去。如果恋爱是人生的全部，那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它留下“空白”呢？也许“一眼万年”的真爱很难见到，但相濡以沫的平凡生活随处可见。感情是两个人经营出来的，并不是恰巧遇上的。骂了一辈子都不信，到最后也没有改变什么，苏雪林这一辈子到底值不值呢？也许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答案。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