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想表达什么？

　　是不是想说明“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意思？

　　一九五三年，《等待戈多》轰动法国，连演三百场。可是这部戏非常怪异，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没有人物形象塑造，只有乱无头绪的对话和荒诞的插曲。何以具有如此艺术魅力呢？那个时代，战争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世界让人捉摸不透，社会令人心神不安。劫后余生的人们，抚摸着战争的伤疤，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的秩序持否定的态度。往日的精神支柱瓦解了，新的信仰尚未找到，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反映到文学艺术上，自然形成了一个“没有意义，荒诞、无用的主题”。人们把这种用荒诞的艺术手法表现荒诞不经的社会现实的表演流派称为“荒诞派”。后来这种思潮从戏剧界开始进入文学界，以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萨特是推崇卡夫卡的。而《变形记》正好表现出人作为生命主体在社会中的虚无和异化。

　　如果我们认为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是荒诞派文学的代表作，那么故事中最荒诞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人变成臭虫”这一设定是最荒诞的。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的确够荒诞。但是在中西方文学史上，人与动植物相互变化的情节数不胜数：古希腊神话有宙斯变公牛的故事，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讲述了一个人变成驴的故事；中国的《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中此类变形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人变成臭虫”的设定并不特别荒诞，或者说不足以因此形成一个流派，况且荒诞派文学中“变形”的故事并不多。。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自己一觉醒来发现父亲变成了一只小猫，我们会想什么？也许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它是不是我父亲”，确认父亲真的变成小猫后一定会想“为何父亲会变成小猫”以及“如何能让他变回人”。但是格里高尔的家人呢？他们在确定儿子变成了臭虫之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帮助儿子变回人形的行动。所以“无人关心他为何会变形及无人关心如何变回来”才是这个故事最荒诞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格里高尔家人对臭虫的态度梳理一番，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态度都经过了三个阶段：

　　

　　通过表格我们能发现，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是随着格里高尔对家庭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格里高尔是家中顶梁柱，唯一的经济来源时，家里人对格里高尔的反常表现（翘班）是非常关心的，父亲虽然语气强硬但也在尽力为儿子解释。可是当格里高尔一直保持虫形，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大家都忙于生计时，格里高尔就渐渐地被家人视为“怪物”和累赘。而当格里高尔吓跑了房客后，连最亲近他的妹妹也终于忍不住，要赶走他了。格里高尔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纷纷请假出去郊游散心。

　　从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到死亡，只有几个月时间，这一家人完全不像刚失去了宝贝儿子的样子。我们不由地要问：这种心态真的正常吗？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变成虫，但是他们的家人是否也会出现上述的荒诞心态呢？如果会，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我们来看看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后的主观感受：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不便、食欲减少、需要人照顾。现实生活中什么情形与之最接近呢？那就是生病。卡夫卡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作品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是陪衬中心事件的环境是真实的，产生“虚实相照”的效果。具体到这个文本，人变成臭虫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家人对待这个事件的反应是真实的。当一个人从顶梁柱变成绝症病人，他的家人最初一定会很关切、很同情。但当病人逐渐丧失各种能力，当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时，家人的厌烦和埋怨就自然会产生。而当病人成为家人开始新生活最大的障碍时，家人甚至会为他的消失而高兴。

　　我们绝对不会变成臭虫，可我们绝对会变成病人。如果我们最亲近的人会如对待臭虫一样对待我们，那将多令人绝望啊。卡夫卡作品及荒诞派文学的主要思想就是反应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荒诞。

　　现实中的我们受到文化、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是不会轻易表现出这种异化的。卡夫卡为了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异化的真相，而采取了变形这一“荒诞”的手法，将人物打出常规。

　　故事中共存在三种“变形”:

　　首先是生理的变形，格里高尔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臭虫。

　　其次，在生理变形背后是更深的心理变形，格里高尔是家和公司的挣钱机器，他个人的内心无人关心，他无比渴望摆脱沉重的生活。

　　第三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变形，就是他变成臭虫之后跟社会、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颠覆了，让格里高尔得以前看到了人与人关系的最阴暗的一面。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妨进一步联想：卡夫卡为何让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如果变成了一只猫或者一颗植物会怎样？

　　各种版本的中译本都译成“甲虫”。原文中用的是德文Ungeziefer一词，意为害虫、臭虫、蟑螂、肮脏的动物。英译本对应的是vermin['v?:min]，意为害兽(尤指体小的)、害虫、害鸟、体外寄生虫(虱子等)；可引申为令人讨厌的家伙、歹徒、坏蛋、害人虫。

　　日本学者平野嘉彦，他在自己的著作《卡夫卡——身体的位相》也集中篇幅论述《变形记》，说它表达的“是由人退化成‘毒虫’，蕴含了使所谓生物‘进化’逆转的倾向性”这里的人集中指犹太人。他认为这篇小说渗透有对于犹太人血泪史的展示，即这支民族一直以来命运多舛，被歧视，被边缘，毫无权利保障。平野嘉彦的突出特点是他认为将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翻译成“毒虫”更确切。这种论断的深度无疑不是一般学者能够企及。

　　由此可见，中译本的“甲虫”实在太中性了，可以说完全丧失了原文中一个成年男人大小的臭虫、蟑螂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力。如果不是变成一种令人无法直视之物，而是变成小猫小狗、花花草草之类，就不会吓到秘书主任和房客，其家人的异化就不足以暴露出来。

　　但是，如果变成小猫小狗就能接受，那么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话题：我们到底是通过肉体还是精神来认识一个人？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灵魂。庄子在《德充符》中写到的母猪的故事。孔子对鲁哀公说：“一群小猪在吮吸刚死去的母猪的乳汁，不一会又惊惶地丢弃母猪逃跑了。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同类已经死去，母猪不能像先前活着时那样哺育它们。小猪爱它们的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支配那个形体的精神。”由此可见，庄子（孔子？）觉得精神是决定本体的最重要的因素。

　　可是当我们再看东方的白蛇传故事。当白娘子变回白蛇时，许仙被吓死了。身为女子和身为白蛇，其精神并没有变化，许仙为何认不出呢？《大话西游》中紫霞的灵魂被移魂大法转移到猪八戒的身体里，至尊宝纵使知道，但仍然无法直视。日本电影《影武者》中，几个家臣秘密找出一名面容酷似武田信玄的盗贼假装急死的信玄以稳定军心，并震慑住虎视眈眈的织田、德川、上杉等豪强。而东野圭吾的《秘密》更是将变形和伦理结合了起来，当去世母亲的人格转移到女儿身上时，身为父亲的人到底该怎么面对？而在西方，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和好莱坞电影《变脸》都用变形制造了很多精彩剧情。

　　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决定你是你，我是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是肉体还是灵魂？

　　今天我们认为卡夫卡写出了战后欧洲人的普遍的生存困境，同时我们更应该知道卡夫卡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描写全人类的困境，他的本意其实是想记录下自己的个体生命所遭遇的处境。卡夫卡的写作堪称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发表，不是为大众，也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他一生视写作为生命，但生前却只发表过一些短篇，临死时还立遗嘱要朋友布洛德将自己的手稿全部焚毁。他的朋友没有遵从遗嘱，而是把手稿全部整理出版。由此才有了今天的卡夫卡。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容易受到伤害，常陷入自卑，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源于他的父亲。

　　大约1919年的时候（《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发表于1915年）卡夫卡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篇幅很长，3万字左右，比《变形记》稍短一点。他在这封信里谈到一个细节，说当时德国有个犹太演员叫洛维，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个演员，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他的父亲知道后就骂这个演员是甲虫。他在书信里也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比如说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回应他写的信: 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卡夫卡想象他的父亲把他当作甲虫，不仅蜇人，还吸血。显然，卡夫卡父子的关系对他创作《变形记》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在书信里他想象父亲是一只大脚，随时可能把他踩扁，这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能突然某一天就没有了，彻底地被粉碎、毁灭，人变成孤立、脆弱的个体。

　　瓦尔特?H?索克尔在他的《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刻地揭示出此文本的主题，即是格里高尔通过变形来反抗父亲，来避免惩罚，但是却适得其反，“变形便把反抗与惩罚两层意思联系了起来。因为，可怕的形象使格里高尔能吓跑秘书主任，但面对愤怒的父亲却失了效，使他变得软弱无助。变形更深刻的含义与其说是反抗，勿宁说是受罚。须知，父亲转眼间便把格里高尔对秘书主任的胜利变成了可悲的失败。”

　　以变成甲壳虫后的格里高尔三次出房门为分界点，纳博科夫将故事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格里高尔具有虫的本能，但人的感觉占主导地位；第二部分人的感觉开始让位虫的统治：格里高尔逐渐丧失人的味觉、人的视觉、人对生活的追求等等，逐步积累虫的特性；第三部分格里高尔的虫性完全战胜人性，虫性开始传染父母和妹妹，最后格里高尔死去标志着虫胜利的到来。

　　纳博科夫还精准地绘制出萨姆沙家庭的布局：以格里高利的房间为视觉的中心，墙的三面有门通向这里，左边是起居室，中间是父母的房间，右边是妹妹的房间。每一次格里高尔试图进入客厅都会遭到无情的攻击与驱赶，从健康变成身负重伤，最后走向死亡。这个温馨热闹的起居室从黑暗肮脏的格里高尔房间看去，俨然就是一个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十足的地狱。故事的视角基本上是格里高尔的视角，无论其他位置的变换，但读者视觉的焦点始终都在格里高利居住了五年的房间里。由格里高尔的房间窥见其他的房间，知晓变形后家庭生活点点滴滴的变化。这一点在家人知道格里高尔还留在家里未去上班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前面传来的是母亲温柔的关切问候，父亲在左侧用拳头敲门，不停地催促， 妹妹则在右边用悲哀的声音求他开门。不知情的三个人用合符各自个性的方式环绕着变成虫的格里高尔催促他，形成一种包围的压迫感。

　　《变形记》讲述一个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迷失，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小说问世一百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所以美国诗人奥登评价卡夫卡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而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尤其是当下年轻人更应该读，并读懂卡夫卡的原因。

　　卡夫卡出生在 20 世纪初奥匈帝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的商人，同时也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生活，对卡夫卡的工作和写作爱好冷嘲热讽，不屑一顾。在父亲绝对的精神威严下长大的卡夫卡，逐渐形成自卑懦弱，自暴自弃的性格。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能摧毁一切障碍。卡夫卡却说：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尽管卡夫卡因肺病英年早逝，但在短暂的四十多年生命里，一直与人为善，对工作恪守尽职，对亲人朋友尽心尽力，对爱人一往情深，从他给爱人的情书也能看出。卡夫卡对写作一直抱有最大的热忱，他还喜欢在与朋友的社交场合上朗诵自己的小说。

　　其实卡夫卡很像我们今天网上所说的「隐形抑郁人口」，在人前嬉笑怒骂，活泼友善，尽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回到家却孤独失落，抑郁成疾，无人诉说。卡夫卡曾说：「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我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人的精神世界却越发空虚。虽然在真实世界中人不会变成甲虫，但是却会给自己带上各种各样的面具，躲藏在这些面具后面的灵魂渴望交流却无法沟通，只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孤独中。

　　当下中国年轻人也是压力倍增，空前迷茫的一代。我们努力向上攀爬，为生计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却发现自己被锁在生活的牢笼，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首先，对任何作品的理解都不能脱离时代，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被世人知晓他的价值。他的小说深深影响了萨特、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等一大批文学大师，并被现代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法国新小说等奉为鼻祖。卡夫卡生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半生都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度过。而当时的布拉格还属于奥匈帝国，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又是一战主要参战者。当时奥匈帝国已实现资本主义化，但在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对外扩张，对内实行高压统治。

　　一战，不仅在物质上给西方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也从精神上动摇了西方人文主义根基，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随之倾覆。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已经觉醒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感到渺小无比，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精神和肉体被摧残，个体的发展被束缚。人们恐惧战争，又在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虚假的世界主义等相互冲突的信念中，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与否定。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生物」等传统观念。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也影响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人的本性和宗教信仰的怀疑，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对现代生产中人的异化的担忧，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动摇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

　　卡夫卡从小在犹太居住区长大，接受的是犹太教育。由于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犹太民族既被排斥在东方文化之外，又与西方文化存在隔阂。19 世纪欧洲的反犹太浪潮，和 20 世纪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大清洗，使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为生存苦苦挣扎，受尽种种苦难。

　　卡夫卡对民族心酸感同身受，对千年来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始终抱有深切关注与同情，在他的众多作品里隐蕴着对犹太民族命运和处境的思考。《变形记》里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被全家人歧视冷落，甚至被父亲重伤，正如同犹太人因为异教徒的身份被迫害、被凌辱一样。卡夫卡渴望拥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民族构成的家园，但同时，也看到了犹太民族身上存在的巨大缺陷，使他在爱与恨的民族情感中徘徊。犹太人拒绝被同化，却又很难保持自身。这也很像当下年轻人的处境，既渴望融入社会，却又不想一昧随大流，丧失自己的个性。

　　卡夫卡的父母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父亲赫尔曼本是乡下屠夫的儿子，依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为一个百货批发商。他知识贫乏、头脑简单，为人专横粗暴，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对卡夫卡的教育手段是恐吓怒骂，冷嘲热讽，这造就了卡夫卡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

　　在 36 岁时，他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流露出对父亲的极端恐惧心理。可怕的蛮横父亲这一形象在卡夫卡诸多作品，如《变形记》《判决》《审判》等都有所表现，他在书信里也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为避免与家庭、与写作的冲突，卡夫卡终生未婚，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

　　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民族与政治的矛盾，亲情的压迫与缺失，精神的漂泊与不安，自身性格的缺陷，使卡夫卡的一生都在一种悖论与矛盾中挣扎和反抗着，这也使他的作品在真假虚实之间绽放强烈的艺术魅力。

　　一. 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变形记》篇幅很短，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终日困于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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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著作。初读《变形记》，你可能会因作家独特的“脑洞”和主人公荒诞的经历而感到困惑。然而，如果你了解卡夫卡其人，了解《变形记》原著所处的德语文化，你就能品读出其中的深刻内涵，甚至会与卡夫卡产生“共鸣”。你会恍然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变形记》里的那只“大甲虫”。

　　卡夫卡于1883年出生，1924年因病去世。卡夫卡原本是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他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商人。卡夫卡还有三个妹妹。他在父亲的意愿下学习法学，后来去了工伤保险公司做法律顾问。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一直疗养，后不幸因病致死。

　　作家及其命运之间的关系是读者需要重点关注的。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但他出生在捷克的布拉格，还是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有学者曾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卡夫卡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参加犹太教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而作为德语的母语者，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捷克人，他又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而言，他也不是，因为他把主要精力耗费在了家庭方面。可是在家庭里面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因此，卡夫卡对于自己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是有疑惑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太适合他，他像是偶然闯入了这样一个冰冷的世界的漂泊者，在这个世界里他自己是个陌生人。此外，他还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他有一个非常强悍的父亲，而且对他非常粗暴，所以他从童年开始就经常处于紧张恐惧的状态之中。后世研究，他其实应该是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所以，他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 这钟疾病对他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因为敏感的个性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敏感不安的心灵与细腻娴熟的文笔相遇，就会诞生不朽的作品，例如《变形记》。

　　

　　卡夫卡在日记里曾这样说，“我的本质就是恐惧，而安宁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他看到的世界不是温暖的、和平的，而是陌生的、冰冷的。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造就了他特有的美学模式，即所谓“悖谬的美学模式”。他笔下的世界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是截然相反的。凡是普通人觉得正常、安全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反常的、诡异的、恐怖的。凡是普通人觉得有保障的事物，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保障的。凡是我们觉得确定无疑的东西，他都会觉得神秘莫测。如果说文学家是人类幻梦的制造者的话，那么卡夫卡就是所谓的噩梦制造者、艺术家。但是我们说他是噩梦的艺术家，并不是指他写一些吓人的小说来制造恐怖，而是要表达他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观感。牛顿得出三大定律是通过建立了一个假想状态，把所有与之无关的因素都排除在外，从而让事物的本来面目能够呈现出来。同理，卡夫卡利用文学，将人类的日常生活置于一个极端假想的状态下，然后去推想、去实验，看看人类在这个状态下的真正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最能够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变形记》。《变形记》其实就是把一个奇特的现象放在了日常生活里，强迫日常生活对这个事情作出反应，来观察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卡夫卡选择了一个我们人类认为最可靠、最温暖、最安全的人类的港湾——家庭，制造的奇特现象就是变形。他让一个旅行推销员变成了一个昆虫，来试探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反应。《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实就是卡夫卡本人的一个投射。卡夫卡的母语是德语，卡夫卡在德语中是Kafka，而主人公萨姆沙是Samsa。很多中文翻译将Samsa译为“萨姆沙”，其实是忽略了作品主人公与作家之间的联系。对于原著中“甲虫”一词的翻译也会影响我们对于作品内涵的理解。“甲虫”这一翻译德文原文是Ungeziefer。如果你查德语的词典，会发现Ungeziefer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甲虫”的意思，而是寄生虫或者害虫的意思。《变形记》中并没有说主人公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虫子。甲虫其实是很多译者或者读者根据上下文分析得出可能是甲虫，但实际上Ungeziefer这个词并没有表现出“甲虫”的含义。此外，主人公的名字格里高尔（Gregor）在德语中的原意是“守护者”。格里高尔原来是家里的守护者，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最后他沦落成了一个应该遭到清理的害虫。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反讽效果。如果读者能够了解德语以及德语文化，那么对于卡夫卡的小说会有能加深刻的理解。

　　一些读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异化导致主人公变形。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卡夫卡关注的并不是变形这件事情，而是变形之后的后续发展。所以变形不过是一种假定的手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切“倒霉”事。譬如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劳动能力，成为了家人的累赘，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在时间和利益面前，人性有时候很脆弱。卡夫卡通过“变形”这样一种假设，想看看家庭对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主人公变形前后有哪些变化？主要是两大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他的语言发生了变化，也就说他丧失了人类的外形和人类的交际工具。 一般来说，我们的观念里都会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灵魂，而不在于人的躯壳。另外，我们常说“行胜于言”，也就意味着，行动更重要，语言次于行动。所以在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里面，以及语言和行动的二元对立里面，我们几乎都认定灵魂和行动是本原的，而身体和语言其实是次要的，这是一种基本的传统观念。但是，传统观念在整个西方进入近代以来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信念发生危机。人类意识到传统思维未必正确。卡夫卡的《变形记》就告诉人们，其实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的身体和人的语言，不是其他的东西。身体能够保证你在社会里面被别人识别，尤其是脸。而语言保证了人在社会里面与其他人正常交际。脱离了这两者，人在社会中遭遇的一定是毁灭。在变形之后，主人公的语言能力逐渐减弱。最开始他还能花了很长时间，还能说出一两句话，最后他的声音就不能被家人所识别了。这就表明作为一个社会人，他开始丧失自我身份。他满怀希望想打开房门，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结果发现办公室主管逃跑了，这标志他失去了作为人的职业身份。而父母和妹妹的惊惶失措，也说明他的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危机。因此，当他父亲一脚把他踹回门里并把门关上时，即意味着他的社会人的身份已经不复存在，他快被社会抛弃了。此时我们就看到了，与语言和外形相比，灵魂和行动显得格外苍白。

　　如果你熟悉卡夫卡的小说，你会发现，卡夫卡的所有的小说作品里面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单身汉的形象。单身汉其实就是现代生活重压下自我存在出现问题而孤独地生活着的一类人。卡夫卡将其高度理论化，上升到一个更为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人类是孤独者的集合，因为“上帝死了”，在没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可以给我们提供更为完整意义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陷入疏离。虽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但是《变形记》的主人公其实也渴望与外界接触，渴望能与外界建立真诚的交往。他本人对于自己的实际状况也不满意，他抱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其实一直生活在个人的欲望与职业的巨大冲突之中，但为了家人他克制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卡夫卡的悖谬模式在小说里面的一个体现就是门和窗的关系。门是我们正常与外界相联系的一个通道。我们进入外界，有门才能出去。但是在《变形记》中，门被关上了，给主人公带来更多愉悦的是窗户。在没有变形之前，主人公也特别喜欢在窗口眺望，因为他能够获得一种愉快和自由的感觉，而且这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他原本的孤寂状态，所以窗户也代表了一种内外的联系。但窗和门又不一样，窗是在孤独者和外界之间建立的一个界限，是孤独的生活和对外界的渴望之间的一种平衡，但是人不能真正出去，人仍然在屋内。这与我们当代人的孤独感十分相似。

　　通过卡夫卡的这个极端“实验”，我们就会发现，人性也好，家庭也好，很多时候你不能使它处于太极端的状态来逼迫它反应。日常生活并不一定都是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安全、温暖和惬意，它的背后很有可能潜藏大量的危险、冰冷甚至残酷。所以卡夫卡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很有可能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幻觉，世界的本来面目也许并非如此。这是卡夫卡本人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观感。他就像一个偶然闯入世界的人，觉得这个世界太奇怪了。所以，卡夫卡用他独特的艺术手法描述了他的感受，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惯性，启发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由于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人们失去了“上帝”，找不到形而上的意义安排，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甚至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残酷。卡夫卡是现代文学中发现这些变化的第一人。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卡夫卡是20世纪人类日常生活研究领域内的牛顿。正是在他的启发下，一系列作家开始在这个方向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包括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包括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余华，莫言，残雪，还有打工文学的许多作家，都多多少少受到卡夫卡及其经典作品《变形记》的影响。因此，卡夫卡被视为20世纪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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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不得不反对楼上高赞答案对《变形记》的解读，我尤其反对的是他说“卡夫卡不让格里高利变成小猫小狗、花花草草，是因为它们不会像臭虫那样给人带来心灵冲击”。这个论述直接让卡夫卡“降维”了。要是在卡夫卡那里，小猫小狗等于可爱，臭虫等于恶心。那卡夫卡只是一个无聊的古典主义作家。而任何对卡夫卡有一点深入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卡夫卡那里，意义完全是任意的。玫瑰可以跟恶心联系在一起（《乡村医生》），游泳冠军可以不会游泳（《世界冠军》），内外可以完全颠倒不需要理由，而且只算一件小事（《室内滂沱》）。

　　更何况，卡夫卡还在给出版社写的信里，反复叮嘱让出版社不要让插画师把甲虫画出来。这正是卡夫卡要回避《变形记》变成一种陈旧不堪的“象征“故事的努力。因为甲虫象征着xxx，所以卡夫卡写甲虫是象征了xxx。这种解读几乎是对卡夫卡的侮辱。

　　变成虫子，并不是什么“细思极恐“，而是同时从思考和恐惧撤离，从一个朴素的古典主义寓言世界里撤离。本雅明将卡夫卡的小说称为“姿态的剧场”，这里的姿态就是一个动词，放在《变形记》里就是指变形。卡夫卡不是把象征性意义赋予变形，而是，恰恰相反，从变形那里把意义抽空。所以他不去描写父母妹妹对于变形的关心，因为变形本身毫无意义可言。

　　如果你问卡夫卡《变形记》想要表达什么，那卡夫卡的回答倒是很明确的：“我不知道！”1914年1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到：“对《变形记》非常反感，结局无法看明白。”

　　那么为什么《变形记》让卡夫卡反感呢？为了知道这个，我们首先得知道卡夫卡喜欢什么，就写作来说，卡夫卡渴望的是“满意的死亡”。他曾经说过写作是为了死，而不是为了活。卡夫卡两次在日记里说：“我在人前躲藏并不为宁静活着，而是为宁静地死去。”《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利正是在死之前感到“相当舒适”。可以说正是获得了卡夫卡憧憬的“满意的死亡”。

　　而那时卡夫卡对自己的现实显然不满意，写《变形记》之前的卡夫卡和家庭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卡夫卡沉迷于写小说，疏于工作，遭到了父亲的指责，这对卡夫卡是家常便饭，问题是，被卡夫卡形容为“家里唯一理解我的人”的他的妹妹，也指责了他。这让卡夫卡很受打击吧。《变形记》是卡夫卡在1912年12月写成的，而在同年九月的日记里，他写下了一段神必的话：“哥哥与妹妹的爱情，是父亲与母亲的爱情的重复”。

　　不难发现《变形记》里最复杂的正是妹妹的形象。直接处死格里高尔的也是妹妹。而格里高尔又在其中的一段对其妹妹有着明显的乱伦之情，他想当众表达自己永不和妹妹分开的欲望，而且：“任何反对意见他都将置之不顾……去吻她的脖子。”

　　这里不得不指出，德勒兹&加塔利对于《变形记》的分析还是很有意思的。德勒兹&加塔利把《变形记》看成是反俄狄浦斯的故事去解读，一般的俄狄浦斯情节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弑父娶母。而《变形记》则是试图用兄/妹的关系去取代母/子的俄狄浦斯模式。而卡夫卡的不安则在于他犹豫了：

　　格里高利没有勇气进行到底吗？为了取悦于他，妹妹将整个房间腾空。可是，格里高利拒绝别人把穿裘衣的夫人的肖像拿走。他全身贴在肖像上，仿佛黏在一副代表着最后的领土的形象上。事实上，这正是他妹妹无法容忍的。出于对肖像心怀嫉妒，她转而开始仇恨格里高利，诅咒他。从这一刻开始，格里高利在生成动物中从事的脱离领土运动归于失败。并且，一般俄狄浦斯情节中父亲是需要被杀死的对象，而《变形记》中父亲一开始就被杀死了。因为这个父亲连被杀死的必要都没有。他生意破产，有气无力。

　　对于主人公格里高尔，德勒兹&加塔利则说他并不是从人退化到动物，而是恰恰相反，从人飞翔到了动物。这里的动物是从人的意义下解放出来的动物，这种动物就是无意义本身。

　　《变形记》其实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探讨对个体的发现。

　　任何人都有双重属性，一是自然属性，二是社会属性。

　　社会属性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的角色，不同人给你的标签与身份认知。在父母那里，你是儿女。丈夫那里，你是妻子。妻子眼里，你是丈夫。公司那里，你是职员。兄弟姐妹那里，你是兄弟姐妹……

　　所有这些关系，构成了日常中的你，但其本质则都是一种社会认识层面的建构。这些身份不是你本身，却无时不刻想要代替你。

　　但自然属性的你，才是那个真正的你。

　　这里面有动物性，有人性。有欲望还有精神追求。自然属性层面的你，是可以无所求于社会而自足的，同时也意味着它不能变现成社会价值，从而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准确评判，不能体现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感。

　　因此这个自然的你，即使丢掉了，也未必会被你发觉。

　　《变形记》的主人公，是一个极端。这个极端，表现在此前格里高尔一直生存于一种“忘我”的状态之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去履行着社会属性层面的每一个身份。是一种完全的社会人的形象。

　　在家里他是备受重视和尊敬的儿子、兄长，是经济支柱；在公司他是本分、勤勉的职员，份内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工作态度也非常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闹绯闻也不迟到。

　　而此后这些他身份、标签的东西，却全被丢掉了。他只剩下自己的精神，而且被扔到了虫子的身体里。

　　如果不是突然变成甲虫，格里高尔就是个没有缺憾、无比正常的人。

　　此时他的世界是平滑的，是庸常自洽的，是没有任何奇异的。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一切都循环于一种有序的假象当中，仿佛可以就此天长地久。

　　如果就这么发展，他会拥有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价值观，正常的社会关系，以及正常的生存状态。

　　但是果真正常吗？

　　并不是。他的自然属性层面的东西，也就是他作为个体的意义，其实是无法被这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所评估出来的。没有人关心个体精神层面的得失，连他自己也刻意压抑。

　　读完小说你再回想，甚至会感觉，除了顺从和温和之外，格里高尔几乎是个没什么性格的人。

　　这种“个体精神”的东西，仿佛因为不适应于社会需要，而早就被“优胜劣汰”掉了。

　　但恰恰就是这种“个体精神”，这个被丢掉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成其为自己的东西。这些无价值之物，这些个性，我们不能用之盈利，不会让我们活得更好，也不能卖三核桃俩枣。

　　但却可以让我们成其为人，成为自己。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其实就是一个痛苦的、褪掉社会属性的过程。

　　他变成了一个招人嫌弃给人带来麻烦的虫子。

　　变成虫子后，他之所以招人嫌，并不只是因为外表的丑陋，而是因为他在履行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失能，因为他社会属性的失落。

　　他不再是个好儿子了，也不再是个好职员了，他变得“不称职”起来。

　　因为这个不称职，他就像是一个货品一样，被社会给退了。被退还给自己。

　　因此，恰恰是变成虫子，让格里高尔开始像个人。换句话讲，正是因为他“失去”了社会属性，才再度得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开始关注自己，感官知觉、身体欲望这些东西，开始再度成为他的主宰。他会疼，会饿，会思考、联想，然而此时他的所有活动，无不是围绕着那个曾经失落的“个体”而展开。

　　卡夫卡是现代社会的先知，他的作品里，经常饱含着现代世界的预警。包括充满危机和不信任的环境，强大的官僚机构，梳理冷漠的个体，以及指向内在精神的不安感。

　　卡夫卡曾经塑造过一个住在洞穴里过活的人，他可以不搭理外界的凭借，耽于自己的欲望和遐想，饿了吃，渴了喝，其他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就是他本人的写照，其实也就是《变形记》里失去社会身份的格里高尔。

　　这种看起来很废柴的御宅生活，并不是堕落或者消极的写照，恰恰相反，它是在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唤起人们对失落之物的警醒。

　　题主问，《变形记》是想表达什么？

　　想表达的是一种奇异感，一种非常可怕、人们却安之若素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的可怕不在于大活人变成一个甲壳虫，而是连变成甲壳虫的福分都没有，而剩下了只有社会属性的空壳子。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果真有所批判的话，也并非批判格里高尔周围人的冷漠。这么想你就把卡夫卡看轻了，他批判的恰恰是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代表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可怕处境——不止是变成虫子，还有变成虫子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