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7天从未间断的西北考察日记，200余幅珍贵图片｜中国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为了

　　

　　气象观测作为西北科考团得以组建的最核心项目，也是科考团中成员最庞大的组合。中国西北科考团常务理事刘半农先生（1891—1934）几次找他们四人促膝长谈，关怀备至，寄予厚望：“他嘱咐我们出去以后，要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与瑞典出版的数十卷《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集》相比，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时局，让许多中文著作未得及时出版。九十年后整理出版的《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详细记录了作者的科考经过和珍贵气象记录，也让读者领略大西北的自然风貌和科考队员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百年前成立了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招募了一位学气象的大学预科学生。万里西行，驼铃悠悠，他不但用冻僵的手指记天气、画路线，还用青春的眼睛摄下社会生活许许多多有趣的细节、生动的场景，如今都成少年中国的一段宝贵记忆、一份难得史料。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气象学于历史研究意义重要。竺可桢论五千年气候变迁，使得古史进程的描绘增益了风云变幻的背景。《丝路风云》作为西北考查的气象学记录，为西北史和丝绸之路史都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途中的刘衍淮（李伯冷摄于1927年10月）

　　1927年春天，在北京大学三院的布告栏里，理预科二年级学生刘衍淮（1908—1982）看到一则西北科学考查团招聘气象生的告示。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就刘衍淮个人而言，对大西北的向往曾经形诸儿时的梦寐，梦里的他从山海关一路西行，沿着长城走到了嘉峪关外。

　　他踊跃报名，在严格的考试之后，和他的同学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1904—2001）胜出侪辈，以1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获得了西出阳关的机会，成为科考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此后三年，他不仅梦想成真，经行大漠、天山，也从此“一去不返”，在结束气象观测工作后，继续西行，和李宪之同往德国留学，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气象学、气象教育学的人生征途。

　　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

　　中国气象学和气象教育的一代宗师

　　刘衍淮，字春舫，1908年7月18日出生于山东平阴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平阴县城模范小学、济南私立育英中学。1925年，考取国立北京大学理预科，赴京求学。1927年，参加西北科考团，并在考察结束后，于1930年4月经由苏联到达德国，在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气象学家郝德（Waldemar Haude）推荐下，进入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气象、地理与海洋等学科。1934年，以德文论文《中国东南沿海气候与天气之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他受聘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及研究院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讲师，并担任该系气象台台长一职。1936年，由竺可桢推荐，赴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担任气象教官，兼任气象台台长，成为中国空军航空气象学的泰斗。其后播迁昆明、成都，为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以少胜多、获得最后的胜利，谱写了气贯长虹的凯歌。1949年12月，他迁往台湾，服役于冈山空军气象训练班。1960年7月，受聘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后改地理系）主任兼教授，其后创立地理研究所，任创所主任兼教授。1978年退休后，改为兼任教授，并担任台湾地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仍笔耕不辍。1982年10月5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5岁。

　　刘衍淮是我国从事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更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气象教育的奠基人。刘衍淮一生在相关学术领域开设过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地形学、海洋学、数理地理、地图学、区域地理、地球科学、地球物理等课程，其气象和地理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北和台湾两个地区，这与他早年的西北考察和晚年在台湾从事教学科研相关。从1931年发表《天山南路的雨水》开始，一直到晚年，他写作了大量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和科考团学术史的文章，包括去世当年发表的《斯文·赫定最后一次在我国西北的考察1933—1935》《中国与瑞典合组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3）》等，体现了他对自己一生气象事业开端时期的遥远怀念。

　　作为西北科考团的气象生，中年以后的刘衍淮和李宪之分别执教于中国台湾与大陆的高校，成为海峡两岸中国气象学和气象教育的一代宗师。

　　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

　　历时八年之久的考察，是世界探险史上的奇迹

　　影响刘衍淮一生事业的起点，是加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是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19世纪以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腹地成为人类征服全球地理盲点最后的探险地带，世界各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在这一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一直缺席。直到1926年，当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汉莎航空公司（Luft Hansa）为开辟欧亚空中航线而进行气象考察的任务前来北京时，中国学术界对于无视中国主权的协议群起反对；经过激烈的谈判，一个由中外团员平等合作而共同组成的科考团终于成立，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奔赴茫茫的大西北。

　　

　　1927 年 5 月 9 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出发前

　　在西直门火车站合影（前排右 3 ：刘衍淮）

　　历时八年之久的考察，是世界探险史上的奇迹；组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体，也是斯文·赫定历次个人探险史上唯一的一次。其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也非常广泛，涵盖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科考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科学考察也为我们留下了协力创新、走向世界的重要经验，增进了我们自身对中国西北的人文、地理环境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为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做出了贡献，也为在新旧交替的转折期的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意义深远。

　　刘半农的殷殷嘱托：详细记录，会有大用

　　11册珍贵日记，1077天从未间断

　　气象观测作为西北科考团得以组建的最核心项目，也是科考团中成员最庞大的组合：德国方面派出了优秀的气象专家郝德博士主持各种气象测量，并在第一次考察中，汉莎航空公司派出了八名优秀的飞行人员协助测量，北京大学学生四人也从踊跃报名的济济百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随团担任气象观测生的工作。李宪之先生回忆他们在被录取之后，中国西北科考团常务理事刘半农先生（1891—1934）几次找他们四人促膝长谈，关怀备至，寄予厚望：“他嘱咐我们出去以后，要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九十年后的今天，当中国西北科考团越来越体现出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时，这些经由刘半农先生殷殷嘱托的日记，无论是对于探寻西北科考团的踪迹，还是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北大学生面貌，都将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因而也让我们充满了阅读的期待。

　　

　　出发第一天的日记（1927 年 5 月 9 日）

　　2018年4月18日，刘衍淮先生的女儿美丽、安妮姐妹代表全家专程前来北京，将这批已经转徙到大洋彼岸的珍贵文物和文献（编者按：此处指刘衍淮先生的日记），无偿捐赠给了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11册完整记录近三年考察历程的日记手稿，九十年后赫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簿

　　刘衍淮的西北科学考察日记书写在11册已经泛黄的空白笔记本上，有的笔记本印有纵栏线，高宽均为150×205毫米。除了第6册将近100页、第11册仅有30多页外，其余每册在50页上下。日记单面书写，每页用蓝黑墨水竖书20行左右，每行27—35字不等。将近600页、35万字的日记，记录了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到1930年4月19日抵达柏林的行程。几近三年的考察岁月，无一日间断。据其日记所述，在这些工整的汉语文本之外，他还另外有作为练习外文而撰写的德语日记（参见本书1929.2.20、4.26、4.29、5.3、7.23、7.24记录），可惜未能保存下来。在繁忙的旅行和考察工作之外，能够如此有恒心地勤奋写作，足以见出其非凡的毅力。

　　丝路风云：一首永不过时的歌谣，200余幅珍贵图片

　　笔者等受黄文弼中心的委托，从事这部日记的整理出版工作，因此获得了对这份珍贵的史料先睹为快的机会，而为其巨大的信息容量和丰富的旧闻新知所叹服。刘半农在科考团出发之前要求气象生“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的嘱托，被李宪之记了一辈子，现在也从刘衍淮的日记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的教导，确实在九十多年后得以应验。

　　从我们有限的识见里，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的几个方面，来一窥日记丰富内容的学术价值。

　　1. 气象考察的观测实录

　　刘衍淮承担了西北科学考察中气象观测生的角色，因此这部日记首先是一份工作日志，为我们展示了西北科学考察中气象观测的方方面面。

　　刘衍淮5月10日到达包头，并从5月14日开始接触气压表、寒暑表，也翻出之前北大的德文讲义开始攻读德语。科考团在包头汇集并凑齐运输的骆驼后，5月20日开始了西征的长途。5月21日第二天宿营，他“就帮着郝德安置仪器，测量气象”。5月25日，开始记录沿途气候。5月29日起，中国气象生四人被安排在包头北边的呼加尔图河畔，由郝德传授观测方法、指导阅读德文气象书籍、考验实测记录本等，开始了气象测量的实战训练。他们轮流值班，每个小时要记录一次气象。他的日记本也不再“抄袭”郝德的记录，而是记下了自己参与观测到的数据。同时，每天的日记也形成了必然记录当天气象状况的程式。中国气象生的工作显然获得了郝德的好评，7月22日大部队开拔，刘衍淮被留在呼加尔图河开始了独立作业，直到8月2日结束这里的工作。

　　

　　1927 年 6 月 15 日，郝德指导四位中国气象生

　　（左起：马叶谦、郝德、刘衍淮、崔鹤峰、李宪之，李伯冷摄）

　　刘衍淮后来发表《天山南路的雨水》《迪化与博古达山春季天气之比较》，不仅是他在天山博格达和库车气象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他一生从事气象研究最早的一批成果。如今日记的出版，可以看到他获取这些成果的工作过程和成长为气象学家最早的训练实录。

　　2. 流动大学的进步足迹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曾被斯文赫定称之为“流动的大学”（A wandering university）。从刘衍淮的日记里，也确实展现了他在三年不断移动的考察时空中勤奋学习的情景，成为流动大学的精彩文本。

　　对于北京大学预科班的刘衍淮而言，气象学的专攻以外，科考团的中外成员中，有很多学有专长的老师。

　　外方团长斯文·赫定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探险家，他在中亚探险中积累的丰富知识，成为刘衍淮受惠无穷的源泉。如通过计算骆驼行走的步伐来画出当日行程路线的方式，就是斯文·赫定亲自传授的技术（1927.8.29），作者此后痴迷于此，在途中不断与赫定交换记录，从每天相差两公里，到只差几十米（1927.9.19）、10米（1927.9.23），可见基本掌握了这一沙漠征程的测量技术。……此外，赫定还传授他测量井水温度（1927.9.14）等技巧。而赫定坚持记录途中情形、虚心求教于他人（如1927.8.28）、病重时犹自在担架上测量路线（1927.12.13）的科学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衍淮的工作恒心和日记习惯。

　　

　　1930 年 1 月，在迪化气象站合影

　　（左起：白万玉、龚元忠、李宪之、袁复礼、黄文弼、刘衍淮）

　　中方团长徐炳昶，是留法归来的哲学博士。从包头到新疆的一路上，刘衍淮与他分在一组前进，因此二人谈话最多。作为一位长者，徐炳昶沿途给予刘衍淮的鼓励（1927.11.9、1928.1.11），无疑都促成了青年学生刘衍淮的成长。据刘衍淮后来记载，他能够比较宽裕地完成四年留德的学业，也部分源于徐炳昶的资助。徐炳昶从新疆返程后担任女师大（并校后任北平师大）校长，聘任刘衍淮为该校研究员，并预支了两年的薪金。

　　科考团员袁复礼，当时也是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参与过仰韶遗址挖掘等工作的地质、考古学家。沿途在一起前进之际，刘衍淮也跟着袁复礼学习地质学方面的知识，随他寻找化石（1927.5.27）；如何将沿途的路线图缀合成经纬度下的标准地图，最初也是在袁复礼指导下进行的（1928.1.28）。1928年冬天开始，袁复礼担任科考团代理团长之后，更是成为了在库车独立考察的刘衍淮的直接联系人，不断通过往返通信给予他工作指导。

　　3. 五四青年的精神风貌

　　刘衍淮的西北考察日记，也是他三年中思想、认知成长的写照。许多的记录，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北大青年学生的新风貌。这种代表着爱国与进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面貌，以青春的气息洋溢在西北科考的历程中，与落后而动荡的内陆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那一时期中国的希望。

　　比如说爱国情怀的体现，就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在民国的国庆日来临之际，作者忍不住地思绪万千：“双十节，只有七八天了，想起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有了十六岁的年纪，却仍然是脆弱不堪，内乱频仍，外患日逼，军阀作祟，帝国主义压迫，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先烈不能瞑目，志士仍当努力。”（1927.10.2）对于内外交困的中国命运的担忧，并不是抄自什么政治教科书，而是作者在之前两年的北京大学学习与生活中，在最敏感的政治中心和最真诚的青春岁月里最切身的感受所致。这个情绪，竟然也是全部中国成员的共同感受，因此，一个庆祝活动在额济纳河畔从未有过人烟的树林里得以呈现（1927.10.10）。这个活动，也得到外国团员的尊重和参与，最终成为增进友谊而共同奋斗的重要环节。

　　又如1929年5月9日，作者写下了洋洋千言的日记，记录这个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5月30日，是1925年“五卅惨案”纪念日，作者特别在日期后括上了“上海惨案纪念”的醒目标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青年学生刘衍淮对于国家遭受压迫的沉重心情，也是他日后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动力所在。

　　“五四青年”形象另外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在思想文化上接受新文化洗礼后的全新面貌，这些问题也都在刘衍淮的细微记录中得以体现。如作者的日记文本，已经基本上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白话文来书写，以及使用新式标点、在书名和人名左侧标注了专名线等等。除了这种“物理表现”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专业之外阅读的书籍，也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普及。如作者翻看的张资平《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1927.5.28），与向恺然的《留东新史》（1929.11.3）同为反映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内容……

　　刘衍淮在1927年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仅仅是一个19岁的北京大学预科二年级生。但是从日记中反映出来的积极向上的蓬勃朝气、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都可见心智成熟、具有通识的五四新青年形象。

　　4. 西北地区的世态人情

　　刘衍淮的日记，在科学观测的“例事”之外，更有很多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记下了那一时期的西北政局和社会风情。

　　中国西北科考团作为西北考察史上最大规模的科学活动，在国内政局动荡的时代出现在遥远的西北，自然引起了西北政坛的高度警惕，科考团与当地政府的往来周旋，成为考察之外的日常，因此在刘衍淮的日记中地方行政的交往材料比比皆是。从大到一省最高长官杨增新被刺杀的消息在南疆的传播（1928.7.11），小到请库车乡约安排觅驴进山（1928.9.26），罗列其身边的见闻，都成为那一时期西北政局与基层社会的鲜活史料。

　　

　　刘衍淮考察途中的画作

　　额济纳河畔的观测站（1927年9月28日）

　　作者在日记中记述沿途的社会风情，都非常真实地留下了那一时代的细节。如从绥远出发，一路上军阀割据下的所谓“护路队”（1927.8.23），河套的庄稼（1927.8.24），蒙古大漠中的商贸（1927.8.19），少数民族的猎鹰（1928.1.29），沿途的喇嘛庙（1927.8.20、9.1），天池边上的道士观（1928.4.4），乡村和城市里的天主教堂（1927.5.24、8.23，1928.5.21）、福音堂（1930.1.15）、东正教堂（1930.2.14），在迪化和库车遇见的安集延人、俄罗斯人、德国人、瑞典人、英国人、波兰人、荷兰人、比利时人，迪化东门外的无线电（1928.3.13），《天山日报》的发行（1929.5.3），将民国年间宗教影响多元、人物形形色色、新事物不断涌现、既封闭又开放的蒙新内陆地区社会生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5. 科考团队的人事细节

　　大量属于科考团内的工作细节，也都因为刘衍淮日记的出现，而变得丰富起来。如关于气象站的设置和配备人员，在到达迪化以前的日记中多次提及，最后确定的葱都尔、迪化、库车、婼（若）羌四个地点以及人员情况，其实多有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做出调整的结果。

　　如作者提及考察开始，他们需要接受打预防针以免遇到流行病的侵袭（1927.5.30、6.13），可见作为一个科考团，其卫生意识也已经非常现代。他记录从库车回到乌鲁木齐，就看到了俄国建筑设计师为科考团设计的博物院图纸以及筹款建设方案（1929.11.21），也表现了科考团当时已有了在新疆建设现代博物馆的长远计划。日记里还多次记录与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所联系的信息（1929.1.1、5.12、10.24），可见边疆地区的气象观测为国民政府所重视的情形，以及西北科考团考察资源共享的理念。

　　科考团中外团员的关系，是后来的研究史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如黄文弼日记开篇就提及中国团员的西北考察，负有双重使命，说明考察中需要提防外国成员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而中国团员为外人所看不起、因此在逆境中奋发，也一直是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事实上，通过刘衍淮的考察记，细节真实里的中外合作却更多地充满了“命运共同体”下双方的真诚友谊与和谐交流。

　　（摘自《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第1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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