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必须有根有魂，茶马古道的形成、变化和影响力

　　

　　导语：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部分基本问题展开探讨，以期能够勾勒出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总体轮廓。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有重大借鉴作用。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起源于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时事背景之下，茶业界正在实现产业升级，再度复兴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福建是国家倡议“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山海侨优势凸显，大有可为。在【茶世界】里读懂茶，从茶里看世界。

　　

　　茶马古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后，就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对于很多具体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茶马古道的概念与形成、变化动因和空间范畴，对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部分基本问题展开探讨，以期能够勾勒出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总体轮廓。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茶马古道的研究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有重大借鉴作用。

　　一、茶马古道的概念与形成、变化动因

　　1 茶马古道的概念界定和形成原因

　　1.1 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云南大学、北京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的多位学者就在对西南地区开展大范围考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用以概括古代大西南地区的主要贸易形式【1】。

　　概念提出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对茶马古道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茶马古道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含了178处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文物点，茶马古道主要的遗产点涉及川、滇、黔三省，共62个县（市、区、特区），空间范围广泛，遗产体系宏大。目前茶马古道项目也在积极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然而，对于茶马古道的概念、功能与性质、时空范畴和运行机制等问题学界都还存在着大量的分歧。整体上看，关于茶马古道概念的界定，目前分为两大阵营：

　　一种观点认为，茶马古道是古代西南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马帮运输，将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贩运到藏区进行销售的交通和贸易体系。（木霁弘、徐涌涛等，1987、1990）。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央政府用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茶马互市交通和贸易体系（孙华 2012）。

　　两种观点的分歧关键点在于，“茶马古道”中“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还是贸易体系中的大宗商品而存在。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1）茶马古道是以贸易为主要功能和特征的文化线路，将贸易的大宗商品作为线路的名称，是文化线路类型的世界遗产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命名方式，如：丝绸之路、乳香之路、香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等。

　　（2）古代陆上贸易线路，大多都以马匹作为主要运输工具，如果“茶马古道”中的“马”只是作为一种运输工具而存在，那么丝绸之路是否应当改称“丝马之路”？

　　（3）由于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和中原对于马匹的需求同时存在，不但造就了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长期繁荣，也极大提高了这一贸易体系类型的文化线路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茶叶和马匹共同构成的互市贸易系统才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段中支撑起了“茶马古道”这一文化线路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演化。

　　所以，笔者认为，“茶马古道”出现、发展的大部分历史时段中，其能够繁荣都是以“茶马互市”这一贸易活动为根本动因的。然而，这并不是说，茶马古道在历史上只是作为“茶马互市”的运输和贸易体系而存在，在官方主导的互市贸易影响下，民间也会利用这一道路交通网络开展范围广泛的边境贸易活动。即使在“茶马互市”贸易停滞的元代和其最终消失的清中期以后到近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人民，也在利用这一交通贸易体系开展内涵丰富的商业和贸易活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旧有的边境贸易传统的惯性，更重要的是各族人民之间的物质资料交换的需求依然存在，因此也应看作“茶马古道”文化线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 茶马古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1.2 茶马古道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唐代中期以后，藏区的居民逐渐形成了日常饮茶的习惯，但是，藏区并不产茶，需要通过跨境贸易从四川、云南等茶产地输入茶叶。

　　在农耕时代，马不但是重要的生产和交通工具，也是古代中原王朝重要的战略物资。优质战马的获取对于组建骑兵部队，从而与周边势力开展军事对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原地区并非优良战马的原产地，所以需要从周边产马区域输入。

　　中原王朝用“农耕区”的茶叶与西南“牧区”的马匹进行互市，成为多个朝代的一项重要国策，“茶马古道”这一商贸体系类型的文化线路由此产生。

　　1.3 茶马古道的狭义、广义概念和时间范畴

　　“茶马古道”的概念应当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

　　狭义上，“茶马古道”就是古代中央政府用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茶马互市的道路。广义上的“茶马古道”泛指西南地区沿用茶马互市交通设施所形成的官方和民间贸易系统。

　　时间范畴上，“茶马古道”以唐代中期茶马互市产生时间为起始，可向后延续，不应向前追溯。目前有学者将所谓的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古道、民族迁徙的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全部纳入“茶马古道”的范畴，这是十分不合适的，因为如果不以“茶马互市”这一明确的历史事件作为茶马古道产生的起点，世界上的一切古道都可以纳入“茶马古道”的范畴【2】。

　　2 茶叶和马的产地分布

　　2.1 茶叶的产地与品种分布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澜沧邦崴是世界野生茶树的原产地，茶树的种植也是由云南逐渐向四川和长江中下游等地扩散，并逐渐形成茶树分布的基本空间格局【3】。茶树的生长对自然条件是有一定要求的，一般认为，茶树生长的最高临界温度为45℃，生物学最低温度一般在10℃左右。茶树栽培最适宜的年降水量在1500mm左右，我国大部分茶区的年降水量在1200-1800之间【4】，因此中国主要茶叶产区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的东南部季风区域。

　　

　　图 / 茶叶的起源区域和唐代以前茶叶产地分布

　　

　　图 / 宋元茶叶产地分布

　　

　　图 / 清代茶叶产地分布

　　2.2 马的品种与分布

　　中国原有的马主要分布于北方草原、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按原产地可以划分为蒙古马、西南马、河曲马、西藏马和哈萨克马五大类 【5】。

　　其中河曲马、哈萨克马和蒙古马为优质的战马，又以河曲马为最优。

　　

　　图 / 中国地方马品种分布

　　3.茶马古道的演变及其动因

　　3.1 唐中后期：形成期

　　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茶叶种植和消费历史。根据研究，野生茶叶起源于云南【6】。古代文献中，最早关于茶叶贸易的记载始于西汉时期的蜀地，在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茶”的记录。

　　两汉时期，饮茶还仅是很小范围内人们的生活习惯。茶作为一种饮料被江南地区人们普遍接受，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习惯传播到黄河流域，约为唐代。唐代中后期，饮茶习惯传到吐蕃【7】。

　　七世纪中期以后，吐蕃王朝逐渐兴起，对唐王朝的西部边界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通过贸易稳定边疆成为唐王朝的一项国策，两国之间的互市贸易屡见文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8】。可见，马匹已经成为当时唐蕃之间的大宗贸易商品，至此时，茶叶在互市贸易中的地位尚不得而知。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大量原本用于防御吐蕃的军队东调平乱，使得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河西等大片领土。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国力衰退，吐蕃对于唐的侵犯日益频繁，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队还一度攻占长安。唐中后期，中央政府也是多次通过和亲、会盟、贸易等方式才得以维持边境基本安全。

　　根据《唐蕃会盟碑》：……然舅甥相好之义善谊，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往一来，悉遵曩昔旧路。蕃汉并於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9】。

　　

　　图 / 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图片来源于网络）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开始征收茶税【10】，唐文宗时，实行榷茶制，官府垄断茶叶收购和销售【11】。可见政府对于茶叶产销的管理日益强化。

　　唐中期以后，吐蕃上层贵族与唐王朝的交往中，逐渐从唐人那里传入的饮茶习惯。

　　唐代文献《唐国史补》中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12】可见，吐蕃贵族饮用的茶叶来源于汉地的许多地方，跨境的茶叶贸易已经拥有一定规模。

　　综上可见，唐代中后期，唐与吐蕃之间的马匹和茶叶贸易初具规模，茶马古道开始形成。

　　3.2 北宋与南宋：发展与繁荣期

　　北宋与辽、西夏，南宋与金、蒙古长期作战，需要大量战马，而河套地区等传统的马产区都已不在版图范围之内，因此需要从西南和甘青一带购买马匹。宋代，藏区的饮茶习惯此时已经相当普及，对茶叶有着极大需求。

　　唐代后期，吐蕃政权在连续的内乱中崩溃，两宋时期的藏区已经陷入分裂状态，不能对宋王朝的边境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此时宋朝政府除了通过茶马互市贸易购买甘青、松茂一带的优质战马以外，对于滇黔等马匹质量相对不佳的地区，也都开展茶马贸易，而此举则更多是希望通过“以茶固边”、“以茶御蛮”的策略来控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两宋成为茶马互市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发展与繁荣期。

　　具体来看，北宋与南宋的茶马互市贸易和茶马古道也有着不同的特点：

　　北宋时期主要将川地所产之茶转运至秦凤路的凤州（凤县）和熙河（河州）等地交换河曲、河湟所产之良马。《续资治通鉴长编》：“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其发至陕西六路者为纲茶，榷于川、陕四路者为食茶……，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水波，至于赛音隆和”【13】。就是当时贸易方式的体现。

　　南宋时熙河路和秦凤路领土大量丢失，西北购马途径断绝，主要向川西、松潘和滇黔购马。陆游在《剑南诗稿》写道：“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14】。即是当时形势的真实写照。

　　根据《宋史》记载：“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宕州城在岷州卫南一百二十里，宋时运蜀茶市马于岷。今金人据洮州，遂置蕃市于此，岁市马数千。因置宕昌驿，为纲马憩息之所”【15】。

　　云南地区，自古就是茶叶的传统产区，但是由于唐宋时期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所以云南地区与周边区域的跨境茶叶和马匹贸易记载较少。唐代中期以后，南诏等地方民族政权兴起，并长期周旋于吐蕃和唐两大强邻之间，与二者之间的贸易也开始逐渐见于记载。根据南宋时李石《续博物志》记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16】，可见滇藏间的跨境茶叶贸易线路早在唐代就已出现。

　　根据杨佐在《云南买马记》中的记载：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番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17】。可见宋代，向云南地区购马也成为宋代马匹采购的一个选项。

　　根据《宋史》记载，“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18】可见大理在藏区大量采购马匹，再转卖给宋。

　　宋代的茶马贸易与唐代相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茶马古道贸易系统的空间分布范围也更加广阔，同时，由于受到政治军事格局的影响，与北宋相比，南宋的茶马贸易有向南转移的趋势。

　　3.3 元：低潮期

　　元代云南和青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管辖。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官方组织的茶马互市。但是，可以肯定，西南地区各民族和区域之间的贸易，仍然会借助原有道路系统继续开展。此外，元朝为了维持中央对其辽阔版图的控制，非常重视对驿道系统的修建和开拓，根据记载，元代在云南行省共有驿站78处【19】，在原吐蕃地区设驿站40余处【20】。

　　虽然说，元代是茶马互市发展的低潮期，但是原有的茶马古道道路系统却在元代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明清时期川西、滇黔和西藏地区的茶马古道交通体系也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3.4 明：鼎盛期

　　明王朝建立后，由于蒙古残余势力的存在，需要保持强大的骑兵力量，而明王朝北方疆土延伸到草原的地区狭小，明代早期后又放弃了坝上草原等地，所以明军马匹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21】。因此茶马互市的重要性凸显，朝廷于川陕大量设茶马司。

　　《明史》：“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更置西宁茶马司”【22】。

　　明代茶马互市的茶叶来源更加广泛，重庆府和播州府(今贵州遵义)，甚至湖南一带的茶叶也被纳入了茶马互市的范围。

　　《明史》：“洪武末年，设成都、重庆、保宁、播州四茶仓，令商人纳米换茶”【23】。

　　《明史》：“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24】

　　可见，明代对于茶马互市的开展和茶马古道的经营十分重视，整个西南地区和甘青一带乃至湖南都被纳入到这个庞大的系统之中，使明代成为茶马古道发展的鼎盛期。

　　3.5 清中期以前：衰弱期

　　清中期以前，西南地区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时断时续，一方面，清朝版图辽阔，并没有强烈的购马需求，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在乾隆时期一直政局十分不稳定，相继爆发了三藩之乱、和硕特汗国控制西藏、大策凌敦多布夺取西藏、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等事件，也对茶马互市的延续性造成了较大影响。

　　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云南“北胜州互市茶马，令人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处所采运交易”【25】。

　　“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七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寻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易马”【26】。

　　所以，清中期以前，茶马互市走向衰落。但与此同时，藏区、云贵川、湖广等地民众之间物资交流的需求仍然存在，清王朝也致力于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和经营，这些活动必然是借助原有的道路交通体系得以开展。

　　3.6 晚晴至民国：转型期

　　近代以后，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官方组织的茶马互市彻底消失，而西南地区的马帮贸易日益兴盛，茶马古道这一古老的交通和贸易系统，内涵发生了改变，进入转型期。

　　

　　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尺度贸易网络系统，从文化遗产的视角看，茶马古道又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线路。通过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保护利用，茶马古道必将能够在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增强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注】

　　[1]1987年，木霁弘、徐涌涛、李林等在中甸地区做方言考察时，了解到在中甸金沙江附近存在一条马帮运输至西藏的石路，并在《中甸历史资料汇编》里率先提出“茶马之道”的概念。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开始对滇、川、藏三省的历时100多天的全面文化考察，并最后合著成书《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书中也论述了“茶马古道”的存在。

　　[2] 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12 年第1 期。

　　[3] 陈椽：《茶业通史》，P22-P34，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4] 韩旭：《中国茶叶种植地域的历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

　　[5]《中国马驴品种志》编写组：《中国马驴品种志》P2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6] 陈椽：《茶业通史》，P22-P34，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7] 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12 年第1 期。

　　[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列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

　　[9] 王尧：唐蕃会盟碑疏释，《历史研究》，1980年04期。

　　[10]（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中华书局，1975年。

　　[1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中华书局，1975年。

　　[12] （唐）李肇、赵璘著：《唐国史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一元祐元年》，中华书局，2004年。

　　[14] （宋）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五龙眠画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志第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马政》，中华书局，1985年。

　　[16]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志草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熙寧八年》，中华书局，2004年。

　　[1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志第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马政》，中华书局，1985年。

　　[19]（明）宋濂撰：《元史卷一百一志第四十九兵四站赤》，中华书局，2011年。

　　[20]（元）《经世大典》，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站赤》，中华书局，2012年。

　　[21] 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12 年第1 期。

　　[22]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茶法》，中华书局，2015年。

　　[23]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茶法》，中华书局，2015年。

　　[24]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茶法》，中华书局，2015年。

　　[25]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茶法》，中华书局，1976年。

　　[26]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茶法》，中华书局，1976年。

　　

　　图 / 茶马古道全路体系

　　二、茶马古道的空间范畴

　　1.线路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茶马古道的具体线位走向无疑是其空间范畴研究的核心与主体。由于古代文献中一般只会记载茶马互市贸易体系中，茶叶和马匹的大致产地以及茶马贸易的地点，而对“茶”和“马”运输的具体线路并没有详尽的记载，所以笔者采用以下三个步骤来推测茶马古道的大体线路走向：

　　（1）根据历史文献研究确定“茶”、“马”的产地和互市的地点。由于每个朝代的茶叶和马匹的产地都不是唯一的，所以将不同的茶叶和马匹产地与其各自的交易地点对应起来是本研究的关键。

　　（2）通过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古地图等资料，尽量还原各组商品产地和交易地点之间的交通运输节点和具体线位。一般来说，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长距离道路多是级别较高的官道（或者说驿道）。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古代官方修建的道路交通系统往往具有多重功能和较强的空间稳定性，特别是在地形崎岖的西南山区，修建道路难度极高、工程量极大、可选择的道路线位又相对有限，所以传统的官道往往要承担人员和文书往来、物资运输、军队调动甚至民间的贸易活动等多重功能，不同朝代的道路线位也基本重叠。

　　所以笔者认为茶马古道的道路系统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官道系统在小比例尺地图中大致走向是基本一致的。本文以信息较为丰富的明代文献为主干材料，同时参照其他朝代各类文献，复原历史上茶马古道线位走向和重要的节点。

　　（3）利用实地踏勘收集的资料和文物保护单位档案中的遗产点空间数据对历史文献研究获得的茶马古道线位进行校验、综合分析与调整，最终获得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线位走向结论。

　　2.川陕甘线与青唐线

　　从唐代开始，茶马互市贸易中茶叶的主要产地就集中在汉中和四川盆地一带，而青唐、河曲一带是优质战马的传统产地，《新唐书》记载“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1】。赤岭就是今天青海湖东岸的日月山，甘松岭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北宋时期，“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2】。明代，“陕西茶马司有三，洮州卫、河州卫、西宁卫各一”【3】。洮州位于今甘肃临潭东，河州位于今甘肃临夏，西宁卫即今青海省会西宁。可见，连通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的“川陕甘线”和“青唐线”为茶马古道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线路。

　　以明代为例，川陕甘线的主干道，以成都府锦官驿为起点，经新都县、汉州（广汉）、德阳县、罗江县、绵州（绵阳市）、梓潼县、剑州（剑阁）、剑门关、昭化县、利州卫（广元）、朝天驿、沔县、汉中府，经连云栈至凤县和宝鸡；【4】然后经凤翔府（凤翔）、汧阳（千阳）、陇州（陇县）、清水县、秦州（天水）、然后沿渭水河谷至宁远县（武山）、巩昌府（陇西），再由临洮府（临洮）、和政驿（和政）至和州【5】，沿湟水河谷经碾伯所（乐都）至西宁卫，再由青唐线入藏，直达拉萨。

　　川陕甘线另有一条支路，在利州卫（广元）与主路分开，西北至文县【6】、阶州（武都）、宕昌驿（宕昌）、岷州卫（岷县）、洮州卫（临潭东），再经洮水河谷至狄道（临洮）与主路汇合【7】。

　　

　　图 / 茶马古道——川陕甘线

　　青唐线主要指的是联系藏区内部青海和西藏一带的线路，为唐代时就已经开通的唐蕃古道的一部分，由于藏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聚落体系和交通网络一直较为稳定，所以笔者认为，从唐至明，青唐线的线位走向并无明显变化。

　　

　　图 / 唐蕃古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历史文献和多位学者的研究，唐蕃古道从今天西宁开始的路线为：绥戎城(今青海湟源)、定戍城石堡城、赤岭(今日月山)、树墩城(今青海察罕城)、莫离驿(今青海恰卜恰)、大非川(今青海大水河)、那禄驿(今青海大河坝)吐蕃界、黄河渡、众龙驿、牦牛河藤桥、列驿、婆驿、悉诺罗驿、鹘莽驿、野马驿、阁川驿(今西藏那曲)、蛤不烂驿、突录济驿(今西藏羊八井)、农歌驿、卒歌驿、勃令驿罗些城(今西藏拉萨)【8】。

　　

　　图 / 茶马古道——青唐线

　　3.川藏南线和川藏北线

　　唐代时期，松潘附近的甘松岭就已经是互市贸易的重要地点。南宋时期，在黎、叙等州设场易马【9】。明代“从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流通茶叶的地方五千多里。山后归德等州，西方各部落，无不以马交换。……天全六番司人民，免除徭役，专门蒸制乌茶交换马匹。”【10】清代一度沿用明朝旧制，施行茶引制度，管理茶叶贸易“其（川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藩厅者，曰西南边引；行销邛州者曰印州边引。”【11】可见将四川的茶叶运输到康定、松潘、邛州一带进行茶马互市是川藏线上的重要贸易组织形式。

　　以明代为例，川藏南线以成都府为起点，经崇庆州（崇庆）、邛州（邛崃）、名山县、雅州（雅安）、【12】天全六番招讨司（天全）、至打箭炉（康定）后分南北两路：南路经雅江、理塘、巴塘至磨儿勘招讨司（芒康），【13】再通拉萨；北路经蔡隆刀（炉霍）、朵甘思招讨司（甘孜）、江达寺（江达），再通拉萨【14】。

　　

　　图 / 茶马古道——川藏南线

　　川藏北线历史上又称“松茂古道”、“西山道”，主要连通松潘、甘南、阿坝草原和河曲地区等传统优质战马产地，地位重要。该线路从成都府出发，向北经郫县、灌县（都江堰）、汶川、茂州（茂县）、到松潘卫（松潘），再通过若尔盖到达红原、甘南等地；另有两条支线，一条从汶川、理县到阿坝，另一条从卧龙、小金到打箭炉（康定）连接川藏南线。

　　

　　图 / 茶马古道——川藏北线

　　4.滇川线

　　文献记载中，四川和云南之间的交通路线始于秦代所开之五尺道，汉武帝时经略西南夷，又开灵关道，并发蜀兵扩修五尺道。五尺道和灵关道奠定了滇川之间的交通线路体系的基本格局。以五尺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滇川东线，主要连通川东的重庆、宜宾和滇东的昆明一带；以灵关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滇川西线连通四川中西部的成都、西昌和滇西的大理一带。

　　滇川线最早的兴起不是因为茶马贸易，但是，自北宋开始就有中原王朝向云南地区购马的记载，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番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15】南宋时熙河路和秦凤路领土大量丢失，西北购马困难重重，遂转向滇黔等地购马。《宋史》载，“市马分而为二，……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16】另一方面，云南本身就是茶叶产地，滇川之间的茶叶贸易始于何时，尚不清楚。

　　以明代为例，滇川东线的主要走向为从云南府（昆明）出发，向东北经曲靖、沾益州、乌撒府（威宁），分为两支，东线经七星关所、毕节卫、永宁卫（叙永）、纳溪至泸州；西线经乌蒙府（昭通）至叙州府（宜宾）【17】。

　　滇川西线从大理府出发，经镇南州（南华）、姚州（姚安）、会川卫（会理）、建昌卫（西昌）、越嶲卫（越西）、黎州、至雅州（雅安）、泸定一带【18】。

　　

　　图 / 滇川线甘洛青溪峡古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 茶马古道——滇川线

　　5.滇藏线

　　云南是野生茶树的发源地和茶叶的传统产地，但是由于唐宋时期云南地区并不在中原王朝的版图范围之内，也可能因为当时云南的农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所以早期关于云南的茶叶种植与贸易的记载，较四川和东南地区为少。但是由于位置邻近，云南和藏区之间的交通线路早已有之。前文已述，唐代开始，就有人通过横断山脉中的峡谷通道，将云南的茶叶运输到藏区。

　　根据《宋史》，“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寨求市马，……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可见大理曾通过滇藏线向藏区购马，转手卖给宋人【19】。根据《清史稿》，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在云南“北胜州互市茶马，令人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处所采运交易”【20】。可见滇藏间的茶马贸易并非个别的孤立事件，而是两地之间贸易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以明代为例，川藏线主要将勐海、普洱、思茅等地所产的茶叶，经威远州、京东府、云南驿（祥云）、剑川州，运输至丽江、永胜一带贸易，再通过横断山脉中金沙江、澜沧江河谷，经忠甸（香格里拉）、磨儿勘招讨司（芒康）至昌都运往藏区销售【21】。另有一条支路经永昌府、腾冲卫，通过怒江河谷，经察隅、泥池等地直接进入卫藏一带【22】。

　　

　　图 / 滇藏线云南驿茶马古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 滇藏线云南梅里古道 图片来源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档案

　　

　　图 / 茶马古道——滇藏线

　　6.滇黔线和水西线

　　从湘西，经贵州，进入云南的交通线，先秦时期就已存在。有历史学家认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大将庄峤就是经由该线路进入滇地，称滇黔线。明代，水西地区土司奢香夫人开水西龙场九驿，又称“奢香九驿”，联系贵阳府和水西毕节一带，并连通上文所述的滇川东线，称为水西线。

　　贵州本身就是马匹产地，《黔书》，“水西、乌蒙近于西，故多良马”【23】。南宋和明代都有关于中原在贵州购马的记载【24】。唐宋时期，川茶一直在茶马贸易中占据主流。在明代，湖南的茶叶也被纳入到茶马贸易体系之中，滇黔线就是湘茶西运的重要通道之一，湘茶可通过滇黔线，再经滇藏线或川黔线运输到沿边地区参与茶马贸易。

　　以明代为例，滇黔线从湘西的晃州（新晃）出发，经偏桥卫（施秉）、镇远府（镇远）、平越卫（福泉）、龙里司（龙里）、贵阳府（贵阳）、安顺州（安顺）、普安州（普安）、平夷卫（富源）、曲靖府（曲靖）、云南府（昆明）【25】、安宁州（安宁）、楚雄府（楚雄）、镇南州（南华），至云南驿（祥云），连接滇藏线【26】。

　　明代的水西线，从贵阳府出发，经龙场驿（修文县）、陆广驿（修文县六广镇）、谷里驿（黔西县谷里）、水西驿（黔西县）、奢香驿（大方县大渡河桥）、金鸡驿（大方县鸡场）、阁鸦驿（大方县响水小阁鸦）、归化驿（大方县双山归化），至毕节卫连通滇川东线【27】。

　　

　　图 / 滇黔线七星关古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 滇黔线关索岭古道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 茶马古道——滇黔线

　　

　　图 / 茶马古道——水西线

　　7.川黔线

　　前文提到，在南宋和明代中原王朝都曾购买贵州地区的马匹，其中一条路线就是川黔线。此外，明代湖南地区的茶叶，以及贵州遵义一带的茶叶都可以经由川黔线运输到川西地区，参与茶马贸易。洪武年间，就开始在四川成都、重庆、保宁(今四川阆中市)、播州(今贵州遵义市)等地设立茶仓，转运茶叶，支撑茶叶贸易体系的运转【28】。

　　明代的川黔线又称播州路，从贵阳府出发，向北经扎佐司、播州司、播川驿、綦江、重庆府、合州、顺庆府、保宁府至利州卫连通川陕甘线；另有一支路经蔺州、仁怀县、泸州、资阳至成都府，连接川西的茶马贸易体系【29】。

　　

　　图 / 茶马古道——川黔线

　　可见茶马古道是一个空间上遍布西南多个省区市，规模宏大的贸易网络系统，历史上对于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演变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注】

　　[1]（宋）欧阳修撰：《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列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一元祐元年》，中华书局，2004年。

　　[3]（明）程春宇辑：《士商类要卷之二九六陕西由凤翔府至临洮府路》，《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4]（明）黄汴辑：《一统路程图记卷一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四北京至陕西、四川路朝天驿西北分剑阁路》，《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明）黄汴辑：《一统路程图记卷三两京、各省至所属府水、陆路二五陕西布政司至所属府西安府西由各府至河州卫路》，《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6]（明）黄汴辑：《一统路程图记卷三两京、各省至所属府水、陆路二四四川布政司至所属府成都府北至龙州路》，《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7]（明）黄汴辑：《一统路程图记卷三两京、各省至所属府水、陆路二四陕西布政司至所属府巩昌府南至临洮璐》，《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8]（宋）欧阳修撰：《新唐书卷四十志第三十地理志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75年。

　　任乃强：《吐蕃地名考释》，《西藏研究》1982年第1~4期。

　　严耕望：《河湟青海地区军镇交通网》，《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497~606 页，中研院历史语言。

　　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12年第1期。

　　[9]（元）脱脱撰：《宋史卷一百八十四志第一百三十七食货（下六）茶（下）》，中华书局，1985年。

　　[10]（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盐法、茶法》，中华书局，2015年。

　　[1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茶法》，中华书局，1976年。

　　[12]（明）黄汴辑：《一统路程图记卷三两京、各省至所属府水、陆路二四四川布政司至所属府成都府西南至会川卫路》，《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3]祥符等撰：《炉藏道里最新考》，吴沛丰编辑：《川藏游踪汇编》，p391-p397。

　　[14] 祥符等撰：《炉藏道里最新考》，吴沛丰编辑：《川藏游踪汇编》，p390。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熙寧八年》，中华书局，2004年。

　　[1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志第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马政》，中华书局，1985年。

　　[17]（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之四旅途志第二陆路乌撒入蜀旧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8]（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之四旅途志第二陆路建昌路考》，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志第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马政》，中华书局，1985年。

　　[2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四食货志五茶法》，中华书局，1976年。

　　[21]范铸：《三省入藏站程纪云南入藏程站》，吴沛丰编辑：《川藏游踪汇编》，第6册p432-p436

　　[22] 这条线路，不见文献记载，但是在茶马古达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有一定数量的遗产点分布。

　　[23] （清）田雯《黔书卷三水西乌蒙马》，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24]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25]（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卷之四旅途志第二陆路普安入黔旧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26] （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一统路程图记卷一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五北京至贵州、云南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27]（明）黄汴辑：《一统路程图记卷二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一四南京至湖广、贵州、云南水、陆路南京至贵州云南西路》，《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8]（清）张廷玉撰：《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盐法、茶法》，中华书局，2015年。

　　[29]杨正泰：《明代驿站考》P131，《四川驿路分布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素材来源：清源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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