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一）：我在美国布朗大学的学习经历

【编者按】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我们希望，马戎教授的思考能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2005年7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望病榻中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1911－2009）。

2005年7月29日，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病榻中的钱学森先生时，钱老向总理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这是“钱学森之问”的由来。

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不是一个能够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我国的研究机构是否具有能够使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潜力、脱颖而出的机制。钱学森先生对于中国为什么没培养出顶尖人才的思考，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博士应当算是最高学历的高端人才。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重新组建综合性大学，一些大学开始恢复硕士和博士招生。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迄今已有30年，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新学”，开始创办新型小学，逐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到了1945年，西南联大等一批大学在抗战的恶劣条件下涌现出一大批现代科技人才，无论教师队伍还是优秀学生，可谓群星灿烂。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加上“文革”前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年发展，“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的确发人深省。

现在中国大学培养博士生的数量迅速增长，教育部制定的学校评估体制（是否有博士点，有多少个博士点）对此起到关键性激励作用。据说目前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但是必须承认，无论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理工医农等专业，我国大学与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21世纪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实力之争，实际上是人才、特别是顶尖高端人才之争。因此，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成为当前中国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议题。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在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的多年实践，比较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录取、培养、考核、答辩的各个环节，分析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大学博士生培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善提供一些借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推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向欧美各国选派留学生。我是1979年入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硕士研究生。198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在国内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这使我产生去国外学习的愿望。1982年秋季，我幸运成为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一、硕士生录取

美国大学的硕士生录取没有入学考试这个环节。要求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1）自己以往学习经历的各种证明文件、课程成绩单和英语成绩；（2）“学习与研究计划”，说明自己希望在美国大学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将运用这些知识开展哪些专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和应用性意义；（3）两封推荐信。各大学研究生院和相关院系根据这些材料进行录取。

国内的硕士生录取有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4门考试中的“政治”和外语由教育部统一出题（各为100分），两门专业考试由报考院系出题（各为150分）。考生根据本专业教科书和以前历届考题进行考前准备，专业考试范围仅限于本学科基础知识。

这种考试方法与中国大学本科生学习阶段即区分具体学科和专业有关。把这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美国大学要求申请者提交的“学习与研究计划”是相当个性化的。教师在阅读这些材料时，可以感受到每位考生的人生与学习经历、个人气质、思维方式和表述能力，可以考查考生对所报考学科的性质和使命究竟了解多少，可以预想一下这名考生的未来发展态势，看看他（她）是否具有成为一个优秀学者的志向和潜质。

国内硕士考生在入学考试准备时，复习的主要是本专业基础教科书和历届考题的“标准答案”。一些学生也许入学考试成绩并不差，但入校以后发现，其中不少人对学术并无兴趣，既没有读过文学社科类基础名著，也没有读过本专业经典文献，缺乏基础知识也没有学术志向，完全不知“学术”为何物。他们报考硕士的主要目的，就是文凭，使就业路子宽一些，收入高一些。

我们没有权利责备这些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小学时期几乎没有时间阅读“课外读物”，关注的只是考试，报考硕士的主要原因是本科生就业太难，他们希望得到文凭，而不是知识和能力。事实上，教育部也把扩大硕士招生作为缓解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措施之一。从一个国家发展教育、培养高端人才的长远规划看，这是极为短视的做法。

许多学生把报考硕士生、博士生和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写作当作一件件功利性的“工作”进行。他们备考是为了通过入学考试，选修专业课程是为了拿到学分，写论文是为了通过答辩和拿到文凭。每件“工作”的既定目标很重要，学习过程不重要，最后自己记住了哪些知识、有没有什么用处也不重要。拿到文凭后，如果找到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无关，他们可以把当年的教科书、专业书籍、学习笔记等作为不再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废纸统统扔掉。不少学生毕业离校前在校园贴小广告出售自己的教材、参考书和课程笔记。

布朗大学位于美国东北海岸的罗德岛州，1764年建校，是美国8所著名“常春藤联盟”私立大学之一，在美国大学的总排名在前20名左右，是一所招生规模不大但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15-16名教授、2名秘书、1名计算机室管理人员、1名图书室管理人员，在该校各院系中是规模较小的院系。记得社会学系1982年那届有9名新入学的研究生，其中2名美国人、2名韩国人、1名英国人、1名马来西亚人、1名孟加拉人、2名中国人、1名中国台湾人，我来自中国内地。据说这届是人数较多的，前几年每届不超过6个人。把当时所有在校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在一起，全系研究生只有30人左右。与当前国内各大学相比，这样的师生比不可想象，在中国教育部评估体系中恐怕无法“达标”。

国内各大学下属院系每年都有固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名额，这被认为是反映该院系学术水平和专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如果有一年名额没有招满，教育部就可能消减下一年的招生名额，或者在校内院系间进行名额调整，这是院长和系主任都不希望发生的“资源流失”。由于考生在各门考试中的成绩可能出现不均衡现象，例如专业课考试成绩好的考生可能外语不及格，所以每年在硕士生考试统一阅卷时，院系领导总要提醒阅卷老师们“手不要太紧”，尽可能让及格过线的人数多一些，这样各门都及格过线的考生人数才可能高于录取名额。所以教师们心里很清楚，这样的专业考试与判分是不严格的，考生们稍做准备就能得到一定分数。考试成绩公布后，对未来的考生如何看待硕士生入学考试和备考很难起到激励作用。

被录取的硕士生无论是在心理成熟度还是学术基础方面的差距极大，有的很优秀，有的“未入门”。这对课程教学和论文指导带来很大难度。正是因为许多考试成绩及格甚至分数较高的学生入学后表现不理想，所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招生名额中本校“保研”比例占三分之一(本校的“保研”依据是学生本科期间各门课程的分数记点和“社会服务”业绩，达到一定标准就取得“保研”资格，在随后的面试中决定最后的录取人选。北大社会学系报送硕士生的录取分数结构：课程记点占60%，服务与科研10%，面试30%）。201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学术硕士的招生名额为30名，其中本校“保研”学生为10名，外校本专业优秀生推荐“保研”学生（也经过面试程序）为10名，向社会公开招生的名额只有10名。教师们普遍认为，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相比，选修本系课程的成绩和其他大学本专业的学习成绩，能够更有效地反映学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学习能力。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每年研究生招生名额不固定，外国学生通常带着各类奖学金申请入学，美国学生大多自己交学费，有的学生可申请“助教奖学金”（Teaching Assistantship）。这些带着奖学金或者自己交学费申请的学生，看重的是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学术声誉。因此教授们只要保持并不断提高本系在学术界和美国社会中的学术声誉，就会吸引一定数量的学生报名，基金会也会保送学生，如果学术声誉走低，就会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这体现的恰恰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竞争精神。

美国布朗大学位于美国东北海岸的罗德岛州，1764年建校，是美国8所著名“常春藤联盟”私立大学之一。

二、“转校”的研究生

1982年我们这届新生入学后，彼此询问了各自的学习经历。有一名美国男生刚刚在纽约州的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1841年建校，2015年美国大学本科综合排名第58位）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尽管他在那所大学已经修完社会学全部基础课程，但他和我一样选修了这届硕士新生的全部课程，而且他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间都比我晚。我问他为什么重修这些课程，他在福德汉姆大学完成的课程学分和硕士学位为什么不能转到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并直接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他说除个别学校之间有合约外，美国大学不存在“转校”制度，他来布朗大学属于“重新申请”，录取后最多只允许转4个学分（美国大学一门课为1个学分），为了获得“常春藤”大学博士学位，他宁愿重修本系开设的基础课程。

在布朗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生资格，学生必须通过本系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布朗大学叫preliminary exam，有些学校叫qualification exams）。参加这一考试的前提条件是选修本系开设的“社会学理论”（一）（二）、“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这4门课程的成绩必须都在“B”以上。这4门课程属于社会学专业学科基础，不包括在“博士生资格考试”范围之内。其他大学的社会学基础课程也许名称与布朗大学开设的课程相同，但是教学内容和深度存在差别，所以在其他学校选修这4门基础课程的成绩和学分不可转。虽然这名学生在其他大学已获得硕士学位，但只免除其硕士论文写作这个环节，在选课和参与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各项要求方面，他与新入学的硕士生完全一样。

布朗大学下属各院系开设课程的内容与教学效果与一般大学相比可能存在差距。因此，要求来自外校的硕士生必须在本校重修硕士基础课程，这是保证博士生质量的重要一环。

国内大学文科专业通常没有此类要求，只要硕士学习的是相邻专业甚至跨学科跨门类，都有报考某专业博士生的资格，理工科、医科的硕士生可报考文科博士生。同时，国内大学的录取院系只有博士生入学考试这一个真正的考查环节。国内博士生入学考试有3门（外语、两门专业考试），由于考试形式和时间（只有闭卷课堂考试）的限制，两门专业考试试卷所涵盖的内容有限，不足以全面了解考生的专业学术基础。因此，无论哪个专业背景的考生，只要把所报考专业的教科书背熟，熟悉前几届考题答案，就有可能顺利通过博士入学考试的笔试，这是我国许多硕士生未修相关课程就敢于报考非本专业博士生的主要原因。这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们看来完全不可思议。

三、研究生的选课

布朗大学各院系每学年指定（或推选）一名本院系教授作为该学年研究生指导教授（graduates supervisor）对学生选课进行指导，学生填写的选课单需要这位教授的签字，才能由系教学秘书正式上报研究生院备案。按照学校的常规，每个研究生一学期通常只能选修4门课。每门课程一周的阅读量都很大，选修4门课，除了周末睡个懒觉外，是完全没有休息时间的，通常都要阅读到深夜。

但是回想起来，我从大量的文献阅读中得到极大收获。教师提供“课程大纲”的主要内容是每次上课讨论的主题和阅读书目，其中部分是专著章节，更多的是学术期刊的经典论文。每次上课之前，学生需要预先阅读“课程大纲”指定的3-6篇期刊论文或专著章节。这样算下来，一学期12周上12次课。一门课的阅读总量就有40-50篇论文，4门课相加是个很大的数目。

通过几年学习期间大量文献的阅读，不仅可以使研究生了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重点领域的核心议题、各专题的经典研究案例，还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论文写作规范，再加上各门课程期末论文的写作和老师的批注与评议，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础性学术训练。

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生课程，一是教师在课程大纲中提出的阅读书目通常较少，二是即使教师提供书目、学生除了需要自己在课堂上进行介绍的那部分文献外，对于其他大多数文献一般不去阅读，只是在课堂上听教师或其他同学介绍。这样的阅读量完全无法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课程相比。由于国内大学每届研究生招生数量较多，通常是几十个人同班上课，所以教师不可能对每个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考查。

在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三个人即可以开课，通常选同一门课的研究生为3-8人，教师在课堂上随时点名让学生对指定阅读文献进行评议，如果答不出来，在全班同学面前会十分难堪。尽管做不到对指定阅读文献仔细阅读，但是学生一定会提前浏览一遍，记住各篇要点并对教师可能的提问做些准备。

国内大学对硕士生每学期的选课数目没有明确限制，也没有设专门的教师对学生选课（尤其是新生）进行指导。据我所知，有的硕士生一学期能够选9门课。他们考虑的是尽快拿到院系规定的全部学分，以便在后期阶段可以联系校外单位实习，为自己毕业后的就业做铺垫。考虑到学生的就业困难，研究生院没有硬性规定，导师也不便对学生的选课和校外活动过多干预。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学习为三年，有的硕士生一年左右就拿到了毕业所需的40学分[大多数专业课2学分，有些课程（如高级统计方法）4学分。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要求选修总学分18个学分（其中英语2-4学分，政治3学分）]，这样密集大量的选课使学生迅速学够了要求的学分，但却无法掌握这些课程所要求的全部专业知识。

四、硕士学习的“提前分流”

由于自己英文水平很差，我在第一个学期睡得很少，全力应付各门课程的阅读和统计课考试。第1学期4门课的成绩一个A、两个A﹣、一个B＋，期末收到社会学系的一封正式信函，表示根据第一学期的表现，认为我有潜力在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争取攻读博士学位。同届的一名马来西亚学生，成绩是三个B、一个C，没有得到这样的通知信，在两年内修够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后归国。

其实进入硕士阶段学习的学生未必都有愿望和潜力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在硕士第一学期结束后，对学生的学术潜力给一个评价，是一种很负责任的态度，等于对全体硕士生进行一个“提前分流”。对一些学习相对吃力的学生，系里明确告知不必考虑继续读博士，学生可以提前考虑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对那些显示出学术潜力的硕士生，院系的这一评价，可使这些学生在此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以博士生的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多选修课程，更刻苦地阅读文献和认真撰写课程论文，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关注学科前沿动态，这绝对有助于学生在硕士课程学习过程中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后的博士学习做好准备。我在硕士生两年学习期间选修了17门课，远超出硕士学位8门课的最低要求。

中国大学的硕士学习阶段没有这样的制度。许多硕士生在学习期间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就业目标并不明确，对自己的潜力也缺乏判断。有的硕士生出于对就业前景的判断，直至毕业前不久才最终下决心考博士。由于前期学科基础并没有打好，他们在博士入学考试时成绩很难理想，即使侥幸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也极其吃力。

五、硕士论文的写作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硕士学习没有明确学制，通常为两个学年，硕士生在第一学期通过与教师沟通确定论文指导教师。从第二学期开始，指导教师对学生提出选课建议，讨论论文选题。学生通常在第三学期完成论文初稿，在第四学期根据教师建议修改论文。如果学生已确定参加本系博士生资格考试，在第三和第四学期继续选课，指导教师对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因为导师和学生都把硕士论文设计和写作过程看作未来博士论文的某种预演。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课表中有一门课（“reading and research”）由指导教师每周一次与研究生定期交流讨论，时间约为一到一个半小时。学生汇报本周阅读的文献，回答导师的问题，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后主要对论文框架和内容进行讨论。这门课程计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相当于正式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所以，教师对学生论文的指导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很大。这种制度化的“一对一”深入指导，对提高学生的专业学术水平和论文质量十分有效。

而在北京大学，教师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不计入正式教学工作量，学校人事部门、研究生院不予统计，只是教师所属院系在年终计算本单位奖金时会适当考虑。因此，教师在指导研究生方面投入多少精力和时间，完全取决于教师个人意愿，学校层面缺乏鼓励机制。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不安排答辩，由系学术委员会指定教师审读论文，如一致认为达到标准，由两名教师签字后上报学校管理部门，夏季毕业典礼时发放学位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对就业有帮助，但是对计划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而言，仅仅是取得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条件而已。据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朋友介绍，近来美国大学硕士学位教育越来越简化，完成学分后需写一篇论文，但要求不高。如果在博士项目中，学够要求的学分即可得到硕士学位。

相比而言，国内大学对硕士论文的要求更严格一些，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习为三年，通常导师会要求学生开展一定规模的田野调查，而且有十分正规的论文答辩程序。

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路。国内大学把硕士看作具有一定学术训练的专业人才，美国研究型大学更重视博士阶段，把博士作为高端专业人才（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培养，硕士只是博士的“预科”，硕士学习实际上是未来博士生的筛选审查期，有两年时间就够了，被淘汰的学生以硕士学位毕业并在社会上就业。目前国内不少大学把硕士学制调整为两年，把重点放在博士生培养上。

六、博士资格考试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恐怕终生都对当年的博士资格考试难以忘怀。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资格考试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本系社会学系开设的4门“专业基础课”的成绩都在“B”以上，二是具有本校（或限定的其他学校）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学位。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每一位文科研究生，如考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都有一段继续选修课程、为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做准备的阶段，通常在一到两年之间。在此期间仍然在研究生院注册，身份是“研究生”（graduate student），交纳学费并享受研究生待遇。

国内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阶段，硕士生获得学位后必须离校。如果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生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硕士学习最后一年的答辩前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二是离校后自学备考。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能够使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选课学习，为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和今后学习打下更坚实的学科基础。这两种体制方面的差异对于录取博士生的质量有很大影响。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每年组织两到三次博士生资格考试，具体时间由系学术委员会根据报名情况和教授们的活动日程确定。考生在报名时要申报自己的“主修”和“副修”专业方向，因为会根据考生申报的“主修”和“副修”分别出题。我当时选择的主修是“人口研究”，副修是“城市研究”，这是导师向我提议的，也与我在硕士学习期间的选课结构相关。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资格考试包括4个部分：（1）闭卷考试，（2）主修开卷考试，（3）副修开卷考试，（4）口试。闭卷考试为两个半小时，考虑到我的母语不是英语，特别允许我延长了半小时，从两个半小时延至三小时。

主修开卷考试形式很简单，每个考生的题目各不相同，由考试委员会秘书给考生一张试题卷，上面有4道大题，学生从中任选两道，限定的答题时间是48小时，可以回家或在图书馆里完成，但不许向其他学生咨询。要回答好这两道试题，实际上要求考生系统地掌握主修专业的知识体系，对相关经典文献十分熟悉。记得我当时选的一道题是“试论述生育率与死亡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回答这道题涉及三个部分，一是生育率研究的发展脉络，二是死亡率研究的发展脉络，三是把生育率和死亡率联系起来研究的文献综述和主要观点评议。我对这道题的答卷大约有14-15页英文，摘引的文献必须是原文并做规范注释，答卷后面附有全部援引文献的详细目录。

副修开卷的考试难度低于主修，限定的时间是24小时，由学生在教师提供的3道题中任选两道。

博士资格考试通常延续三周。第一周周一上午闭卷考试，周二早上领取主修开卷试题，周四早上交主修试卷并领取副修开卷试题，周五早上交副修试卷。第二周学生休息，教师阅卷。第三周对考生分别安排单独口试。在考试前一周，考生向系里提交一个独立的调查设计方案，大约15-20页。在口试中，参加口试的教师小组对考生的调查设计方案进行提问，每人的口试约两个小时。这个调查设计方案通常是学生为撰写博士论文所设计的田野调查计划。我当时提交的口试调查设计方案，就是我计划在内蒙古农村开展的人口迁移与族际互动问卷调查的设计方案。

口试结束后一周左右，系里公布考试结果。这四项考试都顺利通过的考生，即正式成为本专业的“博士候选人”（Ph. D candidate），四项当中若有一项没有通过，在3个月内必须考第二次，而且四项内容要全部重考。在第二次考试的四项中如有一项没有通过，便取消继续学习的资格。有一个比我们高一届的韩国学生，在第二次资格考试失利后离校回国。

在我们那一届9名学生中，马来西亚学生两年即离校，其余的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都非常谨慎地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资格考试。在第六学期的中间，系里组织了一次资格考试，留下的8名学生中有4人报名，除我之外的另外3人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孟加拉国。那位美国学生现在是康奈尔大学教授，英国学生本科毕业于牛津大学，现在是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孟加拉考生的英语很好，来布朗大学读书前是该国大学的统计学讲师。我报名时觉得自己和孟加拉学生相比可能有少许优势，但面试那天，清晨入考场前，临时得知孟加拉国考生突然退出，这给我带来极大压力，甚至考虑过我是否参加下一次考试。

由于“文革”和插队等原因，我得到机会来美国读书时已经年龄较大，希望尽快获得学位回国，这也是我参加第一次考试的主要原因。当时犹豫片刻，觉得自己既已报名，唯有破釜沉舟。所幸最终顺利通过。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自认为不是侥幸。自1984年5月获得硕士学位到1985年4月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这一年内我几乎全力做准备。我所做的努力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两个学期我只选修了5门课，而不是通常的8门课，以此保证复习时间，这5门课都与我计划申报的主修和副修相关；第二，我把主修和副修专业核心课程大纲所要求的全部阅读文献重新读了一遍，其中一些当时选课时没有全文复印的论文也全部复印补齐，并按具体专题把所有重要文献的主要观点做了详尽分组卡片，摘录核心段落并做规范注释，以便开卷考试时迅速引用，不用到浩如烟海的论文堆中查找；第三，我把1984年以前5次博士生资格考试中人口学主修全部开卷试题找到，严格按照考试格式要求全部重做一遍。这样既可以把重要专题的理论发展脉络和经典文献加以系统梳理，也熟悉了答题的规范格式和时间把握。

我至今仍然特别感激的，是我的导师Sidney Goldstein教授把我做的这5套答题仔细看了一遍，并有具体批示和建议。他是美国人口学界的资深教授，70年代曾任美国人口学会会长、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一直担任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他对这些答题的批阅大大提高了我参加考试的信心。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淘汰率是较高的，进入硕士课程的一般有四分之一拿到硕士学位后离校，剩下的学生有三分之二在其后一到两年期间先后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其中大概四分之一没有通过考试而离校。在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学生中，约有四分之一最终没有答辩而放弃学位，淘汰率很高。放弃答辩的原因各不相同。美国学生通常没有奖学金，如果家庭不提供资助，通过资格考试后只能“半工半读”为自己挣取学费和生活费，如果拖的时间较长而且工作稳定，有的人会放弃学业。有的学生由于在选题和论文思路上与导师发生重大分歧而放弃，有的因为导师退休或调到其他大学，沟通不便而放弃。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近几年的研究生培养情况：2011年硕士毕业3人，博士毕业5人；2013年硕士毕业3人，博士毕业9人；2014年硕士毕业12人，博士毕业9人；2015年硕士毕业6人，博士毕业4人。2011-2015年平均每年毕业硕士6名，博士6.5名。2011-2015年该系教师为19-22人，都可以指导博士生，以20人计算，教授年人均毕业博士0.3名。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2015年期间约有40名教师，其中博士生导师18人，平均每年毕业硕士85.4名，博士21.2人，导师年人均毕业博士1.2名，是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4倍。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有些院系和其他大学导师年人均毕业博士人数还要高于社会学系。

在布朗大学成为“博士候选人”后，系里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委员会通常由3名以上教授组成，其中至少1名来自其他院系，以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视角，其他成员来自本系，委员会由主要导师担任主席。

七、博士生的课程要求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认为：“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可称为兼取欧美的培养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中国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导师指导小组的作用，对课程的要求也介乎欧美模式之间，既不像欧洲博士生那样通常无需修课，也不像美国博士生那样要修大量的学分。”

其实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实情。美国学生在博士生期间的修课任务并不重，主要课程在硕士学习期间和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修完了，只需要根据博士论文选题特定领域的要求选修本系或其他院系的少量课程。以我在布朗大学的学习经历为例，我在硕士学习两年期间修了21门课，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一年期间修了5门课，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后的一年半期间，只修了两门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博士生学习期间要求修18个学分（约9门课，其中包括政治课3学分和外语课4学分），明显多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要求。

八、博士论文的研究设计报告

尽管在博士资格考试中口试环节的主题是“调查设计方案”，但是真正的博士论文研究设计报告（dissertation proposal）无论在篇幅上还是深度上都要远超口试答卷的内容。

以调查数据信息（如问卷调查、社区调查、抽样系列访谈等）为基础分析资料的实证性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在结构上通常有以下几个部分：（1）导论（说明选题原因、学术价值和应用性意义）；（2）相关选题研究文献综述（对主要经典文献、研究脉络、核心观点进行梳理，指出已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3）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和需要以实证材料验证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模型；（4）方法论讨论（具体调查方法、访谈提纲、样本规模设计、调查问卷、抽样方法等，以及对这些方法利弊的讨论）；（5）介绍调查过程和样本整体结构；（6）调查数据分析，假设检验及讨论；（7）研究的结论或讨论。

布朗大学的博士生在开展实地调查之前，必须在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完成论文研究设计报告。这一研究设计必须包括上述7个部分的前4个部分，从论文篇幅上讲，大约占论文最终稿的三分之一。记得我写的论文研究设计英文稿有60多页，附有调查问卷和抽样方法设计。在通过资格考试后，我用了约3个月时间在口试答卷的基础上修订完善这个研究设计。

根据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要求，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研究设计需要在全系师生午间研讨会上做正式报告，听取与会者的质询和建议，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指导委员会成员必须参加。报告会结束后，指导委员会和学生一起对报告会中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学生用2-4周时间完成修订工作。在修订稿的基础上，由指导委员会决定学生是否通过了这个环节并允许进入下一阶段（如开展实地调查）。

九、研究生出席学术会议

自我在1982年成为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至1987年春博士论文答辩期间，每年５月份系里都资助本系人口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出席在不同城市召开的美国人口学会年会，包括机票及会议期间旅店住宿费用，我一共出席了4次。对于初入专业的研究生来说，有机会出席美国顶尖人口学家汇集的学会年会，聆听会长的主题发言，出席各专题分组会，观察学者们在分组会上的对话与讨论，无疑是感受学术氛围、开阔学术眼界的最佳机会。而且研究生们可借此机会接触自己论文专题领域的顶级学者，当面请教并建立学术联系。

相比之下，国内博士生到其他城市出席重要学术会议的机会很少，主要是缺乏旅行资金支持。近期各学校设立项目，资助研究生出席学术会议。但是申请手续极为烦琐，获得资助的概率很低。这一问题已经受到关注。

十、博士论文写作与答辩

有关博士论文写作与导师指导方式，美国大学与国内大学相差不多。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课程“reading and research”，就是由指导教师每周与研究生进行定期交流和讨论，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写作。

1985年的夏天和秋季学期，我回国从事问卷调查和数据录入。在冬季返回布朗校园后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两次注册这门课。我的博士论文有13章，基本上每周完成一章的写作，与导师交流时交给他这一章的初稿，然后从他那里拿回上一章并听取他的修改意见。初稿上有导师许多批注，他不仅从专业方面提出修改建议，而且也改正我的英语语法错误。从1985年12月返回校园到1987年2月初正式答辩，我没有再选其他课，全力以赴地进行论文写作。

布朗大学的博士生没有固定学制，通常不超过九年，有人拖到第九年就放弃了。答辩时间由指导委员会决定，当指导委员会认为论文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准时，就组织正式答辩会。一次只安排1名学生，通常为3个小时，学生报告半个小时到45分钟，其余时间都是提问、回答和讨论。我的答辩会在1987年2月4日举行，除了指导委员会3名成员外，本系还有2名教授出席，但论文答辩书上正式签名的只有指导委员会成员。

答辩后，指导委员会对论文的进一步修订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学生完成修订后再次上交论文，通过后由社会学系上报校学籍管理部门。学籍管理部门收到修订文本后，给学生提供一封正式证明信，表明这个学生已通过答辩，可以博士学位获得者合法身份申请工作。因此答辩时间对学生就业的时机影响不大，答辩通过后下个月即可以学校证明信申请教职或其他工作。无论何时答辩，正式学位证书在每年5月下旬的全校毕业典礼时统一发放。

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没有固定学制，论文何时达到了要求，就何时安排答辩。学校不提供宿舍，奖学金也不与学制挂钩，这样导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论文选题的实际情况，比较自主地安排论文选题的社会调查、论文写作和答辩的具体时间表。（待续）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原题：“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应当如何改进”。略去部分注释和全部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发。）

【编者按】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我们希望，马戎教授的思考能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北京大学西校门。 东方IC 资料

一、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录取

前面已经提到，国内研究生培养体制没有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校学习、准备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习阶段。因此，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性质不一样，学生准备考试所做的准备，在投入时间和精力的程度上差别很大。很显然，美国申请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学术取向上都要明显强于国内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学生。

长期以来，国内大学博士生录取经由统一闭卷入学考试，如本科、硕士生入学考试一样，教育部规定了具体考试时间。博士入学考试有3门，以北京大学为例，外语由本校外语学院教师统一出题，另外两门专业考试由本学科教师出题。博士入学考试的形式和专业试题在性质上与硕士入学考试相似，存在的问题也大致相似：（1）“一卷定终身”“录取分数线一刀切”，学生在闭卷考试中的临场表现决定了考试成绩和是否录取；（2）考生主要根据本专业教科书和以前历届考题备考，尤其是那些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其他专业的考生，基本上通过死记硬背教科书备考。

“无论硕士和博士生招生，都有统一的课程考试，相关部门划定统一的录取分数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师没有多少招生权”。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招生专业之一是“民族社会学”（民族关系研究），有些求知欲很强、专业基础不错而且精通母语文的少数民族考生，我很想招收，但是他们因为外语考试只比研究生院规定的录取线低了几分就无法录取。另外有些学生三门考试成绩都及格，但对具体专业领域缺乏理论基础和感性认识，教师指导起来很困难。导师没有招生选择权，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多年任教经历中最感无奈的一件事。

近几年北京大学一些文科院系开始试行新制度，在外语成绩合格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面试录取博士生，这是非常有益的改革尝试。但是一次面试便决定博士生的录取，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复杂严谨的“资格考试”有很大差别。

从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角度看，教科书与经典文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读物。教科书是把学界公认的已有知识内容汇编进一个体系里，分章节来介绍相关知识的主要内容的一种著作。学生阅读教科书可以获得一个知识体系的基本轮廓，未来在写作和研究工作中也可以援引和借鉴这些知识，但通常处于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准，而且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可能受到教材编写者水平和自身悟性的影响出现偏差。经典文献则呈现了大师们的探索心路和论证过程，当读者阅读经典文献时，实际上是在跟随大师的心路足迹重温他们的知识创新之路，读者可以学习和领会他们的观察角度、思维方法和分析逻辑，学到一点灵气和悟性。换言之，不仅仅可以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在努力学习他们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只有认真系统地阅读经典专著，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并不反对学生看教科书，但是我认为教科书的唯一作用就是学生备考，以及偶尔查找一些基础信息如某学者生卒年月或某本著作出版日期等。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大纲提供的阅读书目，除了方法论和统计学的经典教材外，其余的理论和专业文献都是经典文献（专著章节或有重大影响的期刊论文）。博士资格考试的开卷部分，要求答题时有系统的理论思维并援引经典文献原文段落和出处，测试的就是考生对本专业经典文献的熟悉和掌握程度。这样的考试思路与国内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二、国内大学博士生培养过程的环节

有些人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制度是借鉴美欧经验，并根据国情制定出来的”。需要指出，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培养过程有几个美国大学没有的环节。

1.博士生综合考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在入校后第二年要参加“综合考试”。通常由导师提出两道大题，一个是对本专业某个经典文献的综述讨论，一个是“研究设计”，在题目发给学生一周后，组织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参加答辩式考试。专业方向相近的导师们从协作效率出发，往往把各自指导的博士生们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考试。北大的“综合考试”在形式上多少有些类似美国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但是形式与内容要相对简单得多，有的学生准备得比较认真，有些就不那么认真。

由于这些学生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已经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明确了指导教师，由学校统一安排了宿舍和奖学金等待遇，因此，在学习期间取消这一身份是很困难的，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出路，而且关乎导师声誉，所以北大社会学系从来没有出现哪名博士生没有通过“综合考试”的现象。由于几乎全体学生都能通过，教师们即使对学生的表现不那么满意，至多在考试中把话说得严厉一些，极少出现学生被淘汰离校的现象，所以，中国大学的博士“综合考试”完全无法起到美国大学“博士资格考试”的淘汰功能。换言之，在中国大学里，只要学生通过博士入学考试并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或早或迟总能顺利通过之后的各个环节、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2.博士论文开题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也有“论文开题”这一环节，通常在第四或第五个学期。由导师聘请3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对博士生提交的“开题报告”进行评议审核。这与布朗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设计报告”环节有些相似，但是听取报告的听众范围不一样。出席国内博士生“开题”活动的通常只有导师及请来的3位同行教师和同门学生，而且每次安排多名博士生在同一个半天内先后开题，每人介绍和讨论的时间有限。尽管参与的教师们在过程中也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但是博士生在随后的修订过程中会吸收多少，实际上存在很大自由度，有时使得这一环节多少带有“走过场”的色彩。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设计报告会”每次1人，时间一般为一个半小时，面向全系各专业师生，而且外系师生也欢迎出席，会上提出的问题通常十分尖锐，这使博士生在质询和讨论中有很多收获。在“研究设计报告会”后，导师会根据质询中提出的批评与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提出具体建议并监督学生对自己的调查设计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一修改有时会长达几个月，只要导师没点头，这个环节就没有结束。因此这个环节并不是一个“走过场”的程序，而是检验和提高学生“研究设计方案”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3.“预答辩”

通常在正式答辩前3个月举行，博士生提交论文初稿，由导师聘请3名教授（通常来自本院系）对论文初稿举行“预答辩”，导师可以参加预答辩委员会。在预答辩过程中，首先由学生简略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再由教师们轮流进行提问。在这一过程中，导师、参加“预答辩”的其他教授和答辩学生之间可以开展深入的交流，讨论这篇论文如何进一步改进的思路和方法。国内大学的“预答辩”环节，对于发现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提高论文质量是有帮助的。

美国大学没有这个环节，通常博士生的指导委员会认为论文达到了期望的学术水准后，就组织安排正式论文答辩。对论文写作的时间也没有固定要求，有时可长达多年，什么时候导师满意了，什么时候安排答辩。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学制为4年，但根据实际论文的质量和进度，也允许提前或延期。但是导师和学生通常都按照4年学制安排选课和各学习环节，一般在第四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按照校研究生院的日程要求安排答辩。

4.发表论文要求

在申请正式答辩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要向研究生院提交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两篇（有的大学要求三篇）学术论文的证明。一些学者指出：“不少‘985’和‘211’高校，一半以上的SCI数量是由博士生完成的。因此，高校要在SCI上竞赛，就会将压力直接分解给博士生，使之成为博士生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一道关卡”。这是中国典型的“硬性评价指标”导致的制度设计，与这一要求对博士生在校学习和论文写作的影响相比，大学校长们更加关注本校评估成绩，因为这与政绩及升迁密切相关。

美国研究型大学没有这一要求，原因很简单，美国学术期刊数目很少，如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一共只有十几种专业学术期刊，每期刊登5-8篇学术论文，教授们要在这几个杂志上发表论文都困难，博士生能发表更是罕见。

国内南京大学的中文CSSCI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有500多种，国内期刊登载的论文篇幅不长，通常一期可登几十篇文章，所以全国在校二十几万名博士生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这难免带来其他问题：一是为了帮助学生发表论文，及时答辩毕业，导师往往要动用自己的关系向杂志推荐。这些杂志在接受学生论文时，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论文质量，还要考虑导师面子，甚至成为杂志向导师个人索稿的条件；二是一些杂志向学生收取“版面费”，这完全违背学术期刊的性质。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仍然在校接受基础专业学术训练的博士生很难写出有真正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因此大多数论文或者是文献综述讨论，或者是简单个案描述，这样的论文发表经历对于培养学生的严谨学风和创新性思维是害处多于益处。

5.论文匿名评审

在组织正式论文答辩之前，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要求各院系组织对博士论文进行匿名评审，评审专家为5人，其中2位选自校外。匿名评审结果上报研究生院，各环节全部审查通过，由研究生院批准组织论文答辩。理论上匿名评审专家应由系里聘请，但是由于博士论文的选题范围就学科而言涵盖面很宽，每篇论文选题十分具体，实际上这些评审专家还是由导师建议。对于论文选题最熟悉的权威学者，其实还是导师最了解，而且有时也只有导师出面这些权威专家才肯参加评审。某个大学的博士论文送到校外同行专家那里，一看选题几乎马上就知道是该校哪位教授的学生，所谓的“匿名”实际毫无意义。

美国大学没有这一程序，到了博士论文阶段，论文选题应当是本专业最前沿的研究课题，而且与导师专长的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把导师和学生的名字隐去，从某所大学社会学系送出来评审的博士论文，其他大学的教授们一看题目就会知道作者是谁的学生，否则这些教授就不是熟悉本学科的真正专家。因此，匿名评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国内大学可以从客观效果出发，考虑今后是否需要保留“匿名评审”这一程序。

6.硕博连读

北京大学自2004年开始试行“硕博连读”制度。硕士生在第三学期末，由导师推荐，参加院系组织的面试。通过的学生自第五个学期开始转为博士生，为期4年。这样，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博连读”学生可在年内得到博士学位，而其余的学生则需要7年（硕士3年，博士4年）。这有点像美国大学硕士“提前分流”。但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国内的“硕博连读”不要求学生写硕士论文，直接转入博士学习阶段并着手考虑博士论文。“硕博连读”所缩短的学制时间就是硕士论文写作阶段。

美国研究型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培养没有省掉硕士论文，有一定道理。社会科学专业的理论探索、研究方法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是在课程阅读中要求学生全面掌握本学科各领域的基础经典文献，还是在课程作业写作中培养学生的理论逻辑思维和清晰表述，都是把学生逐步引入学术殿堂的必要步骤。尽管博士论文是学生掌握本学科知识体系和某专题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但是硕士论文可以被看作展示和锻炼这一研究能力的初期练笔。美国大学要求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选题必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这一要求必然推动学生去扩大自己的阅读和思考领域。

譬如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生育率研究，博士论文选题是人口迁移和族群互动，在这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对人口学的这两大核心领域（生育、迁移）的文献和经验研究都进行了系统梳理，拓展了知识面。这就像美国大学要求博士生选择自己研究专业的“主修”和“副修”，在博士资格考试中要展现自己对两个领域知识的系统掌握一样。国内“硕博连读”省去硕士论文这个环节，实际上忽略了这一点。

国内博士生培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学生的阅读和知识面偏窄。顾名思义，博士应当是博览群书、除了本专业外在其他相邻领域也具有广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型学者。国内有些学生即使写过硕士论文，但是博士论文并不变换选题，而是硕士论文的延伸。另一个现象是，一些博士在毕业后多年里，陆续发表的论文仍然长期集中在自己博士论文的相对狭窄的领域和专题，到大学任教后开设课程和讲课时引用材料也局限于自己博士论文内容和引用文献。

这些现象暴露的，正是学生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文献阅读和思考范围的狭窄缺陷，这样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大师级人才。

三、学位论文答辩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由5人或以上组成，其中至少2位校外专家。按照北京大学规定，导师可以参加答辩委员会，这样答辩委员会人数为6人。但有些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不允许导师参加答辩委员会，导师不仅没有答辩投票权，甚至不能列席答辩过程，以避免导师干扰答辩过程和结果。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每年大约只有5-9位博士申请答辩，时间可以安排在任何时间，由导师和学生商定。每次只安排一位博士生答辩，时间约为2个半到3个小时，学生介绍论文、委员会成员提问，学生作答，之后委员会成员讨论，时间相当从容。答辩结束后，导师将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各类问题与学生进行讨论，提出论文修订具体建议。一个学年内答辩的学生，都在该学年期末全校毕业典礼上领取证书。

国内大学博士生学习一般有明确学制期限，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习学制是4年，通常都在第四学年最后一个学期的6月安排该学年毕业学生集中答辩。由于每年约有20名博士生答辩，答辩委员会需要6人出席，所以通常由几位导师将他们指导的博士生安排统一答辩，相互参加各自指导学生的答辩。一个上午通常会安排好几名博士生答辩。由于时间紧张，有时论文介绍提问和回答甚至交叉进行，即一名博士生介绍了自己论文并听取了委员会成员提问后，退到室外准备自己的回答，此时下一名博士生进行论文介绍。由于介绍、提问和答辩时间过短，有时答辩委员会成员甚至没有充分时间提问，这就难免出现“走过场”现象。整体看来，国内博士生答辩过程时间与讨论深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四、博士论文抽查制度

鉴于国内博士学位论文整体质量不高，媒体和网络多次披露出学位论文剽窃抄袭等恶性事例，近些年来教育部定期组织博士生论文抽查和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奖励优秀论文，通报不合格论文，目的是通过奖优惩劣，起到一定警示效果。

美国各学会（如美国社会学会、美国人口学会、美国经济学会等）在年会上均会评选出本学科优秀论文，因为数量很少而成为学科内的殊荣。但是从来没有组织全国性博士论文抽查以发现不合格论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各大学下属院系和指导教师在监督学生的学风和论文规范方面十分严格，如果某大学被揭露出一篇抄袭的学位论文，便会成为学界的奇耻大辱，会对学校声誉和未来招生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20世纪80年代初布朗大学有一名美国白人硕士生被发现一门课程期末论文剽窃，被取消成绩，限令硕士毕业后离校，今后不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据后来了解，这名学生终生再也没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只能在其他行业就业。如果一名学生学风不正，教师在修课期间就能察觉，不会让其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如果学生学位论文的前期实地调查或文献调查结果不理想，很难完成高水准学位论文，自有导师严格把关。这是一部分学生始终没有被导师安排论文答辩、最后放弃学位的主要原因。

我国教育部为减少不合格学位论文而推行的定期抽查制度，是针对各大学论文答辩及之前各阶段未能有效防止不合格论文出现而采取的后期检查措施。由于被抽查的论文数量有限，学生时常心存侥幸，即使被查出，惩戒力度也不大。目前这一做法不妨持续下去，但是从这些年抽查通报的实际效果看，对提高我国博士论文整体质量的效果非常有限。如果我国大学能够从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体制中吸取经验，也许今后就完全不需要采用目前全面抽查“不合格论文”的做法。（待续）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原题：“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应当如何改进”。略去部分注释和全部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发。）

【编者按】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我们希望，马戎教授的思考能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综合上面的介绍与讨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如何提高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水平。

首先，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可以在学习阶段中设置多重环节来提高和考查学生的学术素养和能力，主要得益于其灵活的学制。正是灵活的学制使各研究型大学及下属院系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设置多重考查的门槛，确保那些没有学术前景的学生在通过这些门槛时被逐级淘汰，最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大多是具有真正学术追求、创新意识明确、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较强的优秀人才，保障了美国大学培养的博士生整体上质量较高。

再者，灵活的学制和有效的考查门槛持续督促学生们在学习和考试的各个阶段努力追求进步，并使学校和导师处在比较主动的位置，一方面确保了一个有效的淘汰机制正常运作，另一方面被淘汰的学生也难以把自己求学失利的任何责任推给学校和导师。

一、美国大学的灵活学制

美国研究型大学允许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学校，继续选课并准备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这个时间通常为一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学生交纳以每学期所修学分计算的学费，保留研究生学籍，享有免费使用图书馆和校内其他服务设施的权利。如同在硕士学习期间一样，学校没有为这些学生提供宿舍和生活费的义务，学生可以申请当助教、助研（名额有限）以得到减免学费和获得少许生活费的待遇，可以在校内（如图书馆）或“半工半读”挣钱交学费，也可以从校外其他渠道申请奖学金支持学业。获得全额奖学金的研究生，必须“全日制”学习，严禁打工挣钱。

在每个学年期间，各院系组织多次时间不定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在通过“资格考试”并正式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后，学生何时进行“论文设计报告”，实地调查和论文撰写需要多少时间，何时安排论文答辩，美国大学都没有明确时间表。每个博士生学习的专业方向不同，学位论文选题千差万别，选择的研究方法不同，有的属于文献研究，有的需要进行田野调查，有的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完成不同选题所需时间必然不同。唯有实行灵活的学制，才能保障学生和导师能够从论文具体选题涉及的调查与写作时间出发合理安排具体学习环节和答辩时间。

目前国内大学的管理体制是硕士生毕业后必须离校，不允许硕士生继续以研究生身份在大学选课并为博士生入学考试做准备。对博士生学习也有明确学制，社会学博士生学制在北京大学是4年，有的大学是3年。如果学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答辩毕业，就会牵扯到宿舍、奖学金、未来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使学生、导师和作为管理机构的研究生院都感到为难。虽然研究生院根据导师和所在院系的建议，允许个别学生提前或推迟答辩，但是延期答辩客观上对学生和导师都会造成一定压力。有时为了让学生能够及时答辩毕业，导师只能降低论文要求，即使答辩委员会有少数成员对论文质量不满意而投否决票，最终论文总能以多数票顺利通过，并使其在学制要求时间内毕业。

国内大学为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廉价宿舍和奖学金，没有硕士学位不能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获得硕士学位后必须离校。为了使学生的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在时间上衔接起来，学校允许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通常为6月）之前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3月）。通过考试并被录取者在下一个学年转为博士生。允许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参加报考博士，会带来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备考博士必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降低硕士论文的质量；二是如果学生已经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在硕士论文答辩时必然成为影响答辩委员会评议论文的一个因素，直接影响委员会的论文评议和结果，有些质量较差的论文因此获得通过。

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学生一旦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并被正式录取，在学制上注册为博士生身份，就明确了指导教授、由学校分配宿舍并申请奖学金等权益。一旦确定了这一身份，因为牵涉导师声望与师生关系、所在院系博士生名额、学生出路等一系列问题，在随后的“综合考试”等环节就很难淘汰了。事实上，许多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综合考试”环节从未淘汰过一名博士生。

二、实行灵活学制的条件之一：开放式的研究生住宿制度

国内大学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统一安排宿舍。图为2014年3月7日，北京，学生从清华大学紫荆公寓旁经过。视觉中国 资料

美国布朗大学只强制性要求学生在本科第一年必须住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学生宿舍，以便使学生适应中学毕业后离开家庭的独立生活方式，第一年以后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既可以租住学校宿舍，也可以在外租住。

位于校区内由大学管理的学生宿舍、研究生宿舍是经营性的，比校外租住的房租要贵很多[在我的印象里，20世纪80年代初布朗大学研究生中心（学校管理的宿舍）的3人合住公寓每人每月租金700美元；校区附近学生合租的私人公寓，租金每人每月100-200美元]，一般不设厨房，校区各种学生餐饮设施齐备。所以基本居住格局是，富学生住宿舍，穷学生在外租房。美国各大学校园附近都有许多不同档次的公寓专门出租给在校学生，形成一定规模和租金稳定的学生公寓市场。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独自或合伙租住在校外私人出租的公寓。这样，学生的学习计划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与导师协商安排，与学校宿舍管理完全脱钩。

美国大学的校内助教、助研等类奖学金根据资金来源由学校分配到各院系，数量有限，学生可向所在院系申请。但据我在布朗大学学习的经验，美国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没有奖学金，主要靠家庭支持或在外打工支付学费。(我曾目睹一位资深美国教授在课堂上很严肃地问一名迟到的美国女生：“你知不知道你父母为你这次课支付了354美元？”当时布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年学费为3.4万美元，可在两学期修8门课，每学期12周即上12次课，折合每次课的学费是354美元。那些靠自己打工交学费的高年级研究生极少缺课或迟到。)

外国学生多从本国或美国基金会获得奖学金，有能力全额支付学费、生活费、医疗保险等，这是外国学生被布朗大学接受的前提。学生根据自身家庭经济状况、校内外奖学金申请情况、本人时间安排（学生允许打工挣钱）考虑决定自己的学习时间表。这样的学籍管理体制使学校免除了对研究生经济状况的主要责任。

国内大学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统一安排宿舍，由于学生宿舍交纳的费用远远低于附近的出租公寓，学校宿舍被学生视为一项福利性权利（如北京大学两人间博士生宿舍1年收费仅1020-1050元，周边出租的公寓单间月租金2400元，两居室公寓月租金5200-6500元，即使两人合租也是校内宿舍费用的几十倍）。所以国内大学的基本居住格局是：穷学生住学校宿舍，嫌宿舍条件不够好的富裕学生在外租住。有个别学生在校外租住后，再把宿舍“出租”给外校旁听或备考的社会人员。

大规模学生宿舍楼建设与管理维修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和财政负担。同时，这项制度也刚性地制约了各校招生名额和学制。各院系承受了来自校方的压力，必须保证博士生按期毕业离校，这一制度迫使院系和指导教师必须按照研究生院明确规定的时间表完成博士生培养各阶段目标，这就使那些设计出的用来考查和淘汰不合格学生的各项环节在客观上失效。

美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灵活的学籍制度，每学期既可以按照“全日制”标准修4门课，交纳4门课的学费，也可以半日做工只修1-2门课，交纳相应学费并延长学习时间。实行这样的灵活学制，学校在经济上（宿舍、奖学金等方面）不会增加任何负担。

因此，中国可考虑参照美国大学开放的学生住宿制度改革国内大学的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这是使院系和导师更加灵活和有效地培养博士生、真正运行淘汰机制的重要条件。学校也可以把建设和管理学生宿舍的庞大开支节省下来，设立本校的助学金项目，用于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使他们可以在校外租房并维持生活。当然，这将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而任何体制在实行多年后必然产生强大惯性，这项改革必定面临各方面（学校管理部门、学生、家长等）极大的阻力。

三、建立灵活的招生机制，适当控制博士生招生规模

美国研究型大学各院系有大致的招生名额，不同学年视报名学生的整体素质情况和奖学金资源状况招生规模有所浮动，但总体平衡。

首先，各学科都有全国性学会如美国社会学会、美国人口学会。与其他专业行业实行自我管理的“同业公会”一样，全国性学会肩负着许多责任和组织工作，其中包括把本学科的学术骨干人员按照学科专业结构组织起来，主持召开学会年会和其他学术活动，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努力把握学科发展大方向，培养并保持本学科专业队伍的高素质，同时维护学术规范，惩处和清除不良分子，并积极为本学科专业人员开拓就业渠道。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根据各年度本专业博士就业市场的预测，控制好相应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如果某年大概新出现100个大学教职或薪资较优的专业研究职位，那么该年度毕业的博士不应超出120或130个。假如毕业200个博士，就会有一半的毕业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而转入自己不具竞争优势的其他行业，这不仅对这100名博士生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还会影响到本学科在就业市场上的声誉和未来招生的质量，同时对于宝贵的教育资源、教师和学生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而言都是极大的浪费。

因此，美国究竟有多少所研究型大学有社会学博士培养项目，每年根据就业市场状况应当招收多少名学生，全国性学会的领导群体头脑必须清楚，并努力以业内权威的角度与各大学相关院系协商调整。这样做是为了本学科所有从业人员的整体利益和发展前景，也得到各校资深教授们的理解和支持。各大学校长们只负责筹款和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在校内院系间分配学校资源（办公用房、教授名额、奖学金数额等），并不过问各院系具体的招生情况，研究生院只负责学籍管理和学位证书。

国内大学的学科硕士点、博士点是由挂靠在教育部的国家学位委员会评审设立的。在教育部对各大学的评估指标中，有没有和有几个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评估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教育部直属大学、主管大学的省（市、自治区）政府都非常注重这一指标，所以有些大学即使下属学科的学术队伍并不强，仍然千方百计地争取博士点“零的突破”并不断争取增设博士点。

国家学位委员会在组织对新申报的博士点进行评审时，是由其内部的学科组开展的，但是这样的分组有时包括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如社会学、民族学这两个一级学科曾在一个组，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4个二级学科，不同学科之间无论在理论传统、研究方法还有经典文献方面都存在差别。“隔行如隔山”，由非本专业的学者参与博士点评审，很难得到理想的结果。据说近几年教育部把博士点评审权下放到省市，由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很可能会降低评审专家的档次。但是，无论是教育部学科组评审，还是各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评审过程会受到教育部和省领导、专家自己所属学校领导等方面的影响和干扰，掺杂进来许多非学术因素。我国社会学博士点数量曾经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就与这一评审机制有关。

针对国内培养博士生质量下降现象，有人提出应大幅减少博士点数量和招生规模，引发激烈争议。我认为影响博士生质量的主要变量并不仅是招生人数规模的问题，体制改革的问题更为重要，我不认为由教育部以行政整顿的方式压缩研究生教育规模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2010年撰文提出的改善博士生质量的三条具体措施：（1）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2）在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3）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学术研究生收费，我十分赞同。

与国内由教育部主导研究生管理工作的行政化体制相比较，西方国家的全国性学会是独立法人，不受任何行政机构领导，活动经费靠社会捐赠和会员费支持，因此能够更好地排除学科外部的各种干扰，根据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调整博士点布局和年度招生规模。

四、建立真正能够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

推动国内学术界抄袭风气的因素之一，是教育部在大学评估体系中对学术论文数量的强调。图为2011年10月15日，长沙市，湖南高校师生在号召抵制学术腐败和不端的签名墙上签名。视觉中国 资料

在惩治和杜绝抄袭等违反学术规范行为方面，美国的全国性学会也十分有效。抄袭剽窃行为一旦被核实，学会公开宣布结果，当事人被逐出学会，所在的大学将根据这一结果做出非常严厉的惩罚，当事人如果是研究生将被开除，如果是教师将被解雇，终生再也不可能返回学术圈。

中国的全国性学会没有担负类似的职能，对抄袭、剽窃的举报通常呈报当事人所在学校，即使举报直接交到教育部，也会转给所在大学，把核查处理的权利下放到学校。由于校内出现违反学术道德的学生和教师将对学校的社会声誉和教育部评审结果有很大负面影响，因此事实上各大学领导都在极力庇护本校剽窃人，除非社会媒体或教育部施加很大的压力，大多数举报都是不了了之。此外，社会上甚至博士生群体对这种行为都有一定的容忍度(2008年9月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一直以来都令社会不齿甚至愤怒的“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39%和23%的博士认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这种处理机制和社会氛围使几任教育部长宣布对剽窃行为“零容忍”的表态变成一句空话。

现在网络信息丰富，要想从各类网站、电子出版物中获得信息，拼凑论文和著作极为便利。近几年一些学术期刊应用网络进行论文查重功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即使期刊编辑部查出“较高重复率”而退稿，因为结果并不公开，作者也不会在学术界受到任何惩罚。

总之，长期以来大学院系和教师对于学生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不严格把关，个别教师甚至自己也抄袭剽窃，而这些行为又极少受到严厉惩处，客观上使这些学术剽窃行为十分有效而且风险很小，这无形中给青年学生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推动国内学术界抄袭风气的因素之一，就是教育部在大学评估体系中对学术论文数量的强调。评估办法中最简单的就是采用一个可以量化和比较的指标体系，在国内外学术期刊（SCI、EI、SSCI、CSSCI）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近十几年来教育部对大学进行评估的主要指标。由于评估结果对大学领导们的升迁十分重要，同时评估排名向社会公布后对大学的声誉也有影响，所以各大学千方百计地增加本校师生的论文发表数量。校内院系评估指标中有单位师生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博士生毕业和博士后人员出站都有论文数量的要求，教师评职称有论文发表数量要求，研究生奖学金等级评定也参照论文发表数量。由于这些量化指标与师生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联，客观上迫使大学师生们努力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关注数量远超过质量。在这样的形势和氛围下，又缺乏有效监督与惩戒机制，不仅会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低质量论文，出现剽窃现象也不可避免。

如果把惩戒剽窃抄袭者的责任从教育部、大学校长转给全国性学会，有可能会更有效地加大查处力度。但是，如果不把现在评估指标体系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彻底扭转，剽窃抄袭和粗制滥造的现象仍会继续。

五、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创造创新性学术环境

与教育和研究成果评估机制密切相关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成果发表体系。现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类中文期刊表”列出了555种期刊。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收录了1800多种世界最重要的社科期刊（SSCI）。从期刊结构上来看，这两个体系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社会科学类中文期刊表”中有121种（占总数21.8%）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都是各大学学报或地方社科院、社科联主编的学术刊物，属于涵盖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这类综合性期刊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尽管投稿论文评审也会吸收论文相关专业学者的意见，但是综合性期刊的主编们各有自己的专业背景，不可能对其他专业的发展状况和前沿议题有高水平的判断，而主编和责编们在论文选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这一因素无疑会影响论文评审和选择的专业水准。其次，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通常更关注本学科专业期刊，而不是综合性期刊，愿意给本学科专业期刊投稿，与本学科同事交流，综合性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因此大打折扣。

对这些大学学报和地方社科院办刊物的数量进行压缩精简，也许是提高国内学术论文质量的选项之一。期刊总数减少，必然会提高论文筛选的进入门槛，提高刊出论文的学术质量。现在到“知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就会查到几百篇相关的期刊论文，仔细查阅后发现几乎没有几篇值得引用，既没有新的可靠数据信息，也没有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一现象对青年学生无疑起到极坏的示范效果。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社科期刊绝大多数都是各学科专业性的，通常由全国性学会或在本专业公认具权威性的某个机构（大学院系、研究中心）主办，吸收来自全世界本学科最著名学者组成编委会，作者群和读者群比较固定并集中于本学科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社会科学专业期刊每期通常约有200页，刊登6-8篇学术论文，每篇论文平均页数为30页，这些论文都有符合学术规范的完整结构、系统分析和学术创新点。国外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学者，编辑对投稿是否刊用的影响力有限。

与之相比，国内期刊每期约有120-250页，刊登10-30余篇论文，每篇论文约为5-10页。有些论文篇幅很短，结构不够完整，很难在对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研究数据或信息开展深入分析，必然限制论文的学术价值。期刊编辑时常要求作者压缩篇幅和减少注释，以求每期多发几篇，一些期刊向作者索要“版面费”。这些现象都说明，国内学术期刊的管理办法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进一步明确办刊宗旨，使之真正成为推动学术创新、发表优秀研究成果的高水准学术平台。

当然，国外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如对论文的结构与形式的要求过于“程式化”，如社会学期刊选登论文过于偏重复杂量化分析，一些研究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论文由于“理论化”程度低、研究方法“简单”而淘汰。由于复杂数据分析和模式检验让许多人看不懂，一些期刊实际上除了本专业人员外无人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社会的真实变迁，对本国的社会发展和政策制定影响有限。真正的创新研究必须脚踏实地、紧跟社会前进步伐，及时抓住新出现的重大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

我们要遵循学术规范，但是不能将其教条化。我们需要从国外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学习吸收成功经验，同时不能“食洋不化”，应当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

六、调整国内大学招生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照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模式，我国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建立以招收汉族学生为主的“普通学校”和以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学校”，民族学校以当地少数民族母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国家先后设立了十几所民族院校，专门招收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这些举措客观上造成我国大学汉族师生与少数民族师生之间存在“校园隔离”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现象。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对促进各族师生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十分不利。

尽管各国生活着不同的种族和族群，现代西方国家更加强调公民权而不是各族群的特殊权利，“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构建是同一的，如美国全体国民都属于“美利坚民族”，黑人等少数群体是“美利坚民族”内部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处理族际关系时，除了尊重少数族群的文化权益外，更加强调国家宪法和各族公民一律平等。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美国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制度，通过“平权行动”等立法推动“校园多样化”（campus diversity），积极吸收黑人等少数族裔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努力把最有才华的少数族裔人才培养为美国的国家精英而不是族裔领袖，这对改善美国历史上遗留的严重种族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6-2009年期间，以哈佛大学为首的8所“常春藤名校”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占招生总数的38%-42%，超过少数族裔在美国总人口的比例（31%）。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出身于哈佛名校的新一代黑人精英，在促进黑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对“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藏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0.47%，相比之下，近几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招收的藏族学生仅分别占两校招生总数的0.15%和0.19%。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培养，是促进少数民族发展、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的关键。各民族大学下属学科的专业水准无法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学校的整体专业水准和学术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发展。另外，少数民族博士生虽然人数已有一定规模，但是专业结构有偏差，主要集中在本族文字、本族历史等相对狭窄的人文专业，理工科和社会科学专业中的少数民族博士生很少。少数民族博士生集中在民族大学校园、集中在与本民族相关的人文学科，长期接受苏联模式“民族”理论的认同意识教育，客观上造成了年轻一代少数民族精英与汉族主流社会的多重区隔，这是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原因之一。

面对我国一些地区民族关系出现的严峻形势和少数民族青年精英在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加快调整我国大学中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已成为21世纪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增加各民族大学中的汉族师生比例，鼓励普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招聘吸收少数民族教师，增加招生中的少数民族比例，鼓励少数民族研究生报考理工医科和社会科学专业，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聘用少数民族博士毕业生，国家民委直属的几所民族大学转由教育部直接管理，等等。如果从现在开始积极推动这些工作，几年之内必见成效。

全文结语

从1979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生开始，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大学任教工作迄今已有37年，自1993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后，我先后指导了33名博士生。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研究生学习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大学29年的任教经历使我感触良多。我不是一个教育学专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教师，我努力从自己的学习和教学实践的感悟中思考如何改进和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培养工作。我希望本文介绍的信息可以对今后我国的博士生培养体系和方法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当然，我本人的经历仅仅限于文科，甚至可以说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和人口学专业，布朗大学不能代表美国其他大学，北京大学也不能代表国内其他大学，读者在阅读这些信息时切莫以偏概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但是，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确实需要改进。当前高度“行政化”的大学体制和以量化指标为主的教育评估体系对我国大学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钱学森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发的感慨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冲击。“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就是钱学森先生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制度的整体评价，其严重性是如何评价也不会过分的。

我在本文中主要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试图分析我国目前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今后可能的改进措施。这二十几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调查研究我国的民族关系问题，我称之为“保底”，就是无论如何要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决不能走上苏联解体之路，我认为那将是中国13亿各族国民的共同灾难；二是教育问题研究。我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全国6大行政区24县农村教育调查，进入21世纪后组织了民办高校、校办企业、中外联合办学、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企业与大学联合办学、双语教育等一系列调查项目。国家的责任必将落在青年一代的肩上，青年一代如何成长，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因此我把教育研究称之为“发展”。

一个“保底”，一个“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未来激烈国际竞争中的生死存亡和发展态势。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一度承受了难以诉说的世纪苦难，今天国家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居安思危，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

由于自己先后在美国学习、讲学多年，对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比较熟悉，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很关注，所以我时常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毫无疑问，中国与美国的发展历史和国情很不相同，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如何团结整合国内具有不同体质、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群体的历史任务，都需要加强全体国民心目中的国家认同意识。同时，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如何加快科技发展和学术创新，把本国人才培养成为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各项事业上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一流人才的历史任务。

大学制度创建于西方并已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美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2014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中美国人所占比例为47%，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学中，8所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能够从美国大学的体制和培养方法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学习才能进步得更快。（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原题：“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应当如何改进”。略去部分注释和全部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