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争的“第一”不只是牌子上的

□本报评论员 邵显亭

媒体近日报道，齐鲁工业大学拟与山东省科学院整合组建，暂用名“山东第一工业大学”，目标是冲击全国知名一流工科大学；而在此之前，泰山医学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省立医院拟整合，组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高校之间的“兼容并包”，在次第上演。

相互之间的“牵手”，目标或是打破围墙之内分散的格局，集聚资源优势，促进科教科研相结合，实现规模化发展。但是，大学的发展，或者它的水平高低，不是带上“第一”的牌子之后，就可以睥睨四下、安然无事的。

对于大学之大，人们总是在思考它的终极内涵。耳熟能详的是，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给大学寄予这样的希望：“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是大学的风骨之所在。眼下，对标“双一流”建设（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要争的“第一”，应该在梅先生的要求之上有更大的追求，执著于大学的本义，追求由表及里的文化内涵。

在纷繁复杂的当下，大学要成为开化风气的引导者，力矫颓俗，不能“同乎流俗”，有自己的校格所在。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两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两大功能，既是高校自身的提升完善，也给出了造就人才的标准，要能做事、于社会有用。

有坚守必有摒弃，知摒弃才能不为浮华所动，大学要有自己的底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审议时回应“大学排行榜”的问题，提出“别在意排行，大学要看底蕴声誉”。他认为，办大学，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声誉，是自己的底蕴，是自己的积累，这是需要长期积淀之后在人们心中形成的，“现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有不少高校排名，这个排名可以看看，但不能过度依赖。靠几个数据，是说明不了一个大学是怎么样的。”

当下的中国，迫切需要踏实肯干的精神，这是再出发的动力。大学作为精神和学术的神圣殿堂，也应在它的台阶上写满“务实”两字，让它的独立之精神、务实之作风，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如果只是把“第一”的牌子占下，看起来是念兹在兹，也只不过是个“小目标”而已。

时代需要这样的认同——现在的大学，在安静的书桌之上，“第一”不是不能追求，但不必拘泥于名称，还是应该在内里上多做文章。

黎青/作

近日，上海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引发网友关注，看到街头艺人每天可在自己的固定摊位表演，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有城管追赶，不少网友表示，“建议普及全国!”（据中新网）

2016年8月8日清晨，深圳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悄然离开了家门。之后，他一路向北，走出深圳、经过东莞，辗转被相关部门送到韶关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45天后，他在新丰县人民医院死亡，死因为伤寒。民政部门已于3月2日正式取缔该托养中心，对现有733名托养对象进行了妥善安置。（3月20日《新京报》）

即便当地民政部门已经取缔了少年雷文锋曾在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但依旧遮掩不住关于他死亡的种种疑点。比如，关于少年雷文锋之死，托养中心出具了两份不同的死亡记录；比如，按照规定，托养对象人均建筑面积不小于25㎡，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4㎡，未成年人不得和成年人混合托养。但在练溪托养中心，一切都被熟视无睹。

令人匪夷所思的还不止这些。新闻显示，2017年1月至2月18日，练溪托养中心49天共死亡了20人。多位知情人透露，练溪托养中心自成立伊始，就一直有相关官员的关系人参与经营，“一年盈利一两百万以上”。按照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意见》，对于长期滞留救助站的流乞人员，可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符合条件的公办、民办福利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实行站外托养。但所谓的站外托养，竟屡屡催生意外的死亡。托养中心，为什么而沦陷？

为什么练溪托养中心里的意外死亡会不可遏制地发生？在我看来，一切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与当下一些地方救助体系的欠透明有着直接关联。救助本是关心弱势群体的事业，正因为如此，要兑现其救济的终极目的，首先必须要以救助体制的透明运行为前提。但在练溪托养中心，许多黑幕都是少年雷文锋死亡后才被发现。因为习惯了封闭化管理，所以难免意外频生。

从当前的情形来看，包括托养中心在内的城市救助机构，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转送”的作用，它仅仅是以帮助流浪乞讨人员返乡，暂时解决他们吃住为职责。对于收留流浪乞讨人员，他们并无源头上必须救助的压力，也不试图去提供延伸式的救助措施。当一些救助机构只把流浪乞讨人员当成特定任务下的管理对象，如此，种种匪夷所思的情形自然就会发生。

谁应该对少年雷文锋之死负责？拿什么来救助失守的城市托养中心？在一个15岁自闭症少年的意外死亡后，它已成为难以回避的人心与制度之问。没有人可以被随意侮辱与伤害，本应该温情脉脉的救助机构里，更容不得“49天死亡20人”的惨剧。屈指算来，今年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的第14年。14年前，青年孙志刚之死，让整个社会关注到收容制度之恶。14年之后，少年雷文锋之死，也当让我们更多反思当下救助管理的缺陷。 （王聃）

茅台假酒泛滥背后的真问题‘　　据报道，在茅台镇上，大小酒厂数以百计，部分酒厂却利用高仿茅台酒包装，将自己的低端酱酒(酱香型白酒)，制造成假茅台牟取暴利。

毛建国:茅台假酒泛滥的窝点，主要在茅台镇上。茅台镇面积并不大，无论是茅台酒厂还是职能部门，怎么就不能发现造假窝点？还有，为什么当地居民没有成为打假的队友？由此不禁想到共享发展成果问题，那就是茅台酒厂的发展，有没有给当地人带来普遍好处，有没有与当地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如果形成这样的共享机制，那么茅台人就很有可能对造假熟视无睹。不怕假货泛滥，就怕存在一种适合假货泛滥的土壤。就当前来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假货问题，必须形成一股同仇敌忾的合力。

“微信扫墓”不宜成为主流

今年清明来临之际，成都长松寺公墓推出了一种新的“互联网＋祭祀”方式——微信远程祭祀。用户在微信公众号上填写寄语，随后寄语可同步到墓地前的一块大电子屏上滚动显示，以表哀思。

木须虫:“微信扫墓”不宜成为主流。互联网在赋予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虽然，当下“微信扫墓”成不了清明的主流，也尽管传统文化习俗不能一味地排斥现代科技，但是也应警醒科技与便利依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与冲击。清明扫墓还应遵循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离乡再远，工作再忙，都应尽可能回乡祭扫，确有无奈，“微信扫墓”之类的选择也宜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