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性教育？

近日，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学生家长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吐槽学校发放的性教育教材尺度太大。网络上，一向羞于谈性的中国人炸开了锅，讨论热烈空前。

与之相对的，是该书编者的缄默。2017年3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通过其微信公号“爱与生命”对外回应教材引发的争议，称在儿童性教育普及中，对生殖器官的正确命名有重要意义。

三天后，南方周末记者从萧山高桥小学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处获悉，校方决定暂时收回该套教材。该负责人解释，儿童性启蒙教育的缺失是社会共识，但学校和家长在教育理念上有所不同。校方表示，今后会通过组织专家专题讲座、同伴互助等方式，加强校方与家长的沟通，探索出针对儿童性启蒙最佳的教学方式，待形成共识后再使用相关教材。

本次引发关注的“敏感”内容是《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二年级“身体发育”单元“人的诞生”主题中“我从哪里来”的内容和五年级“性别与权利”单元“预防儿童性侵害”主题中的相关内容。

一些家长认为读本中对人体生殖器官的“直呼其名”尺度过大，对尚处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普及这些性知识有些超前。对此，涉事的杭州萧山高桥小学表示，这套图书并非学校的课程教材，而是“图书漂流”活动的书籍，供全校师生传阅。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回应称，部分网友和媒体在讨论中使用的截图并不完整，而教材的初衷是希望让儿童科学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了解它们与身体的其它器官一样重要。

让孩子在性健康教育课堂上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了解自己诞生的过程，有利于儿童树立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意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认同的观点，她认为，幼儿时期就普及性教育是合适的，“小学阶段讲一些性知识，例如：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当他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小孩会把这些当成是普通的知识接受下来。就算听到阴茎、阴道这些词，孩子也不会像大人产生联想。”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性学专家方刚也坚持，性教育应该始于出生，终于生命终止，“出生零岁就有性教育，父母亲密关系的实践、原生家庭的状态对孩子就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性教育。”

教材截图在网络引发热议后，关于教材的更多细节也被细心的网友刨出。在《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五年级下册中，教材引入了性取向的概念，告诉孩子们同性恋也是正常的。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彭晓辉力挺，他表示性别平等不仅指男女平等，也包含性少数群体的平等，这与国际的主流价值观一致。方刚认为，对同性恋报以平等、接纳和尊重是负责任的态度，青少年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可能会使同性恋群体受到伤害。同样的，李银河也在研究中发现，同性恋少年少女的自杀率和自杀倾向往往高于异性恋人群，“他们因为无知而陷入惊恐，甚至遭受到校园霸凌”。而这与性教育中关于性倾向内容的空白存在联系。“同性恋的内容相当重要，一来是帮助性少数群体认识自我，同时教会异性恋孩子如何对待与自己性倾向不同的人。”李银河说。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也提到，全面的性教育包括价值观、人际关系、性行为、人类发展、性与生殖健康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李银河指出，性教育是否做好的关键指标，就是能否通过性教育避免婚前怀孕。在瑞典，初中孩子的家长就会教育子女如何避免意外怀孕，出门提醒要携带避孕套。据新华网2017年2月报道，中国公立医院每年进行的流产手术高达1300万例，其中65%的人流者为20至29岁的未婚女性；50%的女性是由于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导致意外怀孕;同时，77%的受访者表示对避孕并不了解或感到困惑。

除了意外怀孕，遭受性侵害对青少年造成的身心创伤更为触目惊心。

得知校方撤回争议教材的消息，多位性学专家和性教育领域的行动者表示惋惜。彭晓辉直言，尺度大小存在很大的主观性，非专业人士的认识不能凌驾于专业人士的认识。“考虑到国人目前的采纳程度以及性学的内在规律，应以系统科学的国际规范作为依据，同时适度考虑国情，而不是以少数人的判断作为依据。”

彭晓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编写该套教材时，他曾受邀作为顾问，参与专家研讨，专家组并未认为尺度过大。

引发争议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主要编写者刘文利，系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副教授。

1988年8月，当时的刘文利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那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把性教育纳入中学教育的内容，此举对中国性教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刘文利把硕士论文研究课题选为青春期性教育，这也开启了她数十年的性教育研究。

1992年，刘文利的硕士论文在中国发表，其中部分数据分析和研究结论被写进《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但在1990年代，中国的性教育研究方兴未艾。1992年，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的彭晓辉开设了一门性健康教育的专业选修课程。为了顺利过关，彭晓辉把课程名字定为《性生物学》，好让课程看起来更接近自然科学。开课前，彭晓辉担心选课的学生人数达不到开课的下限，他私下里说动班里的学生干部，帮忙发动同学选课。

当时，已经在国内性教育圈内小有建树的刘文利选择出国深造。1998年至2003年，她拿下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儿童发展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两篇论文都是关于中国父母如何在家庭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父母跟孩子谈性。

2005年，刘文利回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是她的一个夙愿。2007年，机会出现了。得到基金会支持，刘文利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北京市大兴区行知学校开始了一场为期6年的性教育实践探索。

《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正是酝酿、成型于斯。起初，试点学校的老师曾以为，性教育就是讲生殖器官和性行为。6年内，团队通过教师培训、家长访谈、参与式课堂实践逐渐转变校方和家长的观念，研发出了小学1～6年级的性教育课程内容，每个年级分上、下册，每个学期六课时，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据课题组介绍，9年的试验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和试点学校教师一起备课、修改教案、准备教学材料；在教师上课时，观摩课堂教学，做观察记录；课后一起分析课堂教学过程，总结教学经验，提出改进建议；学期末，召开教师教学经验总结交流会，分享教学体会，对读本提出修改意见。通过制度化的教师研修，使教师能在课堂上准确地传递性健康教育内容。每学期，课题组还针对学生进行课前和课后的监测，得到可靠数据，以检查教学效果和性健康教育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据悉，目前这套读本仍在包括行知学校在内的北京市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健康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

一整套经过严谨设计、试验、反馈、修订和监测的性教材却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这令编写组和性学专家都始料未及。

在李银河看来，长期以来，国人“谈性色变”，至今给性教育带来阻碍。她仍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总理周恩来就曾提倡要在民众中普及性教育，此观点也得到了彼时医学界权威吴阶平等人的支持。

“面对孩子问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多数中国父母就说是捡来的，或者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能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述，不想告诉他，实际上是害怕。”李银河指出，当前中国家长在性教育方面存在的最大误区，就是“总用成人的心理来猜测儿童”。她强调，大人理应用正确的语言和实际的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普及，而非把性塑造成“神秘又肮脏”的东西。

而彭晓辉的看法则更为犀利，他认为，目前中国家长99%都是性盲，并不具备性教育能力。

“盲目反对无用，我们以前的教育没有到位”，彭晓辉呼吁教育改革，全面普及学校的性教育，防止未来的家长也陷入相同的性教育盲区。

在彭晓辉的课堂上，曾有女生回忆儿时与邻居男孩出于好奇，互相抚摸对方的身体。进入青春期后，女生和闺蜜谈起往事，她被闺蜜质疑“已经不是女孩子了”。

故事背后更暗藏着错误的性观念。作为国内赋权性教育的倡导者，方刚认为寄希望于简单的禁止并不可取。他相信好的性教育是引导青少年思考什么是最好的。“任何一个问题，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好的、坏的、有哪些风险。青少年思考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过程。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赋权性，以为赋权就是把权力给了年轻人。实际上，是增能赋权，是让受教育者自己思考、判断、做出选择。”

对于青少年性教育重要性，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近年来，要求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5年全国两会，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应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呼吁落实四部委保护未成年人意见精神，填补全国性防性侵教育教案空白；呼吁加强对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制度建设，填补法律法规制度空白。

事实上，2008年，教育部就曾发布《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应该了解掌握“孕育生命”“成长的基本知识”和“我从哪里来”等内容；在初中阶段，学生应该掌握“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的知识和技能。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又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但在现实中，迫于学业压力和专业师资的匮乏，性教育课程往往被迫“让道”。

在李银河看来，国内现阶段的性教育课时缺位、师资薄弱和教材匮乏都是阻碍性教育推动的阻力。李银河认为，生理卫生课本通常只是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讲生理常识，并不能称之为性教育课本。

同时，一些没有经过培训的老师本身也缺乏正确的性知识，在开展性教育时往往把错误或者带有歧视性的观点带入课堂。

文件落地无声，正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性教育举步维艰之时，民间公益组织的探索或许值得借鉴。

孙雪梅回忆，2013年在云南省漾濞县3所乡村学校开第一课时，有位校长只听到一半就走出了教室，她直到媒体后续报道时才得知校长担心“这些从未提及的内容把孩子教坏了”。回去后，团队把情况向各路专家反馈，集中对教材的各个细节逐一修改，例如：不在留守儿童面前频繁提及爸爸妈妈，而用家人代替；如果别人碰了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的家人觉得不好的话，也可以说“不”等等。

扎实地把课程做好，建立可复制的模式，孙雪梅说这是她现在想做并且正在做的事。在性教材风波中，她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套教材在多个购书平台已经售罄了，这说明大家都在找好的教材。

“有争论也是好事，过程中又多了一次常识的普及。任何事都是循序渐进的，慢慢地脱敏，相信未来可期。”孙雪梅如是说。

因为有部分家长觉得画面太露骨，校方决定紧急收回那套尚未真正走入小学生课堂的性健康教育读本。一系列原本可以教授下去的性教育课程，在杭州就此戛然而止。

不过，在广州、无锡等地，一些并不知名的公益组织早已开始尝试推广义务教育阶段的性教育活动及相关课程，希望以此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最大程度减少不必要的侵害。

“孩子看书看到黄色信息，我要如何跟他解释？”

“您怎么看待黄色的信息？”

“黄色信息为什么是不健康的？”

……

作为性教育教师，胡佳威在他创建的微信群里，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各地妈妈们关于性教育的咨询。“6岁男孩子喜欢挠女性的脚心，还喜欢闻脚，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孩子翻出了避孕套，问我是什么，我该怎么回答？”

大多数时候，胡佳威会先问父母自己是怎么看这一问题的，并且一路追问下去，“您觉得什么是不健康的？”“我也无从解释。”网络那一端的妈妈不知如何回答。“请您一定要抽时间好好想想，依据您的价值观我再教您怎么做。”“就像是吃了脏东西一样，不舒服。”妈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此时才开始进入正题，胡佳威建议这位妈妈不要担心孩子会因为知道什么是性行为。他不主张对孩子撒谎，他更希望大家“大胆谈谈性”。

从2013年4月的学生志愿者团体开始，胡佳威踏入儿童性教育领域已近4年。他创立的不羞学堂以视频教学方式帮助全国各地老师、社工、志愿者学会如何给孩子进行性教育。几年来，不羞学堂为37个大学生支教团队提供儿童性教育公益培训服务，并在全国73所小学幼儿园以及8个社区内开展儿童性教育课程。

社会工作学系毕业的苏艳雯也曾遇上类似求助，只是这些求助信息来自特殊孩子家长。她所在的机构名为“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以下简称“爱成长”），是2009年成立的中国首个非营利综合性教育项目。

这一项目是全国唯一不仅面向普通人士，而且面向特殊人士提供综合性教育课程。“特殊孩子会因为某些动作、某些行为会加深被人歧视的印象。”苏艳雯在做了7年特殊孩子性教育后，发现特殊孩子其实与普通孩子一样，也会有性意识，问题是他可能更难习得“在适宜的场所做适宜的动作”。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引导，这些特殊孩子身上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胡佳威是无意中踏入性教育领域的。

当时，正上大学的他在学校见到无锡市计划生育协会在校园宣传为期两天的性教育课程培训。他见课程免费而且对此也有兴趣便报名参加。那时，课程采取同伴教育，老师不会大段说教，而是带着你玩各种游戏，探讨性教育话题。胡佳威就此一发不可收，成为性教育活动志愿者。

其实，他对此认真与他的经历有关。“我曾是性侵的受害者之一，也是被动的加害者，那年我6岁。”胡佳威在一篇文章中自述道。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成为一道阴影，伴随着他整个初中时代，并延续到今天。他以为，这与缺少性教育有关，因为农村种种落后的风俗，他完全没有保护隐私部位的意识。

2013年，他在大学创立“守护童心”项目，每月两次到无锡周边学校及社区开展性教育课程。2015年，胡佳威注册“无锡保护豆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护豆豆”），据称这是一家更注重公益价值的社会企业。

与胡佳威意外接触性教育不同，作为社工系专业学生的苏艳雯是带着服务更多人的使命参与性教育课程的。2009年，广州三位关心特殊儿童的女士到美国探访最大生殖健康与性教育服务机构Planned Parenthood，受到其为特殊儿童提供服务项目的启发，邀请该机构讲师Glenn.S.Quint到广州来指导性教育课题，而苏所在的高校即为针对社工系学生的试点之一。

苏艳雯仍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好学。老师要求纸上围绕关键词“性”进行匿名提问，她写得满满当当，一张多的A4纸。她无法说清当时自己对性知识的诸多疑问究竟是出于社工服务所需，还是因为她自身的困惑。

无论是哪种，她都借此机会弥补了小时候性教育缺失的遗憾。2010年，她正式加入刚刚创立的广州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因为觉得性教育听起来很酷炫，蛮特立独行的，我就决定留下来。”七年间，她在少年宫为特殊孩子上性教育课，也对外开展普及型性教育课程，走进中小学课堂，走进大学。

其实，性教育要走进课堂并不容易。

无锡“守护童心”项目志愿者团队一头扎进各个小学，逐个联系，却接连遭到十几个学校的拒绝：你们自己还是大学生，哪里够专业呢？有的学校老师一听到性教育，就直接把志愿者拦在了门外。

正愁眉不展之际，他们拨通了无锡某小学教务处长的电话，对方极为欢迎。就这样，他们第一次在学校给3个班女生、3个班男生分开上课。此后，这样的服务逐渐增多，他们接触到很多认可性教育的家长，决定注册“保护豆豆”，专门研发儿童性教育的动画片、性教育玩偶等周边产品。无奈因自身是志愿者型的团队，开发产品能力严重不足，只好转向。

2014年正值“社会企业投资论坛”在深圳召开，胡佳威带着他的项目进行路演，得到来自上海的新途健康促进社的青睐。他们邀请保护豆豆团队到全国各个分区给近90名社工进行性教育师资培训。自此，保护豆豆确定了师资培训的发展方向，他们研发了一套培训课程，一周线上课程搭配2天线下课程，20-30人的团队学完全套课程大约是1.5万元。目前他们对接的客户主要是全国各地社工机构和学校教师，两者所占比例约为7∶3。在这一课程正式运转的2016年下半年，保护豆豆的营收额达到37万左右，实现自我造血。

在2014年以前，爱成长是一个服务于广州市少年宫的项目，并没有获得独立的社会基金支持。

苏艳雯的父母对女儿这份工作有诸多意见，“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来做这个。”母亲从来不明确地说出女儿的工作“性教育教师”，都以“那个工作”指代。邻居朋友要是问起，母亲都会回答“做老师的”，若再问是做什么老师，就是“做心理方面的”。苏艳雯对此哭笑不得。

类似的尴尬，还发生在爱成长注册之时。

2015年底，爱成长性教育学堂正式在广州市越秀区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结果有朋友建议她把机构名称当中的“性”字拿掉，改为“爱成长教育发展中心”。至于“性教育师资培训；性教育教材、教具研发；性教育……”等业务范围，没有特别规定。

即便如此，爱成长还是遭遇了不小波折。因为少了个“性”字，该机构被合作方误以为是另一家新开的机构，进而在合作名单中被删除。

2014年，爱成长创办5周年时获得首笔公益基金支持。广州日报广爱慈善会和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做了小额支持，开展“我们共成长”性教育师资普及型培训。因此促成了全年5场的普通师资培训活动，包括社工、NGO从业者、志愿者、在校教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专场。

更重要的则是核心师资培训计划。有别于普通师资培训，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打造到一线工作的性教育教师，而且将会成为Train the Trainer（二级培训的主要力量）。2017年正是这些志愿者毕业后工作满一年时间。

作为首批毕业志愿者，陈淑菁认为那段经历催生了她个人的改变。

2012年，在读特殊教育的陈淑菁对性教育知识是零基础，第一次线下课程的破冰游戏就已经令她大开眼界：你喜不喜欢吃饺子？……请上前贴上“是”或“否”。如此的氛围，让性教育开场颇为顺利。老师开始引导大家认识正确的身体部位名称“阴茎”“子宫”“胸部”，而大家也渐渐不再害羞。

当课程进行到身体意象部分，陈淑菁留意到自己腿上的疤痕。由于早年手术，她的小腿及大腿都有大范围伤疤，她只能尽力盖住它们。性教育课程上，老师引导她建立积极的身体意象，“你最喜欢身体的哪个部位？最不满意身体的哪个部位？”陈淑菁逐渐放开，不知从何时起，她已不再介意伤痕。

2014年，陈淑菁作为助教下乡给贫困地区孤儿做性教育课程。讲到身体意象一节时，她没有选择明星作例子，而是穿上短裙，向孩子们展示伤疤。“你的身体可能不是很完美，但却仍旧可以建立积极的身体意象。”

如今这位志愿者在南海特殊教育学校工作，转身成为教师的她，仍旧在自己的班上讲解性教育课程，它不仅是“性”而已，它应该让每个人都获得必需的性知识和人际交往技能，成为性健康的成年人。

爱成长与保护豆豆在性教育的体系上基本一致，都是致力于包括性生理、性心理、自我认同、社会性别、多元性别与身体意象等综合全面的性教育。2016年11月29日，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无锡保护豆豆、绿芽基金会和玛丽斯特普等四家机构联合开发一套综合的性教育课程体系，包含动画片、公开课、教具与教材等内容，涵盖了6-24岁青少年应该了解的基本性教育核心信息。联合起来后，他们希望以此共同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合作调整传统性教育工作的组织结构平台。

“每一个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够有机会接受性教育，从而积极、健康地成长。”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主管王龙玺说，希望这一平台在3年左右实现性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更多有需求的学校和学生。

要让学校真的对性教育课程放心，这些公益组织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苏艳雯在与学校方面商量性教育课程内容时，校方叮嘱最多的是多讲青春期生理、性安全意识，少讲人际关系，以防早恋。“我们的孩子还很单纯，什么都不懂，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所以不用讲这块。”

在一次课上，苏艳雯向孩子发问：爱情是什么？一位孩子迅速举手，站起来回答：爱情是专指男女相爱的心理状态及有关的事物。这是一份摘自新华字典的定义。“孩子早已经查过新华字典，并且把定义烂熟于心了。”苏艳雯还记得，当时老师们坐在后面，都尴尬地笑了。

胡佳威则记述了更尴尬的场景。2013年6月，他与团队第一次走入小学上课，授课对象是四年级学生，授课内容则是青春期身体变化，自我保护。他当时带上一部视频短片《一分钟性教育短片》，当中涉及的一个笑点是：你们还小，不要在电脑里藏什么小电影舒缓情绪。胡佳威以为这是成年人易懂而小孩应该是不明白的。结果，角落有群孩子放声大笑。课后，他去问孩子们刚才那句话是否懂了。孩子们露出天真的表情说，“不就是毛片嘛。”

此后，胡佳威遇上这样的问题都能坦然相对，即便是不少在大人看来难以启齿的问题。其实，这些性知识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件中提到的要告知孩子正确完整的信息，都交由他们自主选择。

胡佳威所提文件全名为《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6月委托美国相关机构及专家编写，当中“性教育的基本原理”一章写道：

“有效的性教育可以为年轻人提供适合其年龄、符合其文化特点的、同时在科学意义上又准确无误的性知识。其中包括为年轻人有计划地提供各种机会，让他们探求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锻炼自己的决策能力及其他生活技能。”

“正是因为家长把性视为洪水猛兽，遮遮掩掩，才失去了理智应对的方法。但如果将性的恐慌这块拿走，你面对的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你要去问孩子喜欢挠脚底是因为触感还是味道，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没那么难。”胡佳威这样认为。

有一天，苏艳雯的母亲突然对她说：“电视新闻里说，因为缺乏性教育，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少，这也说明你们的工作有意义”。听到这话，苏颇感欣慰，因为自己热爱的职业终于被家人所认可，“性教育”不再被“那个工作”替代。

从业七年，苏艳雯不再认为性教育是一件炫酷而又特立独行的事情，她希望大家听到这份工作、这件事情时不再惊讶，那意味着性教育已被公众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