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垃圾桶里捡来的 第B11版：海右副刊 20170309期 济南时报

□本报记者 徐征

因为微博大V李铁根，李阿姨红了。

李铁根转发的是一位小学生家长的焦虑。在这则新闻里，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小学生的妈妈吐槽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称教材尺度太大。

在李铁根的截图中，李阿姨是一位企图猥亵儿童的怪阿姨。但没有出现在段子手李铁根截图中的，是这页教材的另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教导小学生识别猥亵危险，拒绝熟人触摸隐私部位。

段子手的断章取义引发了一场网络狂欢。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涉事学校萧山高桥小学教务处的相关负责人虽然认为性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开展很有必要，却表示校方已决定将该书收回。

显然，尽管加强青少年性教育已经是社会的共识，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依然有诸多的禁忌。

在中国历史上，对性教育有正式的记载始于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年轻的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刘炟喜欢儒术，并且实行与民修养的政策。这次经学大会的记录后来由班固编辑成为《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一份当时官方的经学标准答案，其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辟雍”。在贵族青年尊儒学、行典礼、学习各种技艺的学宫“辟雍”中，性教育赫然在列。当然，《白虎通》也解释了性教育为什么不可以在家中进行，“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意思是父亲给儿子做性启蒙的话，轻慢而不严肃。

所以，中国的孩子，大多数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西方国家的性教育也是一波三折。在美国，名为“性卫生课”的第一门性教育课是由艾拉弗拉格扬女士于1913年在芝加哥引入学校中的，当然，因为天主教学校不喜欢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在一年后就夭折了。拯救美国性教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政府忽然意识到，性教育问题居然影响了生产力——因为性传播而感染的花柳病，有1万士兵离开了军队，军队一共损失了700万天的工作日。这之后，性教育课才开始走入美国公共学校的课程。

其实，早在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就已经明确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备受争议的这套《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是由北师大教授刘文利的课题组主编的。查看刘文利的简历，她曾在中国和美国做过多次儿童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并在2007年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这套教材科学地介绍了性知识，包括性器官、青春期生理现象、性行为等，其中性倾向概念、性别平等观念、防性侵指南都具有进步作用。

针对网友的质疑“教材的图片尺度大”，刘文利的课题组回应道，“我们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性健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而且年龄越小越自然。”从简单的生理学，到复杂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是国际教育界认可的性教育方案。这种对生殖器官的正确命名，才符合世界通行的儿童性教育原则。

朋友的儿子曾经深思熟虑地建议妈妈，“你要是生不出小弟弟小妹妹，可以去某某不孕不育医院啊”。

当不孕不育无痛人流可以在公共空间里堂而皇之地存在与叫嚣，舆论却对一个科学的性教育课本大加指摘。调笑是段子手们的套路，却不是我们对待世界的严谨的态度。

禁忌的崩溃不一定是混乱，也可能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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