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

章开沅桂子先导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固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凡是能赓续传播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难而又弯曲的奋斗过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当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召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供给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念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量筚路蓝缕、乘风破浪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智，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作出了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刻这些先驱者的劳绩，特殊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维的丰盛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际业绩的泽惠后代，至今仍旧受到中外学者的确定与尊敬。能够说，无论是其胜利或是过错(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可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正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析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留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入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导的整体，无论是从数目、规模、师资、装备、程度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究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本，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依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作出奉献。历史自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与其相联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治理者极为重视保留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尽力维护古老的修建、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也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实在，更重要的仍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弘扬其优良传统，防止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病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干成为财产而不是累赘，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条件下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走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到达的高度为出发点去攀登新的顶峰。我反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承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涌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威望人士，更应该常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迂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自阅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厚的感叹，也才有如斯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革与优化自己，包含相关实践、观点、方式、办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录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增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改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更。教育并非老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刚好蕴含着连绵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根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深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了吗?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也曾参加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策划决议关联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德、作风，也悄悄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尔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常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取对话交换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但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从前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我的心坎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懂得渐深而敬仰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前提比我们差，艰苦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但是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精诚团结、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名誉。可以说，他们的性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申明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灌溉铸成的。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牢牢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祯、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这套《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就在于他们具备明白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的塑造放在重要位置。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腕，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育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拥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育与国际接轨，增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时常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人们还擅长勤俭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代集中气力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在某些范畴形成学校的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联合等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的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模范，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挚学养、儒雅风貌，处处都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线、知识更新与管理才能等方面可能有超出先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遵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节约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持续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职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效果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净土。只管现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旧是造就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恐怖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的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希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是精力文明。假如这套书系能多少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想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详细运作还有一点意见，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熟悉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有所认知；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计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修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期间，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巨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改换或调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发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消费的精神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造、图书、设备的熟习。平心而论，仅仅懂得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形，没有三五年很难形成校长本人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轻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用也不应草率加以变革。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出色的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谋远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凌乱，很难形成新的共鸣与默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高校最大的苦楚即缺乏相对连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盼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这套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倡导家长制的独裁。对于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平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功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踊跃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收Orientation，时间不外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三天乃至一周，而且要破费许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犹如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绵延不绝的流水，但名校犹如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需遵守的公道制度。光靠校长本身的聪慧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酷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怀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接洽。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用美妙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前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一定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组织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聚朝气蓬勃的学术力气，施展团队的智慧。为了保障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共襄斯举。我们很愉快，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泼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教育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精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标，保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获得了可喜的收成。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名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真诚配合，谨表衷心的感激。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于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表真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文字资料的著作者，亦一并表现真切的谢意。

起源：《章开沅文集》第十一卷，“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序言 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编辑：桂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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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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