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与她的农村亲人｜特写

黄灯 2016年于人大访学

去年春节，黄灯回农村老家时，三个堂弟凑过来，说：“灯哥，你把姐夫家的事写出来了，那我们的事你也可以写写。”

当地方言中没有“姐姐”的称谓，“灯哥”即是灯姐。堂弟们乐意提供自己在广州打工的经历，因为文字在亲人眼里很神圣。

另一位表弟的状况则让黄灯有些拿不准。他吸过毒，坐过几次牢，好不容易跟家里人修复好关系。她试探地问：“把你吸毒的经历写进去，没关系吗？”

“写也没关系。”表弟信任她，坦然讲出当年为赚取毒资而抢包的种种细节，甚至拿出好些从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件。

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写了三个村庄里的亲人的经历：她作为外省女子嫁入的湖北村庄丰三村、她出生的湖南村庄凤形村，以及外公外婆生活的隘口村。他们共同的身份是农民。农村留不住人，这些亲人的经历，大抵是他们如何远离传统的乡村生活、如何在城市中谋求生存的故事。写书有明确的诉求，黄灯说：“我要以亲人的个案告诉大家真相，那些在城里面的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正是以揭示农村困境而成名。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所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爆舆论。那篇文章以农村儿媳的视角，近乎惨烈地呈现了一个农村家庭严酷的生存境况：姐夫因工程欠款而破产，哥嫂打工十多年的报酬也因此无法收回，婆婆去世，妹妹出家，丈夫虽然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作为大学教师的他却无力解决亲人的苦难。

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感到为难，乡村虽负载着旧日的美好回忆，现实的重重困境却令人生畏。黄灯也常觉无能为力。她在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任教，说话时还带着汨罗农村老家的乡音。“他们过得太艰难了，”黄灯为这种无声的悲剧感到不平，“去世以后就像一阵风一样，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踪迹。”

困惑

1999年，黄灯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那年全国研究生录取人数不到8万，而她报考的中文系仅21个名额。学校里弥漫着精英意识，也有些远离现实的轻松。她印象很深，同窗们成天谈论出国、考GRE或者男朋友。

知识界让她失望。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应是关切社会、有所担当的群体，但她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人为了个人的一些东西奋斗。”

2006年黄灯与爸爸妈妈在村口

那一年是黄灯思考的起点。她后来对农民亲人的关切、底层立场的坚定，源于对知识界的失望。“我一直觉得学术应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命运。”黄灯说，如果是为了好的出路，她不会继续读博，而是在硕士毕业时工作。

2012年，已为大学教师的黄灯在文学刊物《天涯》上发表了《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一文，批判知识分子丧失学术的良知，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而热衷于交易和利益，为拿课题、发论文卖力奔走。其结果是，知识生产成了概念的空转，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不再发生联系。

她知道另一种生活。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同，1995年，黄灯从湖南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作。

工厂的生活让她见识了人生的残酷一面。1997年，国企改革，要求干部到基层当工人，她从机关文秘调到车间做挡车工。在短纺车间，她学会了梳棉和并条两个工种，每天8个小时工作，三班倒。车间的师傅很同情她，近视眼本不适合在一线做工人，她操作的梳棉机曾经吞掉一个女孩子的手。在工人们看来，在国企上班意味着一辈子衣食无忧，工资不高福利不少。但变故接着发生，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连体力活也没得做。

下岗那一年，黄灯24岁。她切身体验了什么叫作“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什么叫作“改革阵痛”。那意味着每个月不到80元的工资，一个大学毕业生突然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也意味着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养不起家了。她耳闻目睹了国企改制下的种种惨剧，她要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

一年后她如愿读研。进入学院系统后，黄灯发觉，过去的生活都消失了。轻松体面的校园生活常让她有不真实感，上一刻还灰头土脸地在工厂，为总也弄不好的滚轴而苦恼，转眼她已经坐在图书馆，读书、写作、听音乐，那些不堪的过往似乎从未发生。

“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孩子，他们就是天真很多。” 黄灯说。那时，她在校园里显得愤世嫉俗，看不惯有学生为了奖学金评比而背后告密，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学术。讨论课上，她常常选择启蒙话题，“理论功底很差地大放厥词。”她不能接受大学同学的自命不凡，“好像其他人的生活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导师曾数次提醒：你的心境不够平和。

黄灯没有告诉导师她的下岗经历，除了舍友，同学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那时，她觉得这种经历上不得台面。读研前她的学历是大专自考本科，这也让她在那些本部研究生的优越感中选择沉默。

虚伪的东西

2002年中秋节傍晚，堂弟黄职培敲开了黄灯宿舍的门。他拎来一盒精装月饼和一箱国产牛奶，要看看这位数年未见的姐姐。

“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堂弟放下礼物，没有接受与黄灯一起去食堂吃晚饭的邀请便匆匆赶回工地。

黄灯在中山大学读博士。而堂弟初中未毕业便南下广州打工，离乡时不满14岁。姐弟俩虽有血缘关系，人生际遇却大相径庭。异乡重逢，黄灯看到，眼前的堂弟“尽管有一张年轻的脸孔，终究难掩农民阶层的气质”。

早年在武汉读书时，黄灯就知道湖南老家有好些亲人在广州打工。她还听说，他们当中有人赌博，甚至吸毒，听起来就像“另一个世界的人”，这些人不能惹。

“有些吸毒的人知道你住哪，可能会为了毒资找你。即便亲戚不来，他的朋友也可能来找我。”黄灯说起她那时的心思。弟弟过节时主动来访，让她忽然羞愧，好像身上虚伪的东西被揭开了。

堂弟的来访成为她重建与亲人联系的起点，也是新书写作的起点。她很震撼，这个印象中一直很可怜、没得到什么爱的弟弟，“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依然保存了悲悯和爱的能力”。在书的序言中，她自我反思道：“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反观自己的生存，我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进而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图景中，悄然放弃了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每逢传统节日，黄灯跟着堂弟，一次次穿过城中村的街道，见识了什么叫作“一线天”、“握手楼”、“蜗居”，见识了什么叫暗的生活。而在这些地方，黄灯通常是礼遇的对象，接受同乡们腊鱼腊肉的招待，去“改善生活”。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走进这个群体，看看他们怎么生活。

一位亲戚住在两平方米的房间里，没有窗户，用5瓦的灯泡，很得意：“用这种灯，电表根本不会转。”她奉行“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的生存原则，在阴暗、逼仄的出租屋里一住十几年，一心为了凑齐给孩子读书的学费。而堂弟，在母亲早逝、父亲不顾家的家庭长大，初中没毕业就到了广州，靠打零工混饭吃，15岁时因没办暂住证还被关过收容所。

她有一个表弟，有段时间经常吸毒。他父亲主动举报，因为被公安局抓走还可以保住一条命。家里人见他屡教不改，说“不戒毒就拿瓶农药算了”。但他也有豪爽、富人情味的一面。黄灯在老家休产假那年，表弟送来三百元，他每月靠给人打工挣八百，那三百块皱巴巴的，五十块、十块、五块凑在一起。

2006年，博士毕业后，黄灯访谈了一批在广州、东莞打工的亲人，打算写一本书作为记录。他们将家乡的人际模式复制到了南方，在异乡讲着家乡土话、吃着过年带来的腊味、打着家乡的麻将和扑克、开着家乡的玩笑，这些都让黄灯感到亲切。但另一方面，打工的艰难和无奈又刺痛了作为旁观者的黄灯。她说，那时她看待广州的“脏乱差”问题都有了新的视角，一想到自己的亲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那些腌臜似乎也变得可以容忍。

2006年黄灯春节回家全家福

黄灯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2003年，她尝试写一本书，发现大学读书的日子几乎是空白，太轻了，反倒是工厂生活的经验不断涌入，“让我明白了什么样的生活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在2003年，她确立了自己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学院派的反思。下岗经历不再让她羞愧，她主动去接近打工的亲人们。“所有的转变都涉及到我对精英的认识。”黄灯说，“以前对精英有价值观上的认同，现在他没有精神上的高贵性，更多是利益的追逐。既然这个群体的神圣感消失了，那我也可以坦然面对我自己了。”

亲人

新书完稿后，黄灯的丈夫杨胜刚看了后两章，内容是妻子家的两个村庄，而第一章里写的自家亲戚，杨胜刚却跳了过去，他甚至没怎么看“乡村图景”一文。

“不想看。”少言寡语的杨胜刚简短解释道，他不愿意回顾家里的痛苦。作为家中惟一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杨胜刚却不能改变农村亲人在底层挣扎的命运。他热爱文学，与黄灯是同样的专业。教书这份职业给了他不少乐趣，但他毕竟是举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母亲在世时常常念叨，要是他做大官就好了。黄灯说，丈夫觉得喜欢文学是对家庭的犯罪。

“很多人没走出来，我觉得我丈夫都有一点天然的自卑感。”黄灯说。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在城市与农村两个身份之间纠结。这种纠结弥漫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黄灯在书中写道：“他（丈夫）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

2004年，因为一篇《今夜我回到工厂》，黄灯与同在中山大学读博的杨胜刚相识。黄灯在文章里叙述了几位国营工厂师傅下岗后的艰难处境。杨胜刚被其中的真实性打动，“从没见身边的人写过这些。”他给黄灯写邮件，讲起农民的苦难：“极度的贫困使他们只能紧贴着地面卑微地生活。”

2005年，黄灯第一次去杨家，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房子建起来十多年，但二楼根本没装修，裸露的钢筋和预制板让她想起小时候见到的穷人家。“十几年前，男方是博士，就是比较精英的人才，不会把经济状况作为考量条件，那时房价也便宜，没有‘凤凰男’这种说法。”黄灯说。她从小对物质的贫乏没有什么感知，2007年两人结婚，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她才体会到丈夫当年邮件中所说的农民的苦难。

在丈夫杨胜刚的家族，由于家中境况稍好的妹妹出家、四姐夫破产，无人分担重任，杨胜刚和黄灯夫妇成了惟一的资源索取对象。黄灯曾跟老公抱怨，大哥、大嫂太不努力，“我娘家亲戚也在广州打工，每个月也可以挣两三千。”但她了解之后就释然了，哥哥待在农村几乎没法挣钱，棉花一块多一斤，菜籽油十几块一斤，而外出打工十多年，薪水却因工程款拖欠而收不回来。他们每年两万元左右的资助，是大哥一家的活命钱。

“很多农村家庭兄妹中只有一个考出来，大部分都比较弱，说实话大部分人都会帮。”黄灯说，她能理解这种关系，因为父母一直在帮助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

“这种关系不对等，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付出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你付出了，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报他们当年的付出，比如当年没让我老公辍学。”她说。她只希望亲戚能体谅自家难处，有时候也会想丈夫为什么没学理工科。

哥哥嫂子有时会对她说，“你孩子小，我们家没帮你们带过孩子”，或者“你们在城里买房，也没钱付首付”。黄灯觉得他们是明白人，并不认为别人的周济理所当然。春节回乡，哥哥、嫂子早早等在村口，接他们回家，那个时候，黄灯说，天然的亲情还是会给你安慰。亲人之间要讲情感，而不要那么讲道理，这是父母那边的大家庭教会她的东西。

黄灯初到广州的那段时间，曾刻意回避农村亲戚，担心自己成为他们索取的对象。博士毕业后，受够了搬家的折腾，黄灯决定在广州买房，首付二十多万，她手头只有五千块。

她向身边的同事朋友借钱，结果却让她失望。有朋友很爽快，但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表现得十分警惕，找借口拒绝，“恰好这段时间没钱。”“像我这种人，一般是觉得别人会借，我才会开口。”黄灯说。

倒是农村亲戚们二话不说地帮了忙。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借了钱，甚至丈夫家那位有六个孩子的大姐，也借给他们一万块。大家庭的互助力量很大，聚少成多，加之同学、老师的帮助，凑齐了首付。这件事让她知道了“朋友还是和亲人不一样”。

学者梁鸿有本《中国在梁庄》，写的是农村现状。黄灯觉得梁鸿比她冷静，梁鸿有一个村庄的意象，而在她这里，核心是人。她从亲人的角度切入农村困境，挑选了老中青不同时代的亲人的经历，以反映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遭遇。“我的亲人是最普通的亲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他们的命运也是最普通的农民的命运。”黄灯说，她相信这种最普通的东西会有代表性。

在黄灯的童年记忆里，乡村是美好的，然而，对身为留守儿童的侄子侄女而言，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会是什么感觉呢？他们没有写作能力去表达自己的痛苦，但黄灯有。

本刊记者 朱诗琦

编辑 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