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长征”中的联合大学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个平常日子，却被一封公函改变了。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于是三校便开始搬迁了。

同年11月1日，三校会师长沙，临时组建的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

由于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2月，南京又陷落。日寇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长沙立成危卵。

于是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入滇。他们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长征”路上的联大师生

2月中下旬，“联合大学”队伍抵达常德县。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终于抵达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O UNIVERSITY）。

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

漫漫长征，联大名士

这场浩浩荡荡的“文人长征—湘黔滇旅行团”里，聚集着很多当代名士与日后成为中国各领域的大师：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陈寅恪知道，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陈寅恪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一声“呸”就拂袖而去。

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闻一多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邓一哲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艰苦岁月，刚毅坚卓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当时，梅贻琦邀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联大设计校舍。然而，因为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梅贻琦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联大校友夏世铎至今仍记得图书馆前排队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

西南联大遭日寇轰炸

情形每况愈下，除了内部环境较差之外，还经常会遭受日寇的空袭。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华罗庚一家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生活拮据是教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1941年12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来，物价又复飞涨，比于战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价增长30倍计，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有时，教授们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无奈摊手：“我是教授。”乞丐听闻掉头便走，连他们也知道，教授们穷得叮当响。

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从不迟到。

学生宿舍

窘困至此，教授们仍于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但以传道授业为重任。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精诚合作，沿袭传统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校务，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西南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在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

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

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

“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

西南联大允许跨专业自由选课。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历史、国文和大一英文。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如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

联大有自由的学风，但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学生们正在上课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联大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读了本科。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

丰富的课余生活

西南联大学生不仅有名师云集的课堂条件，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联大师生抗日热情高涨，1938年底，爱好演戏的学生排演宣传抗战的话剧《祖国》，由外文系教授陈铨创作剧本，中文系教授孙毓棠任导演，中文系教授闻一多设计布景，师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排练，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成立了西南联大话剧团。1938年初，《祖国》在昆明公演，获得很大成功。剧中的教授英勇就义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观众跟着高呼口号。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跑警报”是联大另一种特殊的“课余生活”。

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南大学，校舍损毁严重。然而，文学院教授吴宓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至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这是春城一度的流行语。联大的图书馆条件简陋，灯光暗且座位少，茶馆便成了学生们延伸的课堂。

著名作家汪曾祺回忆联大生活时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后来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则打比方说，联大时期的昆明茶馆“有些像上个世纪巴黎的咖啡馆”。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

西南联大操场

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更在于他“育才先育人”的理念。

西南联大旧址，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叫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清华文学院院长；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清华校长。

这样的事，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校长、院长、系主任的女儿，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

当时，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梅祖芬说：“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所以决无可能。”

身教胜于言教，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

1946年，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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