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大学何其多，西南联大只一个

“文化亡了，

才是真的亡了！”

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夜，

北平城外传来枪炮声，

有人误以为是军事演习。

翌日，几位北大教授在胡适家聚会，

席间，一位教授宽慰道：

“想必只是孤立事件，

学生们的学业不会受影响。”

是年，北大、清华决定联合招生，

直至7月10日，招生委员会，

还在地下室里油印考卷，

为即将来临的招考做准备。

不足一月，日军攻陷天津，

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

“我们首先要炸掉南开大学！”

南开师生得到消息后连夜撤离。

29日，日军向南开图书馆炮击，

军人拉着汽油焚烧校园，

熊熊烈火伴随黑烟烧了一夜。

10月，北大红楼和清华园已是满目疮痍。

长达八年的民族灾难，

首先在三座顶尖学府面前露出狰狞的面目。

早在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

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

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

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被日军轰炸的南开

时值暑假，战事紧急，

撤退毫无组织，只能各自奔命。

朱光潜扮作商人挤车出城；

闻一多除却手稿，连行李箱都没带；

王力一出天津就被反复盘查审讯。

与教授相比，学生境遇更为艰难，

许多学子家乡沦陷，身无分文，

“逢车便上，遇庙而栖”，一路乞讨，辗转南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流离与聚合，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

然而，片刻安宁再次被警报声打破，

上海、南京沦陷后，长沙立成危卵，

为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就此拉开序幕。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

中国文人、学者深刻诠释了何为“气节”。

作家张曼菱在北大演讲时便提及二三：

国学大师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

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

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何也？

“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卫祖国，

国家沦陷，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就绝食而亡。”

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

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

“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

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

陈三立

日本人打到城外时，

闻一多夹着书，拉上孩子就走，

路上碰见臧克家一脸惊愕地问：

“那么多名贵的珍本你都不要了？”

闻说：“大片国土都丢了，几本书算什么！”

如果留下，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年金丰厚。

当教授，有人抄书，有保姆、厨师、洋车夫，

而闻一多带着饼干、孩子，拂袖而去。

还有一位叫邓以蜇的教授，虽滞留北方，

八年间，从没去日伪大学里教过课，

靠在街头卖自家古董苦苦支撑，

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又去卖，

誓死不上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儿子去往联大前，邓以蜇含泪叮嘱：

“你要好好读科学，将来力图报国！”

儿子果然没辜负父亲的期许，

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这个人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之父，邓以蛰

南迁之路共有三条，

教授、学生们携老扶幼，

一路辗转颠簸，历尽艰苦。

三支队伍中最令人钦佩的，

当属有“文人长征”之称的“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由200多名学生和少数老师组成，

徒步至昆明，军事化行军，翻越3600里，

一路风餐露宿、遭遇土匪，饥寒交迫。

途中68天，广大师生对中国的落后、

底层疾苦有了深切体会，

也因此坚定了求学报国的决心。

湘黔滇旅行团行军途中

4月28日， 284名师生抵达昆明。

这是近代中国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中国西南角，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

即将绽放出无比耀眼的光辉。

“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补助呢？”

联大成立之后，

校训定为“刚毅坚卓”，

其条件之艰苦令人无法想象。

一间宿舍要住40个学生，

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课桌，

图书馆里面所谓的书架，

不过是在废油桶上放一块木板。

起初，教师、学生只能在校外租住，

后来好不容易置地，修建校舍，

清华校长梅贻琦请来梁思成夫妇设计，

两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

梅贻琦一看，当即否决：

“联大没钱建这样的房子。”

夫妇两人只好再改，

前后五稿，越改越简陋，

从高楼到矮楼再到平房，仍不被采用。

梁思成忍无可忍，把方案往地上一摔：

“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说：“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

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

听罢，梁大怒：“茅草屋农民都会建，

干嘛要我这个建筑专家来设计！”

梅贻琦赶忙拉住他：“国难当头，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

当晚，他和林徽因重新设计，

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

哭的是联大，也是中国。

梁思成一家在昆明

修好的铁皮屋，

每逢下雨就没法上课。

老师在讲台上无论多大声，

也抵不过雨打铁皮的声响。

有一次，经济学家陈岱孙上课，

中途大雨如注，他索性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字，

学生们就静静地听了一节课的雨。

后来，联大遭遇财政赤字，

连这样的铁皮屋顶都没保住，

只能卸下来转卖给当地，

所有屋舍都改成茅草房。

西南联大校舍

彼时，昆明通货膨胀，

拿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说：

“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

大教师们穷得叮当乱响。

以当时的物价来推算，

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

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

多半教授只能以吃稀粥度日，

更别提那些收入一般的老师。

难怪当时昆明人都说：

“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

邮票、电影和助教。”

这些名师早年何等优雅，

如今个个破履烂衫，食不果腹。

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

长期粗劣的伙食使他胃病加重，

健康状况恶化，以至英年早逝。

有一年，昆明冬天异常寒冷，

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

晚上当被褥，白天裹在身上御寒。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他要钱，

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

乞丐扭头便走：“你早说嘛，

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

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吃是问题，住也是问题，

华罗庚放弃国外大好机会，

到联大只能租住农家牛棚，

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

每天吃饭，下面牛粪熏天，

晚上睡觉，牛在柱子上蹭痒，

摇得一家人根本无法入眠。

夏天，粪臭加上牛蝇满天，

华罗庚要批改作业到深夜，

然后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

一晚上被牛虱咬得遍体鳞伤。

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

华罗庚一家在昆明

后来，昆明空袭，

华罗庚几乎被炸死，

“这里不是久居之地，

我们得找个更安全的地方。”

闻一多听说了，就邀他同住。

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

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

彼时，闻一多自己开辟菜园，

勉强对付伙食，其他方面，

则靠卖书、卖衣、治印换钱。

治印为艺，以此谋生为文人所不耻，

而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

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

可见其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

其中酸楚，岂是一言能尽的？

闻一多治印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

联大教授 “各显神通”。

费孝通曾在街上卖过大碗茶；

吴大猷为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

周培源租住的地方离联大太远，

为了给学生上课特意备了匹马，

有次马受惊，几乎将其拖死在途中；

吴晗为了送妻子去上海做手术，

用十六箱藏书抵押给学校换机票。

相比之下，理工科教授就“牛”多了：

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

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

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

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了“西曼”墨水，

在昆明市场上居然畅销一时；

生物系教授更是建了酒精提炼厂，

为医院解决燃眉之急…

梅贻琦在清华住洋房、有司机，

到了联大，夫人韩咏华只能上街卖米糕，

“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

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为改善教授生活，梅四处“谋财”，

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西南联大给特困家庭安排补助金，

按理说，梅家孩子也在领取之列，

校长梅贻琦却说：“家里还扛得住，

留给那些更加困难的学生吧！”

儿子梅彦祖的眼镜坏了，一修再修，

梅贻琦的弟弟来访，梅彦祖正看书，

“怎么把脸都贴到书上了，眼镜呢？”

彦祖把抽屉打开，梅贻宝一看，

镜片上都是胶水，架子缠满线头，

梅贻宝红着眼转身对哥哥说：

“再穷也不能这样啊！”

就是如此窘迫，

听闻教育部打算从艰困的经费中，

拿出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

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

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

所有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

还有许多的人民比我们还要艰难，

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补助呢？

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有这样行为世范的先生们，

何愁教不出怀抱天下的学生？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夸赞说：

“抗战时，国人中最能感觉、关怀国家，

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

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

就有西南联大的教授。”

“物质不得了，精神了不得！”

老师苦，学生亦苦，

经济学家陈岱孙曾说：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

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

支撑了抗战时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

学生住着满是臭虫、虱子的茅草屋，

每天吃着掺杂糠皮、稗子的粗饭，

却始终求知若渴、未曾半点抱怨。

联大图书馆不过两百个座位，

若去晚了，排队都要大半天。

陈岱孙指定的教材是菲尔柴尔德的《经济学概论》，

这门课有一百多名学生，书只有五六本，

宿舍经常派人检查图书是否准时下传，

以便第二天分配。实在借不到，

便用最粗劣的纸传抄。

陈岱孙

国民政府为保全人才，

给相当数量的学生发放贷金，

这笔钱算下来少得可怜，

仅够维持一天两顿糙饭。

“想吃早点是没有的，

要吃点好的，只能去校外兼差。”

于是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

当编辑者有之，做家教者有之，

会计、翻译、电影放映员有之。

昆明有放午炮报时的习惯，

曾有学生在茶馆看书看得太入迷，

突然一拍脑袋，拔腿就往山上跑：

“糟糕！我还得放午炮呢！”

对于联大师生在外兼差的情况，

昆明人曾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若是梅贻琦校长下令封校三天，

不准师生出来，昆明大到政府机关，

小到民营企业、中小学校，

恐怕全都无法正常运转。”

顾得吃，也就顾不上穿。

联大的文艺社团阳光美术社，

曾经画过这样一副漫画，

身穿长袍的学生从背后掀起袍子，

露出的衬裤居然遮不住屁股。

大家常年穿着体面的长袍衫，

里面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

鞋子“空前绝后、脚踏实地”。

“穷得连抢劫犯都懒得多看一眼”。

学校里，无人攀比穿着、吃住，

大多数人以坚韧卓绝之心求学时，

反倒是那些特殊分子感到不自在，

孔祥熙的侄女每次坐车到学校，

把车停得老远，生怕被人瞧见。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必做的功课。

联大没有固定教室，亦无课桌，

宿舍灯光黯淡，根本无法阅读。

“看书、写作都是在茶馆里面。”

一条龙翔街，一条凤翥街，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全是茶馆。

学生只需花几分钱点一杯茶，

实在喝不起茶，就喝白开水，

想坐到何时就坐到何时。

老板娘似乎也并不在乎生意，

甚至有人中途吃饭，临走前说：

“茶别收了，我还得回来。”

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

学生老师时不时要“跑警报”。

为保安全，吴大猷居住在城外，

每天来回走20里路上课，

一个月下来脚底都已磨烂。

华罗庚曾在路上突来灵感，

全然不知头顶已响起警报，

幸好遇到一位老师将其推入防空洞，

这才躲过一劫。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

始终贯彻在联大人的心里，

尽管物质生活艰困，朝不保夕，

他们依旧激情不减，弦歌不辍。

无怪乎上世纪40年代初，

林语堂路过昆明时发出惊叹：

“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

精神上了不得！”

“校长就是给教授搬凳子的。”

抗战时迁入内陆的大学，

并不只有组成联大的三校。

国民政府曾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

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

唯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下来，何也？

只因联大三位校长的合作与包容。

由于历史的原因，三校在办学实践中，

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

清华“严谨、认真”，北大“民主、自由”，

南开“开拓、活泼”，注重实际问题，

不同办学风格要融合在一起，

绝对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清华校长，梅贻琦

联大成立之初，

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

联大各学院推举院长、系主任时，

梅贻琦偏向清华，引起北大不满，

北大教授纷纷向蒋梦麟“告状”。

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

钱穆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

大家应以和合为贵。蒋梦麟随即说：

“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

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

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北大校长，蒋梦麟

三个校长一同治校，

好比一条裤子三人同穿，

拉拉扯扯，谁也得不着好。

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

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蒋梦麟，深谙“无为”之道，

他曾说：“傅斯年说我不管事，

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

势必造成联而不合的局面。

不久后，张、蒋去重庆谋事，

直接将联大“丢”给梅贻琦，

令其全权负责一切校务。

南开校长，张伯苓

梅贻琦负责联大日常事务，

更是将无为而治推向极点。

校园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每一次学校重大事务开会，

他在一旁端茶、倒水，不表一言，

等教授们一一讲完，问他怎么看，

他都是慢吞吞地说：“吾从众。”

作为校长，他能摆正同教授的关系，

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

梅贻琦因此获称“寡言君子”，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

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

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钱穆

1946年1月29日，

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一事，

致函梅贻琦（字月涵）和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

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

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

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

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

梅贻琦接到这封公函之后，

只批示了几个字：“照办，琦”。

表面上看，不过是日常的工作信函，

而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

可见当时联大教授地位之高。

因在管理制度上无先例可鉴，

“教授治校”就成了联大的管理特色。

校级民主管理机构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促进学校发展、学术政策，

为关心学生利益提出建议、制订办法。

「教授会」作为老师的代表机构，

提出对学校发展的基本建设性主张。

为激发老师共同治校的积极性，

联大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

图书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等等。

“校务委员会中绝无非教闲杂人，

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当年联大每一次决定大事，

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

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

“讲课，当以守旧为耻，以创新为荣。”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这句话，

一针见血指出了联大培养人才的关键：

大学能否成功，全凭有无好的教授。

联大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

正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

其中有150多名学者留学欧美。

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学术风格、流派，

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育人理想。

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

伦理道德层面却留有儒家文化色彩：

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

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

皆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楷模。

破格录用教授方面，

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

发表许多小说，从未当过老师，

也未去国外留学，联大聘为教授。

他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讲授写作课，

甚至在课堂上推崇《金瓶梅》，

后来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

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何兆武回忆：

“1939年，我入读西南联大，

学校聘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当正教授。

当时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

在全国都引起不小的轰动。”

沈从文

钱钟书&杨绛

当时的联大学子，

简直是幸福到了极点。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

回忆在联大读书时的课表：

“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

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

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

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

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而这些名震全国的教授，

讲课又各有各的风格。

冯友兰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

“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

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

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当为第一人。

钱钟书先生名气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有时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地讲出来，

而是提示学生，要靠自己去体会。

最厉害要数清华四大导师里的陈寅恪，

上课了，夹一个包袱进来，从不看书，

对各路材料历历如数家珍，

古书段落信手拈来，原话一字不差。

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学生当中没几个人听得懂他的课，

倒引来冯友兰、吴宓等教授旁听。

陈寅恪

联大实行“自由教育”，

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

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

各讲各的，各有特色，“唱对台戏”。

闻一多与沈有鼎，同讲“易经”课，

经常互相旁听，这就意味着自由选择，

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此外，教授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

哲学系贺麟教授欣赏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

反对理在心外，冯友兰观点则正好相反。

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

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

听了不同观点，学生也受益颇多，

至于如何思考，全在个人。

狂儒刘文典

狂儒刘文典曾在安徽大学当校长，

蒋介石到安徽时，请当地名流见面。

蒋介石注重个人仪表，刘文典其貌不扬，

蒋介石问：“你就是刘文典吗？”

刘文典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

当场把蒋介石给气了个半死。

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

有时他讲课，吴宓跑去旁听，

刘闭目讲课，每到得意处，

便向后排张望，问道：

“雨僧兄以为如何啊？”

吴宓就起立，恭敬地点头回答：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两位名师一唱一和，

全班哄堂大笑。

学生校外地质考察

为讲《月赋》一文，

刘文典特意选在十五月圆之夜，

当着一轮皓月开讲：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

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

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

“‘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

‘世’是要明白人情世故；

‘音’是文章要讲音韵；

‘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

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如此生动、有趣的讲述，

学生焉有不能精进之理？

“这个问题，请说说你的看法。”

杨振宁先生曾写道：

“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联大念过书，

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

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张瑞蕃1939年就读于联大物理系，

至今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

“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

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

“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

课时安排上，让学生充分自学，

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

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西南联大操场

后来，沈从文在美国讲学，

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

条件那样差，生活那样苦，

为什么联大短短八年的时间，

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还多？”

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在“教授治校”管理机制下，

联大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

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给了学生们足够的发展空间。

翻译家何兆武口述《上学记》中提到：

“没有点名、出操升旗，也不呼口号。

个人行为绝对自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

何先生联大七年读了四个院系，

读工学院，觉得没兴趣，

于是转入历史系，考了哲学系研究生，

后来又觉得无趣，转去学了外语，

在此基础上才有日后的成就。

何兆武先生

最可贵的是，联大师生之间，

平等、诚挚，关系和谐，教学相长。

哲学家金岳霖讲课的时候，

会突然叫起一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问题，请说说你的看法。”

有时，干脆让学生讲上十多分钟。

更有甚者，同学当面顶撞金先生：

“您的看法有矛盾，不对！”

金先生不以为忤，不断地附和：

“唔唔，有几分道理。”

后右一，金岳霖

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

赵瑞蕻在一间教室里看书，

忽然七八个人推门进来，

一看，原来是华罗庚和几位助教及学生。

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

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马上有人起来：“你错了，听我的！”

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

华先生拄着拐杖走过去说：

“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

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吵了一个多小时，

华罗庚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

先去吃点东西吧，我请客！”

杨振宁的准考证

非但有学习的自由，

政治上，也尊重学生思辨。

当时在联大的宿舍里，

有一个特别“奇葩”的景象，

因为各个同学有不同立场，

晚上没事，大家一阵海阔天空，

有骂蒋介石的，也有拥护蒋介石的，

床位之间激烈辩论，争得面红耳赤。

可一觉醒来，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还约到一起去校外泡茶馆。

任何思想，哪怕偏激乃至“异端”，

在联大都有存在的空间。

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

联大对学生功课审核之严苛，

放到今日来看几乎无法想象：

联大前后注册学生多达8千人，

实际毕业的人数4千人都不到。

每一个学分都必须严格修到位，

如果不及格，就要从头重修。

为达到梅贻琦所言“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还有一项硬性规定：

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

可在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

而不论文理工，所有的学生，

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没有这些基础学科拓展思维，

一个学生又谈何精研学问？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

“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

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

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

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

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然道：

“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

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

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

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学生周锦荪老人因参加地下活动，

没时间重修错失的2个体育学分，

直至两鬓斑白，也没拿到文凭。

对于梅贻琦的严格要求，

学生曾有抵触，在教室墙外，

用粉笔写上“打倒梅特涅”。

这是用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

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者首相，

梅特涅的名号，来影射梅校长。

岂料，月末校会上，梅先生重申学习纪律，

并且说：“抗战时期，办学不容易。

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有愧于心。

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

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

“一定要参加国民党，我宁可不做院长。”

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认为，

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

是她保持大学本来的样子，而非“衙门”。

此言出自狂儒刘文典，“大学不是衙门”。

当初北大先贤蔡元培竭力反对行政干预：

“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

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学者谢泳翻阅联大史料得出结论：

“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

收效不大，教授不买这个账。”

昆明遭遇空袭，联大被炸宿舍

教授对于上边的命令，

若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

要么就公开抗议。1941年前后，

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

要求担任院长以上职务教授入党，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听了说，

“一定要参加国民党，宁可不做院长。”

到头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参议党政，

当着蒋介石批评国民党腐败、独裁，

说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说：

“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

盛怒之下，张奚若拂袖而去。

后来，他接到开会通知和路费，

当即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

吴晗先生苦心写出《朱元璋传》，

已待付梓，却被出版部门审核：

“能不能把朱元璋的‘红军’改一改？

要是改了，钱还能多给一点。”

妻子当时重病在身，家境窘迫，

吴晗宁可不改、不出，不要稿费，

学生听了都潸然泪下。

吴晗与妻子袁震

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

校内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

教职员一律称“先生” 或“某师”，

不会有“院长”、“ 主任”之称。

1938年，教育部明文规定，

“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

对此，工学院院长吴有训不满：

“什么三民主义，我看是三迷主义！

财迷、色迷、官儿迷！乌烟瘴气！”

闻一多发现同屋教师是国民党员，

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

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联大开党义课时，讲师给学生鞠躬：

“兄弟这门课是送的。”

中科院院士，吴有训

老师们不吃政府那一套，

学生们也不尿它那一壶。

陈寅恪先生赴国外治眼病，

因太平洋战争滞留在香港，

政府派飞机去接先生和同行教授，

岂料孔祥熙的女儿将飞机霸占，

带着洋狗乘飞机到重庆。

消息一经传出，联大师生震怒，

白天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孔祥熙”。

吴晗教授愤然道：“南宋的奸相贾似道，

喜欢玩儿蟋蟀，人称蟋蟀相公，

行政院长爱洋狗，那就是飞狗院长。”

后来云南大学举行一次报告会，

孔祥熙忽然上台发表演讲，

旁听的联大学生集体转身而去，

把孔祥熙搞得极为难堪。

国家陷于灾难时，

人人都需要报国之心，

但联大决不向专制妥协，

不接受以国家名义来抹杀个性，

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联大的知识分子既同仇敌忾，

在民族大义面前保持了气节，

又包容和保全学生们的个性，

既能够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也懂得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

这对所有大学都是历史借鉴。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谈及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

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

“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联大尊重学者，不以官阶衡量人。

倚仗权势，非联大校风所能容。

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独立，

承接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思想，

永远是联大追求的办学标准。

这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

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而非 “小人”的“同而不和”。

一座大学若是“同而不和”，

那只会越办越“小”。

正因为如此，短短8年，

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科技、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8位出自联大；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

联大师生有171人，学生近百人。

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的身影。

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

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14人牺牲。

西南联大做到了真正的育才育人。

学术上联大亦是一座高山：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

费孝通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

写出《禄田农庄》、《内地农村》，

家潘光旦在村舍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

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

华罗庚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

完成了震惊学界的《对垒素数论》，

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

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

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

闻一多的《楚辞校补》、

冯友兰的《新理学》，

……

自1941年到1945年，

教育部举办五次学术评奖，

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

数千成果参评，一等奖共15项，

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7项。

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为中国各领域学科打下坚实基础。

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

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

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学士论文，

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

为日后杰出成就奠定了基础，

最终两人获得“诺贝尔奖”。

“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让联大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辉。

教授冯友兰在《南渡集》中，

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

“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

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

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

傅斯年的《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一开头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

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

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

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

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

抗战胜利，梅贻琦做最后演讲

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

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

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学术有神圣的使命，任何人都不能侵犯。”

针对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

而不是思考什么。”

1945年12月，西南联大即将解散，

三校北返之际，梅贻琦高声宣讲：

“联大没有强迫，只有诱导，

没有盲从，只有信仰。

联大的存在和光荣的获得，

依靠自由民主和活泼的传统，

联大绝不自私独占这全民羡慕的传统，

这传统必须普及全中国！”

1946年，冯友兰教授，

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中写道：“联合大学，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

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

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这是中国一流大学应该看齐的目标，

唯有如此，社会才有更多健全的人、

独立的人、有思想和创建的人。

有力量推动发展的知识分子群体，

才能不汲汲于功利、营营于苟且，

还学术以纯净，利文化以昌明，

民族的复兴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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