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先生”李正中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有一位教授嗜书成癖，终日与书为伴，乐此不疲，人称“四书先生”。“四书先生”何许人也？乃津门文史名家李正中。不过，此“四书”非彼“四书五经”之“四书”，“四书先生”之“四书”另有所指。

一曰读书。先生自幼喜爱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泛览，即使年近九旬，依然每日黎明即起，拥书数卷，校记不辍。北宋学者张载曾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先生庶几相仿佛也。晚清曾国藩尝云：“唯读书可变化气质。”也许是读书涵咏既久的缘故，先生为人处世儒雅敦厚，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无论识与不识，但与先生交接既久，必会首肯心服其为智慧长者。

二曰教书。先生初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于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二十余岁即登讲坛，垂五十余年，桃李满天下。先是在耀华中学任教务主任，曾提出至今尚有影响的“五段教学法”。后转天津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务处长，教授近现代史。在天津大学冶金分校退休后，随即受天津社会科学院王辉院长盛情相邀，创办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晚年又不辞劳苦在天津理工大学担任文化所所长、特聘教授。同时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孟子曾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三乐之一，而“传道、授业、解惑”则是先生一大人生乐事。

三曰著书。圣人删述《六经》，不得已而为之。先生重实行，初亦无撰述文章意，后感于学界“左倾”思潮严重与口号垃圾文字成堆曲解学术，为求事实、明正理，故撰写了《〈红楼梦〉瓷器考辨与史证》等一系列历史考证性大作，旨在去其伪而存其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对文化的需求日趋亟切，先生顺时而作，笔耕不辍，编著有《中国近代史简明教程》《中国紫砂壶》《中国古瓷铭文》《中国古瓷汇考》《中国青花瓷》《中国唐三彩》《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近代天津知名工商业》《干部道德教程》《中国大学名师讲义》《黎元洪家书》等，其师周谷城先生曾以“不矜不伐，有猷有为”赞之。至晚年更立宏愿，编著校订中国民间宝卷与善书，以保存这一至今为人忽略的文化遗产。现已出版《中国宝卷精粹》《善书宝卷研究丛书》等。这些论著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

四曰藏书。爱藏书者未必爱读书，书贩子是也，而好读书者必定好藏书。正如古人所言：“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先生因爱读书而及爱藏书，亦有藏书之癖。此癖自幼生成，孩童时期，其他幼儿多以零钱买零食或玩具，偏先生能耐得住舌尖上的诱惑而聚零成整去买各种图书，到读中学时俨然成为一小小藏书家，常邀同学来家观看。成人后更是“变本加厉”。“文革”开始后，先生被关进牛棚，他的大量藏书被抄没、焚烧殆尽。浩劫结束后，先生“顽疾复发”，又开始藏书。如今其书房“古月斋”中，除文物字画外，几乎都是泛黄书卷。因为先生懂得版本鉴定，故其藏书多精美稀见版刻，并且每册书先生都会撰写“题记”，考镜源流，提要钩玄。

明代于谦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四书先生”一生与书为友，其中之乐，非读书人难以体味。又古人尝云：“睿哲之言，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而正中先生对待书籍的真诚态度，直可为青年读书一辈之楷则。

李正中先生《古月斋文集》日前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而“四书先生”驾鹤西去已近一年，未能亲见。抚书思贤，痛哉！

凌辑民在为吕碧城《欧美之光》写的序中说：“其先世多掌文衡，家学渊源，能文章，工诗画，尤娴音律。前驻日学监林鹍翔君为彊村入室弟子，倚声专家也，读女士词，叹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云。”

彊村即朱祖谋，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合称晚清四大词家。林鹍翔（1871—1939）作为朱祖谋的入室弟子，叹吕碧城词“为三百年来第一人”，自然是很有眼力的。

20世纪初的天津不仅为吕碧城的诗词创作开出一片沃土，而且也奠定了她在近三百年名家词坛上的较高地位。

1904年5月10日，吕碧城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首诗词《满江红·感怀》。这首词表达了吕碧城对深受父权、夫权、族权压迫的中国女性争取合法权利、要求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和极大反响。此后，吕碧城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十几首诗词。在《舟过渤海偶成》七绝诗中，吕碧城对列强瓜分中国，日俄两军在中国辽东半岛争霸，忧心忡忡，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诗云：“旗翻五色卷长风，万里波涛过眼中。别有奇愁消不尽，楼船高处望辽东。”她的诗引来京津两地文人墨客的一片喝彩。在野的士人、袁世凯总督府的幕僚们纷纷化名与之唱和。“刹庵主人”和七绝诗两首，“寿椿楼主”一口气写了四首和诗。“铁花馆主”在诗前著文称：“昨承碧城女史见过，谈次佩其才，志气英敏，仅赋两律，以志钦仰，借以赠行。”与吕碧城唱和的文人墨客均非等闲之辈，多为李经羲、沈祖宪、姜盫尘等朝野名流。吕碧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京津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幕僚唱和无虚日。”一时间，吕碧城在文坛上声名鹊起。

吕碧城的诗词造诣深厚，字字珠玑，文采斐然，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她在诗词中所显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女子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也深为维新人士，尤其是新女性们感到兴奋和鼓舞。内廷女史缪珊如有诗赞曰：“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天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樊增祥对吕碧城《信芳词》逐首均有评语，并手书称之为“巾帼英雄，如天马行空”。且诗赞吕碧城：“聪明天赋与娉婷，记取前生琯朗星。练就才人心与眼，为谁暖热为谁青。”

1915年，在杨度、袁克定等操纵的“筹安会”的鼓动下，洪宪帝制议起，吕碧城毅然辞去总统府咨议一职，从此脱离政界。这一年暮春她在游览长城后，填写了一阕《浪淘沙》。词云：“百二莽秦关，丽堞回旋，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著何处，如此山川。花月自娟娟，帘底灯边，春痕如梦梦如烟，往返人天何所往，如此华年。”这首词立即博得喝彩。樊增祥赞道：“此词居然北宋！”易顺鼎激赏称：“读‘素手先鞭著何处，如此山川’为之起舞，读‘往返人天何所往，如此华年’为之宕气。”易顺鼎亦曾有赠诗给吕碧城，其中有：“化身应自蕊宫来，一著尘根百事哀。莫怪词锋惊俗身，哪知香闺有奇才。”又有：“万灵凄恻绕吟坛，绝代销魂李易安。几辈阆风闭绁马，独教红粉泣南冠。”云云。易顺鼎将吕碧城比作瑶池仙子，说她是李清照再世，可谓赞赏奖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易顺鼎诗才绮绝，与樊增祥并称两雄，有“北樊南易”之誉。且不论易顺鼎、樊增祥二人政治操守，其诗坛领袖地位却是众口一词的，他们如此赞誉吕碧城，可见其诗词造诣确实不同凡响。

吕碧城在词坛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评论道：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吕碧城圣因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龙榆先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收入自清初至近代名家词66家计498首，其中王国维3首，梁启超仅1首，吕碧城则收入5首。并为作小传云：“碧城与长姊惠如兼善填词，早岁为樊增祥所激赏。”

吕碧城在词坛诗坛的名声掩盖了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其实她的文章写得也不错，只是她坚持写文言文，故为现代读者所冷落。她还善于治印，曾为英敛之等刻过图章。吕碧城自幼喜爱丹青，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习美术，技艺当更为纯熟，只可惜她的画作流传甚少，她的画名几乎湮没无闻了。

《西游记》中，同是作恶多端的妖怪，那些没有来头的被孙悟空等打死了，那些有来头的，在性命堪虞之际，都被“来头”接走了。如虎先锋、白骨精、九尾狐、蝎子精、玉面公主、碧波潭老龙等，无不命丧金箍棒下，而黄风怪露出本相，“行者赶上，举棒就打”时，被灵吉菩萨拦住，说要“拿他去见如来”；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被悟空收进葫芦和净瓶后，一旁马上闪出太上老君，连同悟空收缴的宝贝一并索要了回去……“看来头”，在虚构的小说中并不可忧，可忧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以“有来头”自恃和“看来头”迎合之辈。

明朝的正德皇帝南巡时，淮安知府薛赟为了取悦皇帝，下令“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连拉船的纤绳也“皆索民间绵帛”，以至“两淮为之大扰”。过扬州时，知府蒋瑶就不屑于这一套，他说：“沿河非圣驾临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毁坏民居？”正德皇帝的宠臣江彬，传旨要扬州报大户。蒋瑶知道他想借此机会敛财，就把盐运司等职能部门报上去，并说：“扬州百姓穷，别无大户。”江彬又传旨朝廷要选绣女，蒋瑶说扬州只有3个绣女，那就是自己的3个亲生女儿，除此“民间并无”，如果“朝廷必欲选时可以备数”。后来蒋瑶升迁时，扬州百姓“争出赀建祠祀之”，原因自在其中。

“看来头”者，信奉的是“进大庙拜大菩萨”，不认道理只认人。谁位高权重，谁对自己有用，或者谁惹不起，他们就高看一眼，要风给风，要雨给雨，甚至千方百计投其所好。所以，“看来头”也是一种“耍滑头”，办得“有来头”者满意了，自然能够抱大树、走捷径、得好处。

晚清时的官场，小官大多怕大官，大官小官大多怕洋人。《官场现形记》对此有过精彩描述：一制台大人脾气很大，只要官比他小一级的，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顶子给人碰，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对于手下当差的更是喝了去，骂了来。

一次，制台大人正准备吃饭，一巡捕来报告：“有客来拜”。只听见“啪”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制台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制台骂道：“混账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说着又踢上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放胆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随他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说：“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蓦地起来，举起手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账王八蛋！原来是洋人！为什么不早回？”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会儿。”制台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骂道：“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账！还不快请进来！”

什么事情该干，什么事情不该干，自然要尊重实际，尊重民心民意，而不能唯“来头”是干。对于那些“有来头”而不该干的事情，就应该多些无私无畏的勇气，该顶住就顶住，不能有半点迁就。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一次，张贵妃为其表叔张尧佐请官，宋仁宗打算任命他为宣徽使。然而，“以廷论未谐，遂止”。过了一段时间，宋仁宗因为贵妃的面子，“欲申前命”，再次让大家讨论，上朝之前贵妃叮嘱仁宗：“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不料皇帝一开口，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至于“唾溅帝面”。没办法，“帝卒为罢之”。贵妃知道了，“迎拜谢过”，仁宗“举袖拭面”，气得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对于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来说，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看来头、讲原则不耍滑头，敢作敢为、敢于担当。如果大家都坚持这样做了，那些溜须拍马之徒、团团伙伙之弊、唯上迎合之风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省总队）

作者：刘为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胡先骕与胡适的论争和友谊是学术史上有趣味也有意义的掌故。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出生于江西南昌市一个官宦家庭。1909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秋，考取官费赴美留学生。1913年入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先学农艺，后改为植物学。课余写诗，主要学杜甫、韩愈、黄庭坚等。1914年7月，胡先骕经杨杏佛介绍加入南社，其诗词创作大多在《南社丛刻》上发表。1915年胡先骕加入中国科学社，1919年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1922年，他和秉志、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首开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之先河，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纯粹”的现代科学研究机构；之后又依照美国费城“韦斯特生物研究所”的体制，创建了著名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就在从事这些繁忙、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胡先骕笔耕不辍，并且一再震动文坛，成为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青年诗人和文学批评家。

早在1914年，胡先骕到美国加州读大学刚一年，喜出望外地接到胡适来信，非常高兴。因为他热望结交在留学生中早有影响的胡适，特别是他读了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诗经〉言字解》《非留学篇》等文章后，认为“皆适得我心，乃窃自喜，引为同调”，很想和胡适通信，没想到却先收到了胡适的来信。

胡先骕连忙给胡适回信。他小胡适三岁，就在信中恳望与“适之宗兄”交个文友。然而，此时的胡适正在转变观念，准备“文学改良”，倡导文学革命。等到1917年，胡适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基本观点“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居然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胡先骕写的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进行批评，说：“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总之，胡适的文章又是讥笑又是挖苦，却没有意识到“皆套语也”“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用的正是他所反对的“文言”。

胡先骕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拒绝写白话文，对胡适的“文学改良”提出批评。1919年，他在《南高校刊》《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1922年又在《学衡》杂志第1期、第2期连载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认为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他指出：“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关于胡适“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胡先骕认为，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讲求文法，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等几条，古人早有共识，并非胡适首创；至于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对仗，“则大可商议”。胡先骕列举了外国名著中许多“用典”的例子。最后得出结论：用典的优劣得失，关键看用得是否恰当。

接着，胡先骕发挥植物学专长，用科学分类法将《尝试集》肢解：“以172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44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50页，余78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诗者，仅有14篇。这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对于剩下的11首新诗，胡先骕断言：无论以何种眼光观之，皆无可取。如《人力车夫》《示威》等篇，表现的是“枯燥无味的教训主义”；《老鸦》《乐观》等篇，表现的是“肤浅之象征主义”等等。胡先骕最后得出结论：《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

1921年年底至1922年1月，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在南京创刊《学衡》杂志，主要撰稿人还有王国维、陈寅恪、刘永济等。梅、胡、吴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堪称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创刊后连续发表胡先骕的诗学评论多篇，其中除了“综论”性文章以外，针对个人（大都是清代诗家）《文集》的评论就有12篇之多。因此，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基本成熟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在1922年发表的《论批评家之责任》中，胡先骕列举的“责任”有六：一为批评之道德，不作违心过情好奇立异之论，二为博学，三为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四为具历史之眼光，不就一时一地之主观立论，五为取上达之宗旨以指导社会，六为勿谩骂。他还批评说：“吾国文人素尚意气，当门户是非争执至甚之时，于其所喜者则升之于九天，于其所恶者则坠之于九渊，且每因学术之相非而攻及个人，或以个人之相非而攻及学术。”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胡（适）君于晚清诗人所推崇者为郑珍与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并称，而比金氏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儿顿、嘎狄儿。实则郑金之诗，不啻霄壤之别。”胡先骕对梁启超、胡适这一老一新的两位文坛“权威”，敢于提出尖锐反驳，正表现出他“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的批评家风采。

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相遇，二人合影留念，胡适在照片上题字：“两个反对的朋友。”在此期间，胡适还热情地邀请胡先骕为他主导编务的《独立评论》写稿。1927年，胡先骕曾对《学衡》的主编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1948年初，胡适与胡先骕在南京开会合影时，胡适又在合影相片上亲笔题写：“皆兄弟也。”视论敌为朋友、为兄弟，这样一种学术气象，确实难得。

当时，胡适被海外学界推举为现代“大师”，但胡先骕认为：“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这一评价，容或有许多学者不能同意，但一家之言，正有其值得深长思之之处。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6日 13版）

李细珠

说及北洋史研究，一般想到的关键词无非是“军阀”、“革命”、“帝国主义”等。这些当然绕不过，但从政治结构及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三对关键词是：断裂与延续、移植与异化、过渡与转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这三对关键词用到整个近代史研究也合适。北洋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当然不能等同于近代史，因而尽管可以同样使用这三对关键词，但用于近代史和用于北洋史，其内涵有交叉之处，而并不完全相同。

传统政治的断裂与延续

研究北洋政治史，首先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革命之后传统政治的遗存状况。辛亥革命彪炳史册的功绩是推翻帝制，开创共和——结束了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历史的航程在此发生根本性转向，历史的断裂处清晰可见。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无疑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新生，作为制度上的革命性变革，绝非一日可以完功。事实上，在新生的民国里，传统政治的遗存几乎无处不在，从而使民国的成色锐减，时人痛切地指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但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在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由于政权很快转移到袁世凯北洋势力手中，结果便只剩下一块共和国的招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在护国、护法的旗帜下继续革命。

如果说帝制的终结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断裂，那么这个被时人喻为“假共和”的新生民国就难免与传统政治藕断丝连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帝制在终结之后仍不断地借尸还魂。尽管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在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坚定地宣告“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但革命之后不但保存了逊清小朝廷，还出现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的闹剧。至于北洋政府的统治，就人脉关系而言，从历任总统、国务总理、内阁阁员到各省军政、民政长官，几乎都是前清官僚政客或新旧军人出身；就统治方式与观念而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的不同层次占山为王的军阀政治，正是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变相翻版。进入民国之后的北洋政治与传统政治的相关度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

研究北洋政治史，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政制被引进来之后的生存状况。西方政制的引进始于晚清，但在晚清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中步履维艰，难以立足生根。

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借鉴与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向近代君主立宪体制艰难行进，制度创新业已初露端倪，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尤其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的影响，以至于实在难免橘枳效应而多有异化之处。

开国会、制宪法、设责任内阁，是预备立宪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国会，虽然清政府设立了咨议局与资政院，但真正的国会则千呼万唤不出来；关于宪法，虽然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完整的宪法迄清亡而未见。与国会和宪法的命运基本相似，责任内阁制也曾一度在官制改革时难产，结果虽被国会请愿运动催生出来，却是以备受非议的“皇族内阁”形式尴尬地出台，并最终成为断送清王朝的催命符。

辛亥鼎革之后，在新生的民国政权里，总统、内阁、国会、宪法等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再次悉数登场，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试验相比，其异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总统，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又以军警迫使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直至弃总统如敝屣，而帝制自为；段祺瑞皖系“安福国会”操纵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控制北京政府；曹锟公然以贿选方式攫取总统宝座；张作霖挟第二次直奉战争得胜之势，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并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以武力控制北京政权。

再如内阁，只不过是总统或某种强权势力操纵政治的工具，民国政坛明争暗斗，政潮迭起，内阁更迭频繁，北洋政府16年间，内阁更易46次，内阁总理达29人之多，平均每年内阁更换近3次，内阁总理平均每人任期仅半年，政策的稳定性大打折扣。

又如国会，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开除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无独有偶，1917年段祺瑞内阁在与黎元洪总统府院之争中，也曾挟督军团之力，胁迫黎元洪总统再次解散国会，又操弄皖系政客选举“安福国会”（所谓“新国会”），直到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而恢复旧国会；后来国会又成为曹锟贿选总统的工具。

又如宪法，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本有限制袁世凯权力之目的，但是，袁世凯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又名《袁记约法》），并颁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从而使袁世凯成为独裁总统和终身总统。贿选总统曹锟1923年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未及实施，就在次年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所取代，临时执政制度规定一切大权集中于临时执政，是一种非典型独裁制度。

可见在北洋时期，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宪法，几乎都是各种强权势力借以操纵政治的工具与遮羞布。可以说，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制度移植与异化现象，是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如总统、责任内阁、国会、宪法等引进近代中国时共有的历史命运。关于北洋时期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问题，也即北洋政治的现代性及其限度问题，正是亟待深入探究的课题。

北洋政治的定位：过渡与转型

研究北洋政治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北洋政治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究竟应如何定位。我在研究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结构的论著中曾经提出“内外皆轻”说，认为在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政府既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

清末新政从制度上使权力交接失控。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被明显削弱，而清朝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中央不能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清王朝最终覆亡。

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代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崛起，袁世凯在北洋军人的支持下顺利地接掌了新生的民国政权，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军人集团——北洋集团操控的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北洋政府的统治权威，袁世凯不断地采取措施笼络立宪派、旧官僚，打击革命党人，企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结果却走了一条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独裁大总统、终身大总统乃至于洪宪皇帝的不归路。袁世凯在民国初年重建统治权威的企图落空，致使政局分崩离析，最终导致北洋时期的军阀政治。

如果说北洋时期是清王朝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过渡时期，那么北洋军阀政治就是清王朝家国体制向南京国民政府党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为什么从传统王朝的家国体制到党国体制的转型需要经历一个军阀政治形态，这是北洋政治史研究中引人深思的课题。

剥离军阀割据混战的乱象，探究北洋时期政治结构与制度史变迁的基本态势，或许可使北洋政治史研究更进一境。北洋政治纷繁复杂，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历史学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历史本身的错综复杂，横看成岭侧成峰，多种视角的观察可以将历史的多面性呈现出来。北洋政治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长沙市实验中学校长肖建军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用水彩画临摹的世界地图，这是学校一位老师画的，被他视作珍宝：“小小一幅画，装下的却是整个地球宏伟的空间与无限的时间，生命的张力就蕴含在空间和时间里。教育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的认知空间变得更加广阔……”

在长沙市实验中学校园里，正在实践着“实验”的教育，让教育更有价值，让每一个生命都饱满生长，获得生命最丰美的礼赞。

培育完全人格

百年名校教育思想一脉相承

到2018年，长沙市实验中学正好一百岁。曾国藩、曾宝荪和曾约农三位先贤的塑像静立在校门东侧。沉淀在校园里，不仅是岁月痕迹，而是精神传承。

学校前身为创办于1918年的艺芳女校，由晚清名臣曾国藩之曾孙女、著名教育家曾宝荪女士创立。

曾宝荪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女性理科学士，她在办学中将曾家深厚的家学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学思想有机融合, 以“忠、恕”为校训，要求师生“忠”以持己，“恕”以待人，勇于担当报国责任，在教育中坚持发扬民主精神，强调学生尊严和幸福感，形成了独特的“完全人格培养”的教育理念。著名国学大师、教育家李剑农、刘洪度、熊菊如、陈天倪等都曾在学校任教，学校传承和发扬曾氏教育思想的精髓。

这也是肖建军校长提出“三三”办学思路的基础，作为省级示范性高中，长沙市实验中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多年来一直秉承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培养完全人格”的办学宗旨，尝试了多种育人方式，努力达成培育目标。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到教室走一走、看一看是肖建军的必修课。“看看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如果能看到活泼的笑脸，就证明他们感到幸福愉悦，那样我也会感到十分开心，如果总是满脸愁云，就证明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教育主张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按“围绕三大实验，实施三大工程，创建三大特色，提升学校品质”的“三三”办学新思路，开展育“完全人格”多样化人才的综合课程改革试验、传统文化及传统办学思想融入现代教学的研究试验、现代教育技术融入教育教学的课堂教学研究试验，狠抓质量提升工程、队伍建设工程、校园建设工程。

名师荟萃 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以往我们对于教师，总是以‘人梯’‘蜡烛’这样的词语来要求，但这使得我们的老师缺乏幸福感，也缺乏钻研专业的动力。人的情绪是会互相影响的，没有幸福感的老师，又何谈有幸福感的孩子呢？”肖建军解读说。

“三三工程”之一的队伍建设工程，就用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实验，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准。将“实验”这个主题拓展到这所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延续到教育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传统文化建设，或是现代技术融合课堂教学，各领域的教育实验正在蓬勃发展。

在这个校园，青年教师臧妍感觉自己的成长如春笋拔节。臧妍说，在这个校园的成长，从来不是自我孤独的行走，而是团队呵护下的奋斗，让人感觉温暖。“我觉得每一位长者不仅教学经验很丰富，而且真的很德高望重，只要我们有需要，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经验、方法指导，也会给我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真的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与指导的前辈们。而我们年轻老师，只要你开口问，你一定会得到帮助。”

目前学校拥有1名正高级教师，10名特级教师，10名国家级、省级骨干教师，9名学科带头人，高级教师占比35%，中青年教师博士、硕士率达70%。

教师成长

去年，长沙市实验中学与省内其他9所省示范性高中一起组建了g10教育联盟。作为联盟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肖建军，参与组织了多次外向型的教学教研交流。“同课异构”的创新交流就是g10教育联盟进行的一项重要实验。

完善课程体系 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高考虽然结束了，但是长沙市实验中学的高三学子们在毕业典礼上，还会领到最后一次必须要完成的作业——《高考的得与失》。

肖建军表示，这不仅是要让高三学子对考试进行反思，更重要的是，这些反思的结果会帮助老师更好地完成新课程改革。“你看了今年的试卷就会发现，不再是考知识考答题技巧，而是考综合素养和学科能力。”

高考后的二十多天，长沙市实验中学的高三老师也不能休息，“我们要出一份考题的分析报告，为以后怎么培养学生学科能力提供学生需求依据。”

看了这次高考试卷，作为校长，肖建军表示，以后会大力加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我们每年都会带学生到农村去考察，这些东西以往家长还认为会浪费时间，有时间不如多刷题。看今年的高考考题就可以发现，以后被圈养长大只知道刷题的孩子肯定考不到高分，只有多参与社会实践，有改变社会的责任感的人，才真正有体验有观点，才能有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每年暑假，长沙市实验中学的孩子们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远赴炎陵进行研学活动。在长沙市实验中学的教育者看来，这不仅使得孩子的走进山野，与农村的孩子相互接触，同时也能够让孩子们听到大自然的声音。老师还会带着孩子们祭祀中华文明的先祖神农氏。在这个慎终追远的仪式上，肖建军都会怀着庄重的心情恭读典雅的祭文，他想让孩子们能够听到历史的声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学校文化的构建不是扯几条横幅、写几句标语就能实现的。”

灿烂校园

作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学校足球队、田径队、舞蹈队、健美操队在全省中学中一直保持一流水准，多次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佳绩，学校现有艺芳文学社、毛毛虫心理社、街舞社、历史溯源社、诗社等学生社团30多个，相继开展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信息、外语等学科的竞赛培训活动；学校每年组织进军营、进农村、进社会、进企业、进自然的“五进”社会活动，每年举办艺术节、文化节、科技节、读书节、社团节等五大主题节日活动，让学生在系列活动中历练成长，“快乐星期三、校园狂欢节”等社团活动是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为享誉星城校园的社团品牌。

追求学生

全面而有特长的发展

长沙晚报讯（记者 岳霞 实习生 郭慧楠）高考成绩一出来，长沙市实验中学的家长群沸腾了，好消息实在太多了。 当年录取线4a2b共录取341人（不含特长生、指标生、直升生），其中6a入校的18人，600分以上11人，一本率100%；5a1b 入校的33人，600分以上17人，一本率100%；4a2b入校的290人，600分以上23人，一本上线率91.3%。

蒋敩方、陈术威等10人有望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名校录取。专业考生成绩优异，艺术类李衡润等3人达到清华美院和中央美院的录取条件；空军招飞类有2人达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条件； 高水平运动员吴湘炜等9人达到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录取条件；音乐类周雨希等3人有望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录取；足球队除一人外，舞蹈队、健美操队毕业生全部上一本。

学霸=学生自身努力 老师帮助 父母教育 学校管理，这是长沙市实验中学学霸们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得出的规律。成泽森是长沙市实验中学创新班的学生，是同学们口中的学霸，老师口中的好学生，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小孩。成泽森说，学校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成绩优良的学生更喜欢向老师问问题。“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成绩离不开老师的付出。”成泽森表示，老师会耐心地为他们解答疑惑，也会经常主动和他们进行交流，问学生问题，带动了好问、好思考的良好风气。

校长肖建军为今年的成绩感到欣慰，他表示，好的教育就是要因材施教，如同工匠一样，讲究各尽其用，各尽其才，就是让石、木、铁、铜、金、钻等各种材料都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若无知地期望把石头加工成为钻石、用钻石砌墙和房子，把木头加工成汽车，岂不是很无知？我校教育一直追求的就是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各尽其才，以全体学生全面而有特长的发展与进步为追求，而不仅是为状元而教，为尖子而教，更不会以少数人成功而沾沾自喜。我们的教育理想是：让所有学生都超越原来的自己！尽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变成别人或者变得更像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