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

一．『本书简介』本书是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最新力作。他在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克鲁格曼指出，这两种（经济上）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二．『主要观点』纵观美国现代史，会发现两个巨弧——一道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一道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而且这两道弧线基本上是同步的，许多人都认为是经济上的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对立，但作者认为事实正好相反。他的论据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经济上平等与不平等的变化并非如常理认为的那样是渐进变化的，事实上，它们的变化发生在短短几年间。比如二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这一现象同时也给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有那么大。”通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挑战供需规律的做法一般行不通；就算政府果真利用战时权利强行建立了更平等的工资结构，一旦取消这些管制，工资差异也会自发回归旧日的水平。而且许多人认为，激进的平等化政策将破坏激励机制，令经济一蹶不振。但事实是，激进的收入平等化让人联想到的种种恶劣后果，在二战后其实一个也没有发生。相反，罗斯福新政使得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的繁荣时代，它很好的说明了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主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有事实论据，但是理论论据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要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解释吗？市场的力量真的没有用吗？）而且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会的新力量居功甚伟。至于为什么极少数的人能够巨富，其解释也与通常理论所认为的不一样。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官的收入是符合其贡献的，但是，当我们走出这种理想化的假设，不再把眼光仅仅局限于经济，便能明白，管理者的高薪与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联系远没有那么紧密，而是大大受制于社会规范与政治权利的变化。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飞升不是因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是因为各种因素使愤慨之声沉寂了。比如新闻机构不再谴责收入过高的管理者，而是赞颂其商业天分；政治家不再引导公众对公司界的肥佬做平民主义的痛斥，而是曲意奉承提供竞选捐款的人；工会曾走上街头抗议高额的管理层奖金，但因为遭到了商业利益集团隐蔽的有力反击——比如非法解雇那些恶组织或支持工会活动的工人，使得工会一蹶不振。）2.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显示，是政治变化在先而非经济变化在先。认为经济变化导致政治变化的人们认为：金钱能买到势力，而由于科技变化等加剧贫富不均的因素，最富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最后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钱来收买一个政党。根据这一观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即政治上右倾）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副产品。作者认为经济上的变化不是主导因素，说它起了强化政治分化的作用倒是有可能。作者还分别就选举策略的作用、战争的影响、婴儿潮一代人的生活环境、美国人的国家观念、文化观念、宗教、种族裂痕等对政治变化所起的作用分别给了说明，此处略。其中，种族的影响尤为重大，作者认为：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奴隶制的遗留影响。3.经济学家大多曾认为，科技变革是美国贫富不均加剧的主因，这一变革增加了对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而事实是，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其收入也大都落到了平均水平之下，而一小群人的境况却好到离谱。这一现象大大削弱了技能偏向型客机变化在解释收入不均时的说服力。可见，科技并非主要因素，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受到的侵蚀，才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用科技来解释他们无法用其他可度量因素来解释的事，期程序大致如下：首先，假定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科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然后，估算贸易与移民的影响——这本身是个带有先入为主色彩的过程，但至少我们有贸易量与移民的相关数据；最后，这些可度量因素所无法解释的部分，则通通归因于科技。也就是说，断言“科技变化是收入不均加剧的主因”的经济学家，是以排除法得出了这一结论：他们推论出贸易与移民不足以完全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因此科技必然是罪魁祸首。作者认为，移民也许以一种较曲折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即通过是政治权利向富人倾斜，但是，其直接的经济影响并不大。4.通过跨国比较的“受控实验”，即观察那些其他方面条件与美国类似的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化，来剔除那些不是诱因的“诱因”，比如科技，比如市场力量。最后剔除下来，原因便是美国政治上的右转。（详见P107）三. 『对“平等”的深入分析』最后，我们为什么要担忧经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按照自由市场派的观点，我们需要的是“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既然这样，如今人人都有发财致富成功的机会，结果的不同只是由于个人能力、努力甚至运气不同而造成的，不是吗？作者给出的观点听上去有点“疯狂”：一个结果高度不均的社会，基本上也必然会成为和一个机会高度不均的社会。但他也给出了很有力的解释：1.机会其实并不均等“全美教育统计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那些考试成绩处于倒数1/4，但家庭地位处在顶端1/4的学生，与那些考试成绩处于前1/4，但家庭地位处在底端1/4的学生相比，读完大学的概率更高。这告诉我们，美国社会趋近机会平等的观念，明显就是臆想。该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通常没有保险，他们更易罹患让生活脱离正轨的健康问题。低收入与社会援助欠缺造成的营养不良，会有相同的影响。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发生在父母生活中的剧变影响到子女。美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同样也属于机会不均等。中低收入家庭为了让子女“不输在起跑线上”，负债送子女去学费昂贵的好学校，进而因为争相进入好学校而大增的住房开销，使其负债变得更重。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消除了社会阶级的不平等，但是，经济的不平等却正在造就一个新的、隐形的不同等社会。2.不平等导致国民生活水准得不到提升虽然美国的经济总量持续上升（人均GDP持续上升），但是，这些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落入了一小群富人的腰包，而普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并没有从中获益多少，他们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是一国最珍贵之物，这从来都是个正确的判断。3.不平等损害社会与民主制度美国政治的丑陋，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反应，高度不平等让维系美国社会的纽带变得紧张，美国人信任政府与彼此信任的程度已有长期的下降趋势。 综上，作者提倡政府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似乎还偏向于增税），来缓解收入不平等，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四. 『其他内容——金融规避监管』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业危机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制定法律，构建了一张金融安全网：一方面，银行存款得到保险；另一方面，银行受到监管，不能从事风险过大的经营活动。将存款保险与监管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传染性的银行挤兑大潮再次爆发，那种挤兑潮州“新政”之前的美国频繁出现，并导致了1931～1932年的浩劫。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依赖许多人所说的“影子银行系统”。该体系中的金融机构事实上发挥银行的功能，但构造却与银行不同，因而可以规避监管。（P 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