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如何平衡城乡发展 —专访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必良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然而，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三农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探索中国农经新理论，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共同主办的“大学与城市（二） —广州地区社科名家访谈 ”的活动中，《南风窗》专访了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罗必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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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地动了，人才会有效地动”

　　南风窗：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农业经济的专家，你认为乡村振兴的标准是什么？中国乡村要怎样振兴？

　　罗必良：乡村振兴战略有五个指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它们既是方向，是重点，也可以视为标准。但是要完成全部这五个指标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所以今天说乡村振兴的标准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 —农民满意。那么农民怎样才能满意？我觉得还得再加一个标准就是“安居乐业”。

　　只有农村产业兴旺，创造了更多就业与创业空间，农民才会以职业农民的方式返回来。当他们能在村里得到一份劳动强度不大的工作，紧张感低、担忧度少，不受歧视，又有融入感，便会觉得自己就是主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安居乐业”标准。

　　然而，在这个乡村转型的标准之下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乐业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几点，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事实上，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过程就是优质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失的过程。资源丰裕地方很多，需要企业、工厂去开发。所以，安居乐业不仅仅依赖于资源、依赖于人才，更依赖于农业农村企业家群体的带动。

　　农村还有一个资源，地。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是财产性要素。我们需要盘活“三块地 ”，即农地、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发展各种形式的“共建、共营、共享经济 ”，由此挖掘农村土地的制度潜力，释放制度红利，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现实的逻辑起点。只有地动了，人才会有效地动。

　　南风窗：土地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制度体系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制度，伴随着40年来的改革历程，一直是农村变革最核心的问题。你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会向何处发展？

　　罗必良：中国小农国情暂时无法改变，必须引导小农参与分工。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只鼓励每家每户种自己的地，而应鼓励一部分农户提供各种生产性服务。因此，在发展农地规模经营的同时，应该大力推进农业的服务规模经营。

　　未来农民种地的每个环节，是不是也都可以外包？外包意味着，服务规模对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是重要的元素，单家独户的小规模经营肯定不是出路。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将小农融入社会化的分工经济，打破土地碎片化趋势，而这就需要解决土地分散、利用效率低的问题，这对现有制度将形成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有一个预期，未来农村家庭的独家经营可能性越来越不重要，将以集体的返租倒包、企业的返租倒包、农地的股份合作等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南风窗：那么要提升中国乡村发展的质量，什么样的人能做到？

　　罗必良：最需要的是企业家型的人才。在乡村的振兴过程中，在城乡协调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给农村更多的营商环境，因此，在产业的政策方面，应该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参与乡村振兴。

　　所有的民俗村、所有的乡村旅游和乡村休闲，一定是由极具眼光的人才能发现这个村发展的可能性的。与此同时，这个要求投资能力很大的多个企业共同投资，未来一定是企业集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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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不平衡恰是一种资源

　　南风窗：广东，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下功夫解决广东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你怎么理解这番话？

　　罗必良：发展不平衡体现在很多个方面。在区域、城乡、公共资源等方面，广东确实面临着一些不平等的问题。我有一个判断，广东的这种不平衡恰好为广东未来的多功能发展提供了机会。

　　我一直觉得广州从化区的发展很有希望。从化是个山区，它最大的资源是生态。如果说珠三角地区有非常好的物质和技术资本，那从化就有生态资本，它还有社会资本，或者叫文化资本，比如农耕文化。这些资本完全可以被盘活。我认为，从功能融合的层面来说，区域的不平衡其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有利于重新打造区域的协调关系，重构区域之间的互补，从而形成发展的多样性。

　　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除了考虑经济福利，还要考虑生态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去挖掘广州不同地方的功能。当然，发展产业方面可以利用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但在公共资源方面还是要努力做到均等。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要尽力做到各区域的均等化。

　　如果实现了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那意味着农民群体就不会紧张、不会焦虑了，那才叫乡风文明，其他区域的游客才愿意去到这里，享受这种氛围。这本身就是一种效用或者福利。民生民风那么好，看到人们那种满足感，那种和谐，难道不是一种效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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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

　　南风窗：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你认为广州要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罗必良：“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定位。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最近一年多，社会上对民营经济出现了一些质疑，总书记给出了对民营经济重要的定位。民营经济在我们国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进现代经济体系构建，创新创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定位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以前是叫“补充作用”。所以这是从政治上、从经济上、从社会的地位上，给了民营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给了民营企业家一颗“定心丸”。

　　目前的民营经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规模小，经济质量、盈利水平和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比较弱；二是缺乏长远的规划。对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尤其对中小企业，定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我认为，广州应该以一些龙头企业来带动形成产业集群，形成经济联盟或者联合体，让中小企业特别是让民营企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分工。换句话说就是把小船捆绑到大船上。这是帮助中小企业抗风抗浪，慢慢来提升中小企业的能力。

　　另外一件事是改善融资环境。营商环境包括给予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也包括相应的一些配套措施。营商环境还包括全社会对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家的尊重和信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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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必良

　　博士，现任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他在生态经济、区域经济、制度经济及农村经济组织等领域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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