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与天王并肩同桌

进师范学院后，我不再有大材小用的情绪。因为至少还有两位的分数在我之上。

湖南师范学院地处岳麓山下，湘江河畔。广茂的绿阴树下，没有太多喧嚣，是潜心学习的好地方。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人们的思想非常单纯。学院里更是一片净土。

那时各班没有班主任，早晚自习也无人查到。上课与自习也没有特定的教室。

开课的第一天晚上，我随便走进一间教室，发现里面鸦雀无声，后来的同学都踮起脚寻找座位，唯恐惊动了先到的学长——77、78级的精英。

坐在张枣、韩少功的旁边，岂敢东张西望？

中文系、数学系同一教学楼——语数楼。外语系在语数楼的后面。

我经常到中文系、英语系蹭课。

在中文系可以借录音机。好像。现在不确定了。在英语系学俄语——中苏关系改善，我以为有机遇。野心勃勃。想干嘛呢？

1983年在学校露天电影院看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时，后悔没有提前找他签个名。他祖籍澧县。老乡啊。应该不会拒绝的。

当时不认识张枣。但是在2016年翻译《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1979-2009》世界语版（?INA ANTOLOGIO 1979-2009)诗歌部分时我骄傲了一把，有机会和能力翻译他的诗歌《镜中》。

这本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报导社共同决策，张枣的入选与我无关。我没那么大能量。不过，作为译者，还是感觉与他挺有缘的。

缘分在于命运吗？校友啊，为何英年早逝呢？如果健在，在翻译的时候也许我会伊妹儿（EMAIL）他一下。

还有一位有缘人大家可能意想不到。钱钟书！《围城》里"三闾大学"是湖南师大的前身。这种缘分也许不值一提。可是，2018年我为《围城》世界语版写评论时仿佛看到他在黑板上写字，我在听课。钱教授！别讽刺我攀龙附凤。

在同一教室学习过的校友、同学中出了多少个教授、博导？还有多少个张枣、韩少功，我没法统计。

这些同学往往来自不同的系，不同的年级，甚至不同的学校，因为师院与湖南大学是邻居，而且没有院墙之隔，两所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对方的教室里学习。

我们一直没有校服，但大家的穿戴几乎整齐划一：绿夹衣、绿书包和白网球鞋。早、中、晚，校道上总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每个人肩上是书包，手里拿着碗和汤匙。

有人说，从高中到大学，好比鲤鱼跳龙门，满可以轻松一番。

其实，最大的轻松莫过于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发展个人的特长。

当时，师院的教学体制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学生不必追求各科高分。

学习不再需要"刻苦"——刻意地自找苦吃，学习全然是一种乐趣、一种轻松愉快的享受。即使在规定的上课时间，你也可以去图书馆自学，去别的系或别的教室听自己喜欢的老师讲自己感兴趣而又有问题需要听的课。

学习，学习，学习。

为自己的前途、为回报父母的艰辛抚养、为报效社会的无偿资助，哪有理由辜负那种宽松的体制呢？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转型期，无须过多的约束，人们都能自觉地感受到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因为我们都亲身体验过"文革"的灾害。

百分之三的升学率，能够"跳进龙门"，有机会"吃皇粮"念书，岂敢怠慢这"天之骄子"的机缘？

每天傍晚时分，男男女女争先恐后涌向教室，先遣的同学总是用书或笔记本为因故后来的同学抢占座位。而上图书馆，更要有点合作精神，抢座位、排队借书，非得几个人通力协作不可。

那种学习氛围，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神仙书"。当然，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每个人只是以埋头苦学的方式想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不是口号，而是发自内心的激情。

莘莘学子清楚地知道，空洞的政治教育和声嘶力竭的标语口号根本无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惟有知识才是力量，这种认知，来自汗与血的体验。正是这种认知的驱动，整个学院才沉浸在早晨书声朗朗、傍晚你追我赶的气氛当中。

七七年到八十年代中是新中国文化教育的鼎盛时期。有幸成为这个时期的学子，深感骄傲。

我非常乐意过那种教室、寝室、图书馆三点式的生活。

不用花钱，业余生活照样丰富多彩。岳麓山、湘江，自古至今养育了数不清的文人才子。对于我们，她们更是慈母胸怀。

每逢节假日，我都和几个同寝室的同学一起上山逛一圈。学院与森林公园融为一体，上公园不用买门票，何乐而不为？

读书四年，我的脚印覆盖了岳麓山的每个角落。

春天，我们常常上山摘映山红。同学们采回含苞待放的花枝，插在盛水的玻璃瓶里，置于书桌或窗台上，可以享受好些日子红花绿叶。

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没有想到送一束给班上的"五朵金花"。

八〇级数学系四个班，每班五十人，其中女生五个。从进校到毕业，同窗四年，许多男生没有和女生讲过一句话，这决不是夸张，这是我所在一班的"特色风味"。

天天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一年级时住男女混合宿舍，同一层楼，经常在洗漱间相遇，从来不互相问候，好比电视剧里的地下工作者，相逢佯装不相识。

不是佯装，而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纯净得比蒸馏水还纯。都是啃书本的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更是超越君子——简直是和尚与……哎，比喻不恰当。

我是班干部，女同学们当然认识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对一位女生有点意思。我没领会她的意思；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因为不懂男女之间有什么意思、怎样才可以意思意思。

那五位女生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穿着一直朴素，即使来自城市也从不涂脂抹粉，一身贫下中农打扮。

在2000年左右，我写了一个世界语短篇小说发表在法国的一家杂志，提及80年代初的女同学穿着丝制袜裤，女编辑质问：可能吗？

我看见女同学穿着袜裤了吗？

每每上完了课，很少到外面溜达，她们更乐意在书中寻找白马王子，抑或在她们的脑海里压根儿就瞧不起我们男生。而我们男生呢，常常在睡觉之前对她们品头评足，但从来不敢找机会和她们聊聊。

在男生心中，那五位似乎可望而不可及，是高攀不起的酸葡萄。因而，蜗牛们谈论得更多的是二班的女生。距离产生美还是兔子不吃……？。

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寝室的几位男子汉一时心血来潮，把二班的几位女生的名字写在纸上撵成团，抓阄看谁得到谁，现在想来真是百分之百的幼稚可笑。

只是"偷偷摸摸（写有名字的纸团而不是身体！）"，没有人够男子气与她们说说话，更不用说表露心思。

哦，别的寝室有人敢。老蒋的家门，当然不同凡响。他成功把二班的大眼妹搞到手。而今家庭美满。

又错了。

班长和学习委员在读书期间谈上了；教学实习成就了另一对。

看来，我以偏概全，自己是木头还以为他人也同样。

这种看起来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延续四年，也许是我入学前从未从书本上或电视里品味过"花前月下"的风景——奶奶提醒的，就那意思，她不会直接表达。

高中毕业，很多人未曾用过电灯，更不知道电视是什么玩艺儿；所读的书，除了教科书就是高考复习资料。心灵深处近乎佛教徒的超脱。就是到了大学，教室里也没有电视，哪有机会"开化"？

我们能"进化"到抓阄"定缘"，全得感谢电影《庐山恋》。

花五分钱，在学院的露天影院看了这部彩"色"片，其中郭凯敏拉着张瑜的手游庐山的情景令我们大开眼界。有不少同学当天晚上像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第二天一大早洗内裤的很多。

从此，室友经常在就寝铃之后研究找对象标准什么的。

大家一直认为，研究生找本科生，本科生找中专生乃最佳搭配，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攻读硕士学位，以求日后爱情事业双丰收，至少有本钱娶个"百分之三"，也算人上人了，苦尽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