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高考工厂: 毛坦厂中学的监狱生活！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说，高考如今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每一个变动都会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比如今年江苏、湖北两地高考“减招”风波。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这个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成为中国高考大军的缩影，也是中国教育的缩影。

——会长

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

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镇卫生站里贴的是中学班主任的联系电话；卖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脑清新和五个核桃；街上打出的横幅是“××品牌伴学子安心踏实马到成功”；甚至连三轮车上也挂着高考倒计时牌;临近高考，连皮鞋摊都打出了“庆高考，大放价”的促销广告……

小镇的灵魂和核心，是一所超过2万人的高级中学：毛坦厂中学(及金安中学)。近10年来，毛坦厂中学以其8成以上的本科升学率屡屡创造高考神话。

2017年，毛坦厂中学待毕业的高三共有90个班，其中应届47个，复读43个。共计11222名学生参加高考，这也是该校参加高考人数首次突破万人大关。

“今年我们希望有8000人以上(超过本科线)”，分管教学的毛坦厂中学副校长李振华对记者说。他的嗓子因忙碌而变得沙哑。

盛名之下，李振华并不讳言毛坦厂中学的成功，“更多来自于非智力因素”。

在这里读书就等于坐牢

学校超市里，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机电池和台灯正在集中充电，上面写着主人名字，五角钱一次——原来，为了防止学生娱乐，女生宿舍里连电源插座都没有。刚到金安中学，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来说，毛坦厂的严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别适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学生”——王玲觉得，她原来就读的另一所乡镇高中，晚上9点就下晚自习，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网的“客观”原因。

而在毛坦厂，班主任让她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有期徒刑，一年”。

除了学习，王玲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她的时间被一张作息表严丝合缝地分解掉。早上6点20进班早读，直到晚上10点50下晚自习，休息时间只包括：午饭、晚饭各半小时，午休1小时——午休本是2小时，但班主任要求学生到教室睡觉，顺便再匀出1小时自习。

“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王玲向妈妈抱怨。

但她没有理由退缩。她是主动要求到金安中学复读的。金安中学是毛坦厂中学与另一家私立学校共同出资成立的私立中学，接纳复读生和应届高中生，两校资源共享，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所学校。

一进教室，王玲便被各种口号和标语包围。前后门贴着，“进班即静、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贴着“天道酬勤”，两边还是标语：“树自信、誓拼搏、升大学，回报父母;抢时间、抓基础、勤演练，定有收获”。

老师戴着扩音器上课，151名学生挤满教室，“笔掉了都不能弯下腰捡”。逢考试时，学生便自觉拿出一块白板立起隔开。因为人太多，他们没有举办过运动会。当然，音乐、体育课已在高三课表上绝迹。

王玲皮肤白净，眉眼细长。她并不算瘦，但很快发现，她的臀部和大腿明显胖了——坐在桌前不运动的结果。

班上还有女生便秘，因为吃完饭后立刻趴桌休息，胃似乎不能消化。班主任见怪不怪，说这些都是复读症状。

为了激励学生，很多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两横一竖，干!”

老师们相信，高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依靠训练和重复便可以对付过去。不需要学生有多大的主动性，只要跟着老师走，遵守纪律、跟上进度，高考成绩必然会提高。

学生成绩下降，老师会被淘汰

“常忆高考落榜时，匹夫当有凌云志”，这是挂在一间复读班教室里的口号——学校并不介意以自揭伤疤的残酷方式，以失败者姿态制造焦虑、激发斗志。

事实上，毛坦厂中学起初也是“失败者”。

在毛坦厂崛起之前，它只是六安市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乡镇高中。六安最好的高中，是位于市区的六安一中、六安二中。市区高中层层“掐尖”后挑剩下的，才会进入中考统招线相差50分左右的毛坦厂、张店、双河、三十铺等普通高中。

“我们的生源是二三流的”，毛坦厂中学老师常说这句话。因为生源不好，毛坦厂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的学生并不多。距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7年，一位学生考进北大。

如今，尽管毛坦厂距离合肥只有4个小时车程，学校已有了400米塑胶跑道，尽管教师制服已是中国名牌，但这所中学仍然认为自己是“深山里的农村学校”。

起跑线的劣势地位、高中教育的城乡差别，久而久之深藏为危机感与耻辱感，进而内化为自我鞭策的动力。

校园里，被印在落地灯箱上、被刻入石碑里随处可见的一句话是“不比智力比努力，不看起步看进步”。不甘于人后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了鸡血似地”比拼努力和进步。

学生退步名次，会以“触目惊心、警钟长鸣”的大标题做成警示榜;进步榜则是“乘胜追击”。学生之间有“人盯人”策略，学生可以选择一个实力相当的同学作为竞争对象，在班主任那儿备案，下次月考要比对方进步更多。输的一方，惩罚是站着早读。

学校选聘班主任，每年根据成绩考核，末位淘汰;班主任和教师双向选择，如果对课任教师不满意，班主任可以炒掉课任教师。由此组成的教师团队，对班级成绩负全面责任。

一切奉分数为圭臬，实行指标化管理。倘若高考后的一本人数少于进班时人数，则每少一位学生扣掉0.3分;班级一本上线每人3000元、二本每人2000元，再以人数权重奖励给教师团队;等等。

有的老师，最多一次性奖励5万多，接近一年的平均年收入。

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刺激之下，全校100多位男性班主任各显神通，想着法儿提高学生卷面上的那个红色数字。

曾有一位年轻老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来到毛坦厂中学教书。接受了大学教育、开拓了眼界的他认为教育最应该培育的是学生的公民素养。

于是，他偷偷摸摸地多做了一点。比如，在班会课上，为学生们朗读《萤窗小语》。他甚至认为，高中生已经情感成熟到可以谈恋爱，于是又在班级发动关于友情、爱情的讨论。

如今10年过去，今年春节，一位当年的学生向他拜年，对他说“谢谢”。

不过，他没有告诉学生的是，那些尝试让班级成绩下降，他差一点被末位淘汰。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教育新实验。

“做老师最痛苦的是，你明知道是错的还是不得不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对记者说。老师们私下也会讨论，是不是真的需要占据学生这么多时间，是不是一定要如此严苛?

结论是，只要高考存在，应试教育便没有废止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仍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家长和孩子一样苦命

直到来到小镇，王玲的妈妈才知道，毛坦厂没有“毛毯厂”。毛坦厂音从“茅滩场”而来，位于六安南部山区，曾是空旷平川，茅草丛生，是官员放马的场所。

她从淮南转车六安，再到毛坦厂。从六安市区，早6点至晚上5点半，开往毛坦厂的中巴每20分钟发车;从合肥南站、旅游车站，每天共有五趟专线直达小镇。

2013年春节后，王玲终于开了口，让妈妈过来陪读。理由是，别的同学都陪读。妈妈一口答应：“万一考不上，以后会不会说是我不陪读的错?”

接着，她以100元一天的价格包下了私人所开快捷酒店的一间房。那些金安中学东门对面的房间，隔断成8平方米左右，带独立卫生间和热水器，每学期8000块钱还抢不上。

房东的租房公告还会特意写明：“学生休息时间内，不能洗碗、洗衣服。”

这天中午，她刚叠好女儿的衣服，又拿起毛线织棉鞋套。蒸好的饭在电饭锅里热着，就等着女儿在半小时里匆忙回来吃一口。

“这里什么都贵”，她有些抱怨。没有1块钱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块钱一斤;猪肉12块，而她家只要8块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几乎无事可做。学会了做棉鞋，偶尔打牌。白天，小镇静悄悄的，在学生放学的两个时段短暂沸腾重又安静;傍晚，蜗居的陪读妈妈们三五成群，遛弯闲逛、跳广场舞，成为独特一景。

很难说清在巨大压力下朝夕相对的母女，关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这一年时间，对于妈妈们来说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们甘愿承受。

在社会摸爬滚打几十年，每位妈妈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心酸故事。比如，一位家境富裕的合肥妈妈，曾在1999年拒绝朋友共同开发房地产的邀请，原因竟是，她压根不知道还有银行贷款这一说。

还有外出打工的，因为不识字，只能在工厂烧锅炉，工作12年后工资还没突破2000块，“没有知识，做的就是吃苦的活”。

“不说别的，现在考个公务员、好一点的单位，不是至少都要有个本科文凭吗?”李佳佳的妈妈并不赞同毛坦厂的应试教育方法，却不得不鼓励女儿完成复读——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输不起。

这位有大学学历、如今已是省人大代表的工程师如此反省：“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共同造就了这个巨型高中。可以说，一加一的恶果是大于二的。”

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厂镇的高考气息一天天浓厚起来。街边小贩一边卖葱，一边卖印着“金榜题名”的孔明灯。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摊子都适时出现。

在毛坦厂中学那棵百年枫杨树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墙面上的红绸、锦缎已褪了颜色，覆盖着崭新的锦旗“我求神树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树旁，香烛摊一路绵延至中学门口。王玲妈妈本来想拜拜，最后还是觉得难为情，走掉了。

王玲也想放孔明灯。不料班主任劝说：“还是别放了吧!放得上去还好，万一放不上去，被电线杆子挂住了，岂不是成了‘线下’?”

黄色的孔明灯也是忌讳，表示“黄了”。

每年6月5日高考送考节，在礼花与奏乐伴随下，70辆大巴缓缓开出校门，将王玲和李佳佳送往六安市区。

今年同样讲究，前三辆车的车牌尾号都是“8”，出发时间是上午8点过8分。头车司机属马，寓意“马到成功”——这个高考小镇，自始至终充满着无数个关于高考的暗喻。

这天下午，王玲妈妈在宾馆里收拾包裹准备离开，远远听见街道上传来的鞭炮声，忽然停下动作，起身叹了一口气：“唉，我也终于要解脱了。”

转载自：家长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