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制度下,学校就不重要了么?古人也看名校

栏目:行业动态  时间: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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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论是就业还是相亲,名校毕业似乎都是一张十分亮眼的标签,而且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国内的北大清华不够亮眼,就远渡重洋九牛津哈佛镀金,光是名校研究生也不行,有的地方还要看你本科是否也是名校毕业。

科举取士制度下,学校就不重要了么?古人也看名校

就连过去十年疯狂上涨的房价,也跟名校大有关系,都是为了孩子能上名校,而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上名校的概率要远远高于普通学校,所以让二手房市场中异军突起了一个新概念——学区房,各方面条件一样的房子,仅因为多出一个优质的入学名额,往往就会高出一半甚至一倍的价格!无数家庭为之神往,多少父母因之挤破了头。其实想上名校,不仅是今人,古人也是如此。

最早的官办学校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于隋唐时期,而在此之前学校便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最经典的例子便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讲学,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当然,孔子那时候只能算是民办学校,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真正意义上的官办学校是汉武帝时期,由大儒董仲舒提议设置管办学校,在《汉书·董仲舒传》便有相关详细记载: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大意就是设置太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在地方上设置次一级的学校来教化百姓,前者就相当于如今的国立中央大学,而后者则相当于地方性大学。在这条政策颁布之初,也就是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太学的学生才仅有50人,放到现在也就是普通学校一个班级的人数,但千万不要小看这最初的几十人,因为这是古代官办学校建立的标志。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科举取士制度下,学校就不重要了么?古人也看名校

北京孔子太学

伴随汉朝历史,太学规模不断壮大,汉昭帝(前94年-前74年)时期太学学生就照最初的规模达到100人,汉宣帝(前91年—前49年)时期达到200人,汉元帝(前74年—前33年)时期达到1000人,汉成帝(前51年—前7年)时3000人。到东汉第九位皇帝汉质帝(138年—146年)时期,太学学生已经达到30000人的超大规模,三国初期的枭雄袁绍和曹操,便是太学时期的同学,后来又同朝为官。

段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官办学校作为社会的教育机构,早在科举制度建立的几百年前就出现了,并诞生了最早的官办大学——太学,后世又改成国子学。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教育体系中,学校和教育监管部门尚未分开,国子学的一把手——祭酒,即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也是教育部的部长。这也是为何国子学一度曾改名为国子监(四声),就如钦天监、御马监一样,这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

为官摇篮国子学(监)

在官办学校发展初期,每年毕业的学生数量是远低于社会所需要的官员数量的,所以当时只要是从国子学毕业的学生,基本都能够获得相应的官职。尤其是在国家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根据《贞观政要》(见注释1)记载,唐朝初年,即使国子学(监)的学生数量一度过万,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依然可以获得官职:

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

为了让国家机器尽快运转起来,学生从国子学(监)毕业后便可以直接入仕,相当于享受到了毕业“包分配”的优待。唐朝初期的科举考试并没有后世严格的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而是由生徒(注释2)和乡贡直接参加考试,前者是国子学等官办学校的所推荐人员,后者则是需要通过州县考试脱颖而出才能获得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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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学(监)等官办学校的学生人数本来就有限,同时教学质量也要相对高些,所以在同等情况的科举考试中,生徒的竞争压力就要远远小于乡贡。这也造成了生徒出身的官员要远远高于乡贡,并在朝廷中形成了以由国子学毕业、进士及第而入仕为荣的风气。

这一时期除了国子学(监)外,还有与其齐名的其他几所官办大学,因其主要位于京兆、凤翔、兴德三府(注释3),又因为当时通过科举当官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来自这几所学校,因此又被合称为“东府西监”。大体相当于如今的“985”、“211”之类的名校了。

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大都知道未来会去当官,所以都会争相结交,逐渐形成了学校中的朋党,并选出最优声望的人坐代言人,尝试与权贵结交,以至可以干扰主司的视听,五代时期的政治家王定保在其所著的 《唐摭言·两监》写到:

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生

昔日辉煌难再复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将盛唐从繁华强盛的巅峰拉了下来,同时也对长安国子学(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反倒是散布于各州府郡县的乡贡没有受到太大波及。《旧唐书》(注释4)中记载,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在朝堂上对大臣感叹道:

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归

此后,国子学(监)再未恢复往昔的盛况,文学家韩愈在 《请上尊号表》中描写到:

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国封等六百人

这与唐朝初年几千人的编制的国子学(监)已经相差太远了,这种生员从未及唐前期的定额情况,直接导致科举取士变成重乡贡而轻生徒。曾经显赫一时的古代名校“东府西监”,在唐代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不可逆转地下降了,而与之相关的科举的影响则愈益增大,并逐渐渗透到唐代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风尚的各个方面。

科举取士制度下,学校就不重要了么?古人也看名校

注释1:《贞观政要》是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其作者为唐代吴兢,是一本政论类史书。《贞观政要》主要内容记载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注释2:生徒,中国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常科的考生一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另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和各地方州县学馆出身,通过学校的选拔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局举荐到尚书省参加各科考试,称作生徒。

注释3:东府是同州(治大荔,辖今渭南诸县)的古称。陕西素有三秦之称,汉承秦制初置左、右内史后置京兆尹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关中,唐代又置京兆、凤翔、兴德三府。

注释4:《旧唐书》 卷十二 本纪第十二·德宗上记载,安史之乱后德宗在当朝感叹“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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