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博士亲述：移民到香港读中学后，我学到了一生受用的东西...

栏目：行业动态时间：2019-06-20

前言：本文作者叶从容，主要受西方教育长大，她的第一专业是语言学，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学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律比较学硕士和法国马赛大学欧盟商法法律硕士学位。攻读宗教、政治与社会学博士学位时因个人健康原因被迫退学。曾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现为自由作家、译者。

本文转载来自微信公众号：问对教育（cdwendui )

我小时候在新疆建设兵团长大，十一岁移民到香港。十一岁之前所受的小学教育，是典型的中国大陆的教育。

我学习成绩一向很好，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到一个问题，先叫几位同学回答，等他们都答不到点子上的时候，就点我的名字，而我总能答出老师想要的答案。因为成绩好，又常被委任担当学习委员、班长之类的工作。因为常常担任班干部，总觉得自己是榜样之类的人物，做什么都得表现给人看。

记得有一次大扫除，学校叫学生回家带做卫生的工具。那时，家庭经济条件普遍都不怎么好。我们家有两块抹布，一块旧一些，一块新一些。我妈特别叮嘱我，不要把新抹布带去学校。我当时还在心里批斗她，“你的思想觉悟怎么这么低？”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我从一上学开始，就很快学会了如何做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很早就失去了童真。

不过，这种“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的欲望，和一直被老师看中选来当领袖的经历，也培育了我的演讲能力、组织能力，以后我在很多大场合中处事都从容自如，实在跟这段早期的学校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

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

学校是个教会学校，不但在学业上（即考入大学的比率）很优秀，也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全人发展。学校里有许多社团活动的机会和平台，为学生的课外活动提供了相当丰富的选择。校内每年有运动会、辩论比赛，另外还有童子军、红十字青少年团队、交通安全团队等纪律部队，而这些团队常常参加社区义卖活动和到儿童院、老人院等福利机构的探访和服务。

所有活动都是各人凭兴趣自主自愿参加，尤其是校外社团活动，并没有考核，跟学生的成绩、升学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年参加的就是香港红十字青少年团队，得了好些服务勋章，还当过副团长，制服肩膀上有两条杠！

01辩论训练头脑

每一年，学校都会组织不同形式的辩论赛，有时是同年级之间的，有时是分开辩论，也有自由组织辩论，那个时候的训练对我以后的演讲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逻辑思维的训练。

我们辩论的题目，有与时事相关的，如政府应否资助有线电视的成立；有纯粹哲学思辨类的，如一个人的人格究竟取决于先天的因素还是后天的因素；还有道德伦理方面的，如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等。

我们先组队，然后抽签决定正方和反方，这就需要辩论员学会站在自己并不一定认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提出理据，还要学习辩论的礼节，对题不对人地辩论。

做正方的时候，要知道什么叫立论，做反方的时候，要知道什么叫做切题地驳斥，很多基础的东西需要学习，学习措辞、学习讲话的技巧规范、学习对时事的关注。有时，遇到时事类的问题，还要主动约见区议员，学习采访、记录，以及积极出席一些社区集会，搜集资料。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参加辩论比赛，在学校辩论完，胜出后，就代表学校去参加地区赛，再胜出，就去参加全港赛。

我对辩论比赛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到了校外，遇到其他辩论高手，看他们如何运用语言和机智，在谈笑风生中将对方击倒，就特别希望自己也能如此。经常参赛，也让我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往往是辩论赛中的敌手。这对我日后出国留学、适应新环境、结识新朋友，都是很好的训练。后来自己当了老师，也担任过辩论队的指导老师和辩论赛的评委。

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反对自己观点的人，不会觉得对方是在针对我这个人，而是会听对方的立论基础或理据是什么，如果对方反对得有理由，我会反省，诶，这个人观点不错、他很有头脑。虽然他不同意我，但是这种不同意，是经过自己深入思考的，所以我尊重他。而对那种不假思考、觉得“叶老师都是对的”的学生，我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思想上的懒惰，或对权威盲目崇拜的危险。

02全人的发展与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我觉得，每一项活动对人的锻炼都是多方面的。比如有一次学校拨了五百块钱组织一个关于特殊儿童的社会关怀活动。你怎样用这五百块钱？办得小，起不了作用，办大了，钱不够怎么办？指导老师只是提醒我们可能遇到的风险及相关法律问题，活动策划和实施都是学生自主完成，高年级带低年级。

为了完成一件事，我们需要做很多研究，从写申请书开始，经常开会讨论，怎样联系相关公众人物支持我们的活动，怎样与人交往，怎样开会，遇到问题如何变通……很多能力就在一次次具体的会议讨论和具体操作过程中生长出来。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次社区服务活动。我们收到一笔钱，要组织一个跟儿童有关的社区活动，类似于嘉年华会，设立不同的摊位，布置各种游戏，让家长带孩子来参与。摊位布置、邀请人、游戏设计等都做好了，看起来已万事俱备。我们在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才发现，手头的经费完全不够买奖品，而整个嘉年华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奖品。

怎么办？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一开始只想到怎么再申请增加拨款，或者大家分头再去找自己的朋友、家人募捐。后来，我突然有了一个破格的想法，何不向社区里的商家征求捐赠礼品？这个办法是我从父亲的工作经验中延伸出来的。

我父亲当时在超市工作，超市经常会做活动送东西，有时候做活动剩下的赠品，质量并没有问题，但活动结束就没用了，需要处理掉。这些赠品的种类很多，而且都不贵，很适合拿来做游戏的奖品。我想，既然我父亲的超市会有这样的富余，那其他商家呢？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把这些对商家来说可有可无的东西收集起来，既满足了我们活动的需求，让每位参与的小朋友都有丰富的奖品可以拿到，又为商家提供了一个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

我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大家的支持，而且完成得很棒。我们走进超市、文具店、食品店……说明诉求，商家的反应都很友善，他们只要求得到一封由主办机构开出的感谢信，以证明那些礼品不是我们这些孩子自己要去的。

完成整个过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时候也会慌，第一个想到的是要不要父母来帮忙。我父亲当时也帮了一些忙，但主要还是我和团队伙伴一起完成的。

完成这个任务后，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得到了很多从未有过的经验，起码，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就产生了一种信念，遇到困难时，不能放弃、不能怨人，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是固有的，光有勇气、毅力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创意。这样学到的东西，是不经意的，也是人家夺不去的，而且一生受用。

03公共意识和人文关怀成为生命底色

因为我是红十字青少年团队背景的，所以我参加的活动多属于医疗服务和社会关怀类的。不久前，我和中学时的那批队友团聚，发现大家至今还都有定时捐血的习惯，因为那时，我们每三个月、六个月就去捐一次血，是很以红十字为荣的。

我天生血管细，护士抽血的时候经常找不到血管，我常常鼓励她们不要担心，我父母以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被他们训练出来，不怕针，不怕血。有时一听到有暴风雨，或路上什么突发事故，我们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就是：是不是有需要我们“出手”的时候？

好玩的是，我那时候巴不得有谁会在我身边晕倒，我就可以立即施展作为一个红十字会队员的急救本领了。其实最多不过是学校开运动会时，有人会晕倒。但那种看到别人的需要就马上出手、随时准备救伤扶危的意识，就像当时埋下的一颗种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生长。

上个月，我回香港，坐地铁时，看见旁边一位阿姨突然站起来，让座给另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士，才发现，那位女士是盲人。那位盲人女士说不坐了，一站路就下车。刚好，我也在一站后下车。下车时，我走过去对她说：“大姐，你搭着我的肩膀，我的肩膀在这儿，我带你走。” 我边走边告诉她前面的路况：

“好，要上楼梯了，一步、两步、踏。”
“我们要出闸口了，你有车票吗？喏，这里是感应机。”
我让她摸，然后让她自己出闸。
“你等等，我在你后面。”
“好，你现在再搭着我的肩膀。我们要爬楼梯了。”

就这样，我一直把她送到她要坐的公交站，再让其他人照顾她上车。路上，她问我：“这位小姐，你家里是不是也有盲人？还是你在盲人机构工作？”我愣了一下。我平时并不常与盲人在一起呀！我是怎么知道如何照顾盲人，让他们既能得到帮助，又不致失去尊严的呢？我只能归功于学生时期参与的那些红十字团队社区活动经验。

这就是当年在红十字会的社区服务为我留下的遗产。就像小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就算日后多年不骑，也不会忘记怎么骑一样。

04纪律养成也是在社团活动中

记得有次去一个特殊儿童疗养院做服务，里面的孩子有的有身体缺陷，有的有智力缺陷，或是其他各种特殊情况，我们满怀热情地去了，也同样满怀热情地想拥抱孩子们，却被院里的阿姨禁止了。

当时觉得那阿姨怎么这么冷漠，好像是炭火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心里是很不服气的。但毕竟我们是去服务的，要尊重人家的要求，并且我们是纪律部队，要有服从纪律的意识，所以不能任性。

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像我们那样一点知识也没有，单凭热情去做事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帮倒忙，阿姨若不阻止我们，可能等我们走了之后，她们就难搞了。

做事，尤其是慈善性的事，仅仅有热情而没有知识和智慧，往往会弄巧成拙。但这个道理，是我后来才学会的，在当时，只能庆幸我身上的制服约束了我。

05领袖才干是由服务他人培养出来的

华人学校还是有一个习惯，成绩好的学生在社团活动中也往往被推举为领袖，我是很典型的华人家庭的小孩，从小到大读书成绩都很好，所以是班长，也是社团活动的社长。全校体育队被打乱年级抽签，按不同的颜色分成不同的社，比如红社、绿社、蓝社……比赛的时候一个社对另一个社。

学校每年都有运动会，这种分法就让不同年级的学生充分融合起来。我什么运动都不会，但是每次都把我选做社长，全社赢了，领奖的则是我这个没有贡献过什么的“社长”。

做领袖的视野和能力要求，也是在事情当中被塑造的。比如你要安排人，要跟进事情的进度，财务也要跟，确保每一笔账都有收据。我发现国内有些公益机构对财务这一块很不敏感，拿到钱之后很茫然，要怎么归置、使用这笔钱？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拽个人来，两个人一起判定，收到多少钱？谁在什么时间支取了多少钱？用途是什么？就是说，要有监管的观念，一起签名监督，不能一个人去搞定。这个习惯就是我在中学时的社团活动中养成的。家里和学校都没有教过。

一九八五年“国际青年节”的时候，全香港穿制服的团队，各派一个代表出席，大概一万多人里面选出七个人的比例，我就被选上了，代表红十字青少年团队。几个月后，红十字会“国际青年会”在韩国有一个全球性的会议，我也被选中，代表香港作为亲善大使出席会议。

那时我读高中一年级，第一次出国，已经完全跳出了课堂、学校和社区，跟世界各地不认识的人打交道。在这样级别的会议上应该怎么做？如果没有参加过，到哪里去学呢？现在中国也有很多跟学校有关的活动，比如歌唱比赛、写作比赛、书法比赛等等，我也参加过这类比赛，比如歌唱比赛、朗读比赛，都是表现个人的，但是现在回忆起这些活动，只能想到奖状之类的东西。

并且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赢或不赢只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环节，有时候不赢反而得到的东西会更多。对我影响更大的都是需要团队合作完成一项任务的社团活动。

这些社团活动，训练一个人的合作、交流、沟通等综合能力还是其次，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服务的意识。社团活动的目的都是服务社区、服务社会，当时只想到要尽力去完成一个任务，只是在事情完成之后才觉得，哦，原来我已经这么能干了！

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训练自己的领袖才干而去做事情，你就永远不能训练你的领袖才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团活动训练，我发现，跟人合作时，不能什么都按照我的意志来，否则就没人跟我合作了。所以我要知道组织一个活动的时候怎样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比如有一次我们讨论去哪里春游，老师就说，今天我们谈论一下春游的事，请班长主持讨论，真正民主、充分地讨论，老师并不代替学生做决定。

从小就知道自己有决定权的话，你会有一种优越感，所以这种优越感第一次被动摇的记忆，我记得比较清楚。那天安排的活动，我现在都还记得，因为我是成绩很好的学生，就提议搞一个分组问答比赛，老师就说，搞什么嘛，出去旅游还要搞问答比赛，意思是出了校门就不要再想学校里的东西了。

被老师这么一提，我意识到，出去玩就要玩不一样的，比如爬山之类适合野外的活动，这些意识就是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学到的。

其实现在国外的小孩都是这样的，并没有做题、抄书、背书的作业，而是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发现国内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

06平台跃迁打开生命宽度

我考上香港中文大学，读了一年之后，又被学校选中到美国做交换生。我这个人很幸运，总是被选中放到一个更宽广的平台。

不过，我想，许多华人学生只知道读书，他们去面试的时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的人，和一个在新环境里处之泰然、能够从容自如地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人相比，面试官显然会对后者更有信心。我一直以来的自信和对新环境积极正面的态度，也是在这些课外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到美国读了一年，我决定不回香港，在美国继续读。那是我第二次出国，又是一个新的平台，各样事情都要重头来，但是，以往的经历让我对新环境只有好奇，从来没有怕过。

美国的大学里有的是各样的活动，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我总是积极主动地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参与当地的露宿者服务，也到美国的监狱里做服务。我发现，这些场所中，很少有中国人。当然，也很少看到露宿者中有中国人，或坐牢的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每到一个地方，先建起一座中国城，然后就住在里面，不去触犯人家的法律，也不关心人家的社区。

我最常做的，是国际学生的服务，先是亚洲人，后来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人。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穆斯林”三个字，往往会觉得敏感，不太敢接触。但是，我从小在新疆跟穆斯林一起生活，见到他们觉得特别亲切，他们也觉得跟我很能说得上话，因为我们能理解国际留学生的想法和困难。

由于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对美国文化比较了解，所以，我常常在他们中间扮演生活顾问之类的角色，他们找医生、买家具、买车、读书、学英语、想家……都会来找我。许多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一直跟中国人在一起，吃中餐、说中文、与中国室友合租、结识中国来的（甚至自己家乡来的），结果，毕业后，跟没有出过国没什么两样。

我想，我之所以会有不一样的留学生生活，不是因为我在学校成绩有多好、考了第几名、背了多少书，而都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所受的这些课外全人培育过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