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育不能忽视“人”

十年来，钱颖一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几乎放弃专业上的研究，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管理和教育改革中。他是行动派，更是思想派，十年累积下的教育思考已成为《大学的改革》上下两卷厚厚的著作。面对今天中国教育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这位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教育有着怎样的体认？在他眼中，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本期，记者独家对话钱颖一。

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

记者：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钱颖一：我一向主张“大学为学生”，但这样一个主题并非显而易见，也远非共识。事实上，学生、教师、社会、国家都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教书育人、研究探索、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组成大学的使命。在实际工作中，在兼顾四个方面的同时，在不同时期，总会有不同的优先和侧重。当前，中国教育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在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下，教师和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更容易获得优先考虑，而学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视。

什么容易被度量，什么就容易被完成。科研、项目容易被度量，育人、教学天然不容易被度量，难度量就难产生激励，于是也就难完成。回溯根本，大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难道只与研究相关，与教育无关？是否只与在《科学》《自然》杂志上发论文有关，与诺贝尔奖得主有关，就没有别的了？我听过清华一位教授的一句话，简单，却有道理。他说，大学研究做得不好，肯定不能算一流；但如果教学搞不好，那连大学都不能算了。

经济学视角对我们思考教育问题很有启发。在我看来，教育产出有两个维度——“人”与“才”。关于“才”，谈得很多，比如拔尖创新人才、人才引进等，但教育只是为了育“才”吗？不是。“人”的维度更重要，“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品，更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文化、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但在近代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教育转向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传授，经济增长似乎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相应地产生了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人”的价值就被严重忽视了。

记者：具体到办学过程中，产生教育忽视“人”的原因有哪些？

钱颖一：这既有高等教育的原因，也有高校之外的社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于本科教育的忽视。就全国来说，本科生远远多于研究生。就重点大学来说，本科生的生源质量在整体上高于研究生。但我这些年来发现，在重点研究型大学中，对研究重视，对本科教育不够重视，表现在对本科生教育投入不够，学校花的精力不够，对教师激励不够。

第一，是理念上的偏向。现在一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好像就是指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导致这些指标成为教育领域中的GDP。对研究重视是应该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评价的重视导致了对本科教育的轻视。以广为流传的几大大学排行榜为例，几乎没有反映本科教育水平的指标，但却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风向标，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

第二，是时间上的配置。从主观层面来讲，国内大学教师太忙，国外教授也忙，但没有这么多论坛、会议、兼职。我在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教书时就有很深体会：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教不好书，就不会被认为是好教师。再大牌的教授，每学期必须上课，每周必须安排office hour（教授与学生面谈时间），帮学生解答学业中的问题。但在国内，只要你想，越有名的教授社会事务就越多，在没有保证给学生时间分配的制度下，学生很难见到教师。从客观层面来讲，国内高校生师比也太高，不少大学的硕导、博导每人要同时带几十个学生，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时间可想而知。

第三，是激励上的匮乏。现在国内大学对教师在教学上可以说是没激励、甚至反激励。教师的评价体系是个价格系统，往往是鼓励论文发表，所以教师就一篇篇地数论文篇数。人做事都是在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做选择，当精力、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最有激励性的选项。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千篇一律，突出的少

记者：教育忽视“人”，会带来哪些影响？

钱颖一：大众对中国教育的意见不少。平心而论，中国教育有其优势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学生水平比较整齐，即“均值”较高。这种特点对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追赶。扎实的基础知识加上整齐的水平，有利于“模仿与改进”的发展模式。这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说，并不坏，甚至是必要的。

但中国教育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学生以考试为导向，死记硬背，只关心标准答案，追求高分数，对知识没有好奇心，对真理没有追求欲望，由此导致创造性、创新性不足，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教育方式也使得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千篇一律，突出的少，有特点的更少。这对于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来说，问题可就大了。

记者：你曾长期在美执教。在这点上，美国大学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钱颖一：我们对美国大学的看法有一个误区，就是只认可它的研究水平。其实，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也很突出。有人说美国大学的本科生培养不行，那是衡量标准不一样。我们的衡量标准通常是看基础知识是不是扎实，微积分是不是学得好。这方面我们肯定比他们强。但是，如果看它对一个人的整体培养，包括知识、能力、价值等各个方面，美国的本科教育无疑就有优势了。

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曾同我说过，美国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的优势还没有被世界其他地方所认识，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为什么呢？通识教育不同于专业教育，它不是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眼界和视野、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也塑造学生的价值观。

我们过去总认为大学就是知识传授、知识获取的地方，在这种理念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是符合逻辑的学习方式。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奖不久后曾到美国访问，有记者问他：“声速是多少？”爱因斯坦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但他拒绝了。他说：“我不需要记住它，因为书里都有答案。”然后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许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从这点说，通识教育就是训练大脑如何思考，而思考是创新的起点。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记者：大学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从“人”的维度出发，做到“为学生”？

钱颖一：教育如何体现“育人”？这其中固然涉及评价导向、教师激励等问题，我仅从教育路径的角度来谈，那就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我在美国的大学待了二十多年。我知道，在本科阶段的专业知识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赶上。比如美国的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基本上就七八门课，最多不超过十门课，全部学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难就难在通识教育，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在目前的中国尤其如此。

第一，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在高考选拔制度下，应试教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学习方式，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想象力和好奇心不足，进入大学的多是这样的学生。

第二，目前中国大学教育中的专业教育不仅强势，而且专业设置过专过窄，这会使人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狭隘。

过去几年，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培养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管是什么专业，本科一二年级学生都要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占到总学分近一半。但仅有通识教育是不够的，还要有“个性发展”。我们的做法之一是把必修学分减下来，给学生更大的自由度。

记者：这样设计，学生会不会上许多的课，反而没有思考的时间？

钱颖一：的确，国内大学里要上的课实在太多了，学生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登登，以致每天都在赶课、做作业。其实，这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因为缩减课程的数量，就必须提高课程的质量，那对教师的要求就会很高，而目前国内大学的整体教师水平还达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讲，量可以做质的替代品。这种情形要改变，教师的水平就必须提高。

记者：当了十年院长，你有哪些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上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钱颖一：把通识教育和个性发展的课开好，上好，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很艰难。在供给方面，好老师不容易请到。比如《中文写作》课，很难找到老师教，因为中文系老师要做研究，没兴趣。再比如，《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很难教，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和传统的教学方法，都不适合这类以讨论和争辩为主的教学。在需求方面，如何激发学生对通识课程的兴趣和动力，也是问题。在一个浮躁的大环境中，学生更希望学那些对找工作有直接帮助的课程，所以某些专业课程更有吸引力。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目前从毕业生那里得来的反馈还很不错。我相信我们的道路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