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元镇——立稳脚跟（三）

（转自：真实的卢元镇）

到教务处当副处长，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仕途生涯，很短暂，却很受教益。接到调动通知，我没感到有什么意外，因为那个时候，大学中“官本位”已经从一种潜规则成为左右大学命运的价值观。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研究生同学当了官，有的当了省体委体委副主任，有的当了科研所所长，有的当了体工大队大队长，同学田雨普回到哈尔滨，就当了体院副院长。

大学的“官本位”的形成是文革后提倡“学历社会”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大学过度的政治操控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历史上中国就有“学而优则仕”（其实还有后半句“仕而优则学”，从来不被提到）的传统，它的变种就是当代的“官本位”至上的治校理念。

中国大学里有三支队伍，一支是后勤，他们控制着学校的财物资源，因此具有经济优势。他们是在大学里最早富裕发达起来的一群，他们是校园里第一批开上私家车的人。负责后勤的副院长掌控着财权，在学校里说一不二，校长也惧他三分；另一支是政工队伍，他们具有话语和组织的最高权力，因此具有政治优势，它们在评职称的时候都早早评上了“德育教授”、“思政教授”，尽管他们从来不必去上课，它们身后有铁硬靠山，可以在学校里呼风唤雨；第三支就是教师队伍，他们虽然具有学术优势，是办学的主要中坚力量，但在学校分文不值，毫无实惠可言，无论“教授治校”、“教授治学”，都是写在《章程》里的空话，不能当真。

因此，官宦的身份对一部分教师就很有吸引力，每逢学校遴选官员，他们便趋之若骛，钻天打洞，丝毫不怕失身份。一旦选上，立即身价百变，大有鲁迅先生说的“一阔脸就变”的架道。

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被擢用的。在教务处，我分管教学与教务两个科。在中国的大学，不实行“三长制”，即教务长、秘书长和总务长。教务处只是与其它各处平级的一个业务处，我在任时，教务处下设的许多业务科室纷纷独立成为处级单位，如招生办、教学设备科、电教科、师资科、学生科、教材科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为了处，与教务处比肩而立。学校教学系统里的科层管理结构被完全搅乱。它们的独立给学校增加出了一批处长、副处长的官衔，大大加强了“官本位”的价值，但却引起了教务管理的混乱，当年的教务处只能管管排课表、查查老师迟到早退等闲杂事体。

这时的教务处长既没有实权，也没有权威性。大学的教学工作，以及与教学活动直接相关的教学质量问题就降到了非常低下和从属的地位。记得当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出国热，许多学生要求教务处出具成绩证明书，而教务处自己连台英文打字机都没有，每次都要到外语教研室借用，次数多了，就与他们打印试卷、讲义发生冲突。于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教务员成继红向我提出购置一台英文打字机的请求。我便去找设备处商量协调，结果碰了钉子，刚刚升任处长的一位外语老师百般刁难，我几次求情不行，只好向他大发了脾气，一个堂堂的重点大学教务处，竟然为了购置一台价值几百元的打字机都要看人眼色，还不得不大动干戈，真让人寒心。不久，电子计算机开始风行，我再次为北京体院教务处的第一台电脑购置与他发生冲突，结果我私人买了电脑，公家还没有，一些工作只能在我家电脑上操作。

在我去教务处任职之前，还有一正一副两位处长。一位叫郑嘉誥，一位叫牛乾元。前者是我本科时的田径投掷老师，任教务处处长时间已经多年，很有经验，在教务处的公文柜里有他整理的两摞笔记本。多年来所有与教务工作有关的文件条款都有详尽记录，因此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像查看锦囊妙计一样，立刻可以査到答案。看到这种景象，我深感自己的副处长宝座坐不久，我连上课都从来不记笔记，怎么会花时间去抄文件？后者是我的体操课老师，善于动笔写作，起草重要文件都是他的事情。他与我私人感情很好，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在它们指点下工作，但我感到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最终适应这项工作，尤其是对政策法规的学习和熟练运用要花很多时间才行。

我在教务处人缘很好，与年青同志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有许多共同语言，我经常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替他们承担各种责任，他们将我当做一个争取权利的代言人。后来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也想开展几项教学的改革工作，如调整学校的作息制度、学校的学期划分、教师的考核制度等等，向主管院长汇报后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让人意外的是，提出的改革方案在讨论期间就遭到激烈反对。北京体院的教学设备条件不差，体育场馆空间是世界上体育院校中最大的。当时一位巴西的体院院长参观后说，你们的学校设备可供两万人使用，而我们供三千人使用就不够了。因为我们的场馆每天闲置的时间很长，中午不上课、晚上不上课，上午学生都进教室，体育馆长时间空着，到下午则是教室楼空着。从中午11点半到2点半，全校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午睡，学校进入静默状态，所有场馆设施停止开放。当时，我想改变一下体院这千年不变的作息制度，调整一下课表，结果遭到技术课老师的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学生不睡午觉，容易受伤。真如鲁迅先生所言，在中国就是挪动一张桌子，都有人会骂街。

我没有想到一项小小的改革竟然会遭遇如此巨大的阻力，而当老师们把对教务处的攻击发作极致的时候，原来也主张改革的杨福禄院长慌了手脚，他不是出面做解释工作，而是掉转枪口批评教务处不尊重老师。这时，我才意识到教务处是一个受夹板气的单位，使我继续待下去的勇气慢慢消蚀了。

大约是1986年，国家体委科教司院校处的一位年轻人向我悄悄透露党组开会要让我去东北某体院任副院长。我听到后，立即向主管副院长递交了辞呈，彻底了断了自己的仕途生涯。我向教学副院长送交辞呈时，他说：“你想做的事情，与我们不一样，辞就辞吧”。我至今不知道，他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不一样”又指的是什么事情。看来我是一个官场另类。出任教务处的工作，既是我的错误，也是“我们”的错误。

我的一生中，犯过无数次错误，遇到过无数次麻烦，但回头望去，但这次辞职的决策是正确的。在我之前，体院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人辞过职，我辞职的事，大家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但我很坦然。在一个坏体制下，我不能保证我能干成想干的大事情，甚至我不能保证自己不与旧体制同流合污，成为一名昏官、贪官。但我有信心、有把握的是，我能当一名出色的大学教师，一名能受到学生爱戴的大学老师。

我重新立稳讲台。期间我评上了副教授，回到了教研室，教研室老师推选我为室主任。科研处资助我出版了第一本文集《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

但平静的生活没过多长时间，就迎来了暴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