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英语教程》主编、英语教育家李观仪逝世 享年93岁

编者按：著名英语教育家、《新编英语教程》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李观仪教授因病于今晨（2017年2月6日）05时4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上外官微特载相关采访手记，一同深切缅怀先生的崇高人格，追忆她为中国英语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一生倾情教与学，奠基英语教学法

李观仪教授，生于1924年9月，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1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文系，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学系肄业回国。

1956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增设英语专业（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李观仪调入上外工作，开始长达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上世纪九十年代仍坚持教学、科研。

作为上外第一批英语教师，面临教材缺乏、教学无从下手的困境，当时一个班只有12个人，学生大多是零起点，没有英语基础，只能先教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开设精读和泛读两门课程。

她基于自己留学时吸收的国外教学成果，总结自身学习英语的经验，提倡将“交际教学法”应用于中国英语教学，即鼓励学生多听、多说，坚持在课上和课后都使用英语交流，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升英语能力。

她撰写的《传统教学法与交际教学法相结合可行乎？》《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交际能力》等文章，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法，得到学界的广泛响应。

李观仪主编《新编英语教程》（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为了编写更符合中国高校学生学习的英语专业教程，李观仪广泛地借阅资料，“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先后主编出版了八册《新编英语教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编英语教程》已成为最有影响的中国英语专业教材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大学高年级英语教材，一直深受广大高校师生的喜爱，至今仍被普遍使用，并多次再版，在中国英语教育界影响深远。

不辞辛苦尽师职，严师方能出高徒

在一次采访中，李观仪教授谈到做教师的初衷，表示这与家庭有很大关系。她父亲很严格，认为女孩子理想的职业便是教书。而到后来，她由最初的遵从父命，逐渐发自内心地热爱教书，全心投入英语教育事业。

李观仪教授是上外英语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上外出了名的“严师”，在当时的上外英语系“人见人怕”，她后来也曾笑言自己很“凶”。

平日里和蔼可亲的她，在课堂纪律和学习方面对学生极其严格，对违规者毫不留情。她布置的作业，你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些许的疏漏或偷懒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

而上她的课更是必须守时，如果上课铃响后，你的一只脚还在教室门外，你就得把前面一只脚收回去，在门口站上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一节课。等她讲完一个段落或者下一次铃声，方可得到准许入座。即使有“正当理由”，亦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当她了解真相后，她不再批评，而是会谦和地向你说声“对不起”。

李观仪对青年教师更是严格要求。她特别喜欢去听课，给年轻教师挑错，课上稍有懈怠就会被她“发配”去听磁带。上外原教务处处长、英语学院李基安教授，是李观仪的学生。据他回忆，他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二周，李观仪教授就来听课。当时已是冬天，尽管已将备课内容烂熟于心，他仍然上得汗流浃背：

课后，李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问了一句：“讲课讲就是了，出什么汗？！”第二句话是：“以后不要再说‘such kind of”，这是Chinglish，要么“this kind of”，要么“such a ”。第三句话：“课上得还可以，马马虎虎”。第四句话：“走吧，小鬼头。”那年，我不满22岁。谢谢李观仪先生，后来上课不再紧张、不再出汗了，再后来，我去听年轻教师的课，碰到“such kind of”，也会告诉他们改正，因为Professor Lee told me。

不重名亦不求利，坚守善良璞玉心

李观仪于1986年被评为上外教授，并先后获得上海市“劳模”、“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奖项。退休之后，还获得“新中国60年上海市百位杰出女教师”的光荣称号。

而对于这些奖项的看法和评价，她的回答统统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管这些”。名利都是可有可无的虚华表象，李观仪所“管”的，仍然是在英语教育上。

先生生活简朴，省吃俭用，她曾拒绝了学校分配给她的三室两厅的房子，仍住在自己简陋的小房间里。

李观仪还将编教材所得的版权费103万余元，悉数捐赠给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林芯奖”，资助贫困学生和社会实践。“林芯”二字中的“林”是李观仪教授和丈夫杨德顺先生的姓氏中各挑一个偏旁组成，“芯”意即“一片寸草心”。在捐助时，她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见报，不要宣传。

在一次整理屋子的时，她的外甥还发现了许多张她捐助贫困山区孩童的凭证单。而在此之前，从未听她提起过这些事。

1993年4月30日，李观仪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仪式上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致贺词。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李观仪教授堪称楷模。

在谈到教师具备的素质时，她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有敬业精神，要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不仅对学生的学习严格要求，也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必须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她自己言行一致，一直工作到70岁才退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是早上五六点就出门去工作，晚上要七八点才到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学上。

对于当时一些同事双休日兼职给其他学生上课的现象，她评价说：“如果没办法全心全意地教学，那还对得起那些喊你叫‘老师’的学生吗？”

值得一提的是，李观仪教授的生日是9月10日，这一天是教师节。

此时此刻，先生已离我们远去。让我们共同为她祈福，愿她那美丽的魂灵得到安息：

李观仪先生，您一路走好。

【李观仪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李先生，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能否请您先谈谈您学习的经历？您很早就开始学英语了吧？

李观仪：我小学读的是上海光华大学的附属小学，就在现在的展览馆对过。我家当时住在那里。那个学校在隔壁弄堂，去起来挺方便。中学现在叫“智诚勇”，一般性的学校。为啥定这个学校呢？我们父母都很老派的，学校要近一些，每天自己进进出出，阿姨接送方便一些，这两个学校都挺近的。

英文是小学三年级开始读的，三年级到六年级么也读了四年了，中学里读了三年，一共七年。那个时候口语什么的都没有的，只有两种练习，SPELLING 还有 DICTATION，翻译都没有的。我对英文比较喜欢，没有人逼我学。我生词全读出来，课文我都读出来了。课文假如你不读，那么一般写不出来什么的句子或者作文。

后来因为父亲去香港工作，我们全家也迁到香港。那里的公立学校都讲广东话的，我不会粤语，我父亲朋友的两个女儿也不会，都去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全部用英文的。第一个学校是天主教会办的，是朋友介绍的，意大利的天主教，上课全用英文的。奇怪的是，我这个毫无英语听力口语训练的学生在那所除了汉语课用广东话上课外全部课程都用英语授课的学校里，居然在学习方面毫无困难，听也听得懂，说也说得出。当时当然也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只觉得自己的学习很顺利，不论是英语主课，还是数学、常识等课都能应付自如。

现在回过来想想，其实并不奇怪，在那以前学的七年英语并没有白学。七年中英语词汇学了不少，课文也读了不少，一旦进入说英语的环境也就问题不大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听说练习我并不认为要从头抓起，你假如有了一定的阅读基础，有了词汇量，读了很多东西，在一定的环境下，就方便了。如果什么知识都没有，讲来讲去就这几句话，倒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肯定不会好。词汇量不够、知识不够。

2013年教师节，上外英语学院庆祝李观仪教授九十岁寿辰。

后来我自己选了其它的学校。因为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也知道什么学校在什么地方，什么学校好。我不想去读天主教的学堂。有个学校叫“拔萃”，有男校也有女校。我自己选择读这个叫“拔萃”学校。在那里读好了之后就回到上海了。回来以后总归读书还是要读下去的。我在“拔萃”大概已经读到三年级了。它是这样的，最高的是一年级，最低是十一年级，我大概当时已经读到第三年级了，基本等于高中了，对吧？后来我父亲又调回上海工作了，我回来以后总是还要上学，但又不甘心再去读高中，就于1943年春季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采访人：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前是非常出名的大学。我知道很多名人出自这个学校。您能谈谈在那里学习的情况吗？

李观仪：一进圣约翰就有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就是校方居然让我免修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英文必修课，直接上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英文必修课，课本是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 David Copperfield 全书。在这以前我很少去读一整本的英国文学名著，所以读这本书时很吃力。虽然过去已积累了一定量的词汇，但要顺利地读懂、读通这一名著，已有的词汇量显然是太少了。于是就下苦工夫，每个生词都查词典。有些单词查过又忘记了，还得查上好几遍。这死工夫没有白花。一本名著读完后，发现以后读任何英文作品时，要查的单词不多了。

在圣约翰大学我主修英国文学，必须进行大量阅读，不论是必修还是选修课，都读大量英国原著，同时也要写读书报告等等。这些读和写一半是进一步打基础，一半是不断提高。至于听和说，圣约翰大学上课基本上全是用英语上课，说的机会虽不多，但有了大量的读写，听说都非难事。

采访人：李先生，您在中学、大学里英语学得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吗？

李观仪：我学习英语的经历比较特殊，和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如果说经验，也可以小结几条：

一是学习一门外语，兴趣和主动性都很重要。我自认从小对英语有一种好奇心，于是就有兴趣去学。二是有了一定的词汇和阅读基础，在有利的语言环境中去学听说并非难事。

此外，我在基础英语学习阶段，主要的练习或测试形式就是拼写单词和听写短文，这两种练习形式对于学习很有好处。前者促使学习者熟记单词，以达到大量积累词汇的目的，后者对我自己来说在以后的大学学习中起了很大作用。那是因为，在大学不论是本科学习还是研究生学习，都必须记大量课堂笔记。我在听英语讲课用英文记笔记时从未感到困难，这的确应该给听写练习记一大功。

我的七年基础英语学习是漫长的，也是很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但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却也能把死的知识转化为活的技能。可是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主张在今天的英语教学中依旧采用过去的那种传统老办法。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路，采用新的方法，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我们的英语教学水平。

采访人：李先生，那您大学毕业就出国了吗？

李观仪：没有，读好了之后就上海的一个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有个学校叫“协进”，在协进教书，教高中学生，教两年。但是我心里面总是想出去（出国）的。家里面有报纸，上面有关于出国读书方面的奖学金呀什么的。我父亲是很传统的人，和子女间不大有交流。不知道是谁和我母亲说我想出国学习。反正后来我父亲晓得我在翻报纸，一天到晚翻，关心去国外留学。后来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对父亲说了我的想法。而我有两个哥哥，父亲也想让他们出去学习。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工作了，都不想出国了，只有我想出去。我们的家庭是老派的，家里总是儿子优先，儿子不去才让我出去。他们不去，后来就让我去了。那时候出国没有现在便当，要坐船的，一坐就是很多天。在选学校时，总是选择离上海近一些的。当时父亲有个朋友在美国的西海岸。我就申请了那里的斯坦福大学。很顺利就被录取了。

2014年教师节，校党委书记姜锋看望李观仪先生，在病榻前聊起最新改版的《新编英语教程》。

采访人：您出国得时候多大了，在国外生活、学习情况怎么样？

李观仪：总归是大人了呀，你想想看，大学毕业，23岁，我1948年出去的，我是1924年生的，虚岁25岁。斯坦福大学英文系认为我已学的本科课程不够研究生标准，于是补了几门本科必修课程。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课程，要求读英国原著的量比过去要大得多，写得更多。在那样的环境里，听说的机会当然有的是，但也要争取主动，尤其是说，一定要主动去说。例如那时在斯大有十来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多数学理工科，听读英语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他们多年生活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说英语是有些困难的。不久，国内解放了。当时在国外读书，国内情况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不敢回来。研究生毕业了也留在那里。我研究生读的是英国文学。当时想，英国文学硕士到这种程度么也够了。而且，我想英文拿到国内去毫无用处，因为当时国内都学俄文，谁读英文啊？所以我想，英文回去也没有用场，那么就学习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总归要的呀，所以就到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专业再读一个硕士。半工半读，读书要本钱的，那么只好半工半读，一边工作，另外一边上课，就这样。

采访人：您当时没有考虑留在美国吗？

李观仪：去密歇根得时候已经是五几年了，大概52、53 年吧，国内已经解放了几年了。留在美国总是可以的，当时有很多人都留下了。我不想当二等公民，一直想回来。有些同学回来了，他们有人给我写信，我就知道国内也蛮好的。当时我大哥到香港，听大哥说国内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我就回来了。53年的时候我回国了。我当时读的图书馆，国家就分配我到华东化工学院，那个时候的华东化工，现在叫华东理工，最早叫华东化工学院，现在叫华东理工大学，在梅陇。在学校的图书馆做了三年。1956年，国家不是又要英文了吗？上海市里面把我调过来，那个时候是56年。过去我们叫俄专，后来才叫外国语学院，56年开始有英文，就一直教到后来退休。我退休得晚，1994年，退休了以后也在编教材，也经常去学校。所以算下来，我在上外工作了40来年。

采访人：您都教过什么课程呢？

李观仪：刚刚开始的时候，总归一两年级的内容，刚刚有英语专业嘛。当时我们做青年教师和现在不一样。住在学校里，也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早上很早就到办公室。上完课也经常在教室和办公室，辅导学生，给他们答疑，晚上也是这样，很晚才回到宿舍。所以和学生特别熟悉。后来教高年级，还有研究生。给研究生讲的课是“学习和研究方法”。

采访人：李先生，您现在在全国的英语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中间很有名。很多学校都用您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我就是这套教材的受益者之一。听说现在这套教材使用量还是很大。您能谈谈当初编写这套教材的情况？

李观仪：《新编英语教程》第1-4 册是上世纪80 年代的产物。5-8册是90年代逐渐出齐的。一般都是先用油印材料，逐步改进，然后出书，出版以后也不是万事大吉，还要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修改。最初编写这套教材时正赶上国外的交际教学法盛行。我们引进的国外英语教材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拿来主义”。但是我总觉得国外教材不符合我们具体的要求，而且交际法的不同体现往往有偏颇之处。我认为看问题必须全面，不能只听一家之言。对我们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对于传统的英语教材要有恰当的评估。我们编写《教程》的指导思想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我们认为不同的教学方法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要求。各种方法有其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就想最好是采用各家之长，结合我们的具体实际，制定我们自己的原则。《教程》就是这种构思的产物。

2010年11月，校长曹德明在李观仪先生家中看望，询问健康状况。

80年代以后的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入学时应该说都已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一般来说，听说能力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在一年级时要侧重听说能力的训练。所以在一年级必须抓好听说训练。语言毕竟是以口语为第一性的，在一年级过好了听说这一道关，以后的学习就能顺理成章、立竿见影了。怎样编写听说训练材料不是一个小问题。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机械性句型操练加对话。对这两者的操练一般是熟读句型和会话到背得出为止，没有很多灵活性。我们认为这种死记硬背不能训练出真正的听说能力。我们的做法是保留句型操练，但以情景句型操练代替机械句型操练，而且在操练时强调灵活性。句型操练能使学生牢固掌握语法句型，但那不是听说训练的全部，还要有对话。我们编了两大类对话，即情景对话和功能对话，并配以角色扮演等练习形式。我不主张死记硬背，而是要求灵活多样地进行听说操练。如果在一年级打好坚实的听说基础，那么以后的英语学习全部用英语来操作就不成问题了。我们主张高校英语专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不论是什么英语课程，必须要把英语听说贯彻始终，不论在课堂上还是课后，尽量用英语这工具来沟通思想。

我一直强调英语学习中读写的重要性。《教程》第一、二册虽侧重听说训练，但每单元所有课文都要求学生理解和吸收语言材料。也有写的练习，务必使学生有个写的良好基础。《教程》第三册以后都以课文为主。为了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学，每单元的主课文（Text I）都配有读前思考题，找主题思想，从上下文猜测词义，查生词、查有关背景知识等不同的练习，使学生脱离传统的被动学习地位，而能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每单元有三篇课文，Text I是主课文，TextⅡ是与Text I 题材相仿的副课文，TextⅢ是各种不同的书面材料，例如广告、百科全书某一页内容等等。其目的是使学生能接触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材料，对这几种课文的处理，绝不能使用传统的教师满堂灌的办法，而要求教师采用各种办法促使学生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对写的安排是从写句，到段落、到短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让学生在写的过程中不论遣词造句还是构思作文都有所遵循。

在选课文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选经典的，不选时效性强的文章。因为经典的文章经过多年的沉淀，被大家认可，有思想，文笔好，百读不厌。而那些刚刚出版的东西，比如报纸、杂志上面的文章，它们很新，可能就是当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教材要长时间用下去的，这样的文章总有过时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没有经过时间的选择，不见得是好文章。

采访人：您做了这么多年英语教师，对我们今天这些后辈有什么建议吗？

李观仪：首先要强调英语师资必须合格。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合格的英语教师呢?他们首先必须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有良好的听说读写技能。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中小学英语教师和高校英语教师有同样的水平，但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最基础的准确流利的语音语调、全面的语法知识、一定量的词汇、应付自如的听读技能和流畅得体的说写技能是最根本的要求。

1994年，上外校友、演员陈冲返回母校时与恩师李观仪合影。

教师要掌握灵活多样、符合实际的教学方法。过去那种满堂灌、逐字逐句讲解的做法已不符合今天的要求了。不论是教哪个层次的学生，教师必须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学习。必须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去。尤其是在以英语为重点的中学里，或者在高校英语专业里，教师必须以身作则，用英语进行教学，同时要求学生用英语进行思考，用英语交流思想，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会融会贯通，用英语进行各种活动了。

最主要的是教师要有敬业精神，要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中去。对教学要专心致志，不辞劳苦，精益求精；对学生要因材施教，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思想动态，要教学生怎样去学习，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对学生的学习要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对自己也要严格要求，必须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采访人：谢谢李先生和我们谈了这么多您过去的事情，也非常感谢您给青年教师提出的建议。【部分内容整理自《外语教育往事谈（第2辑）：外语名家与外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和《文脉守望：听前辈讲上外故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原题为《SISU ┆【逝者】永不磨灭的红烛情：沉痛悼念李观仪教授》）